《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N1894)》，戴东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89.00元
近代国人之觉醒，诚如梁启超所言:“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战争的失败深刻地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历史:割地赔款使系在清政府项上的枷锁更加沉重，衰相毕露;日本则大赚一笔，进一步推行对外扩张，迈上了一条侵略亚洲的不归路。
深入了解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史，意义不可谓不重大。但事实上中国学界对此的研究非常不够。若以驻外使团为视角研究中日关系史，研究者需精通至少中、日、英三门语言，而且要掌握大量档案、信札及回忆录等，这一解读过程既见功力，又须工夫。最近我读到的《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N1894)》庶几近之。
晚清驻日使团直接参与了中日交涉，更为了解内情，以之为视角研究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史，可更清晰地揭示历史的来龙去脉。作者在大量阅读中日双方档案及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逐章梳理从何如璋至汪凤藻的六届晚清驻日使团对日交涉的过程，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晚清驻日使团在近代中日交涉中的作用。
在学术上，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色。
第一，该书既能详细考证使团组织构成等细节问题，正(副)使人选原委、使团成员构成、分工、在日各地驻扎分布、奖惩情况等，又能以正使这一主要当事人的活动为主线，抓住驻日使团在对日交涉中的主要事件加以分析，详略得当，张弛有度。
第二，学术研究贵在承前启后，有的放矢，该书每章在分析前人结论后，对诸多史实有针对性地做了修订。如就李鸿章对何如璋之负面评价、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泰西》篇之史源、所谓黎庶昌“放弃琉球”论、中日《天津条约》的意义、徐承祖雇佣日本间谍之身份等大量问题做了考订和修正。
第三，在附录部分整理了甲午战前历届驻日使团人员名录及在日各地驻在情况，甚至详至驻在起止时间及月薪，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
第四，各章节结构紧密，逻辑得当，论证如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部分章节虽曾前期发表，但作者在集结成书时，对全文体例及章节衔接都做了大量统一与修改。这使得该书虽每章侧重不同，全书内容却为一个有机整体，读来引人入胜。
日本挑战东亚“华夷秩序”
1882年7月23日(壬午年五月)，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暴动的士兵及民众袭击了王宫及日本使馆。此时，距离中国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抵日已6年，新任的第二届公使黎庶昌也于前一年走马上任，着手通过近代外交这一对中国人来说略为新鲜的模式处理中日朝间的国际关系。敏锐的触角使黎庶昌先于
清政府从日本外务省方面得知了兵变的消息。
中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对于朝鲜局势的关切自不待言。于是，黎庶昌第一时间便电报北洋大臣张树声(李鸿章正回乡丁忧，故由张署理)，扼要地介绍了兵变的情形。随后，在了解分析局势后，黎庶昌提议出兵朝鲜、调停朝日争端，最终得到了张树声的同意。于是黎庶昌便照会日本外务省中方拟出兵朝鲜，“保朝护日”，请日本不要“见疑”。不料日本非但不领情，反而挑起外交争端，焦点便是朝鲜和中国的关系问题。日本外务卿吉田清成针对中方照会中有“朝鲜为中国属国”一句，回复说“本大臣看此，殊为愕然。夫朝鲜国曩经与我国缔约以来，对面以礼相待，视为自主之国”，显然是要否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
日本自古吸收中国文化，不仅熟知华夷秩序，甚至在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时一度称臣入贡，以属国自居，主动加盟。所以，日本不可能不清楚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吉田清成的不解只是明知故问罢了。
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从汉唐至19世纪一直是统治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这一传统秩序所倡导的，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辐射关系，即以中国君临天下的垂直型国际关系体系。在此体系中，首先，政治上以册封制度为形式，周边国家之“国王”须由中国“皇帝”册封，方可获得统治合法性。而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则对其予以保护、优待，但不干预各国内部事务。其次，经济上以朝贡贸易为依托。作为藩属，“夷狄”国家定期来华朝贡，中国则给予赏赐。再次，军事上以武力征伐为保障，既保护各属国之安全，也维护了秩序的存续。历史上，朝鲜、越南(安南)、琉球等都是华夷秩序中的稳定成员。所以，中国在朝鲜动乱之时出兵相助，既是履行宗主国应有之责任，符合“华夷秩序”的原则，也是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延续。
那么，日本又何来一问呢?这一问的实质意义是向东亚“华夷秩序”挑战。
其实，这已不是日本第一次就中国与藩属国关系发难了。早在何如璋与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就琉球问题进行会商时，寺岛就抛出言论，提出中国虽声称琉球为己之属藩，但日本萨摩藩亦与琉球有三百年宗藩关系，且所属与否，须以实际管理情况为依据;日本对琉球是收受租税的实地管理，比起中国的朝贡册封更有实际效力。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仍每在“有所作为”前，便就“属国”问题与中方驻日公使及总署多次展开口舌论争。
近代中日外交关系始于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而签订此条规是日本提议的。对此，清政府最初本以“大信不约”为由予以搪塞。不过因日方一再坚持，清政府不得不权衡利弊，最终缔结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较为平等的邦交条约。条规第四条规定“两国均可派秉权大臣并携带眷属、随员，驻扎京师”，为中国派遣驻日使团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清廷并未马上遣使，而促成使团赴日的直接原因，仍为日本所致———遣使处理由日本挑起的台湾事件。
从随后的历史来看，中日间的外交交涉也一直围绕日本所挑起的琉球问题、朝鲜问题及要求修改条约这三大要点。可见，中日间的近代外交关系，基本上处于日本主导、中国应对的模式。日本选择与中国立约，绝非出于两国古代的友好历史，而是将中国这一东亚传统秩序的盟主，拉入以国际法为解释框架的近代外交体系中，以便实现瓦解原有秩序、进行对外扩张的目的。而中国则仍希望通过派遣驻外使团这一近代外交模式，维持传统秩序。“华夷秩序”属于东亚传统秩序，其存在的合法性本非近代外交理论所能轻易解释。这也难怪中方在向日本说明中国与琉球、朝鲜的宗藩关系时，只能以自古如此、“众所共晓”(黎庶昌语)来解释。所以，中日间的外交交涉不仅在理论框架上不对等，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矛盾，这决定了单靠驻日使团的外交努力，解决不了中日间的纷争。
维持“华夷秩序”徒为幻梦
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何如璋早于在任时就曾向李鸿章建言“不嫌失和，和始可保”，指出如对日本吞并琉球听之任之，将来养虎坐大，后果不堪设想。参与调停琉球问题的美国外交官杨越翰也曾诚恳提醒中国:处理对日交涉的关键不在条约而在自强。可见，中美两国外交官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谋而和，且后来的历史也验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那么，清政府为何不听建议，最终遭受甲午一败的重创呢?
究其原因，还是清政府腐败愚昧，昧于世事，仍做着天朝上国的黄粱美梦，幻想一味忍让，单靠外交交涉，即可换来万年太平，维持原有的“华夷秩序”。思想的束缚与局限使他们因循守旧，不能适应新的国际形势。他们不会听取何如璋“一面辩论一面出兵暗示日本必争”的上策，不能接受琉球问题谈判时日本提出“南岛归中国”的分岛案，不可想象“废除朝鲜国王改朝鲜为行省”的提议，因为这些都不合“华夷秩序”的礼制，更不要说放弃这一传统秩序了。至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处理对日争端的方式仍是消极隐忍，一味求和，直到日本率先攻击后，清军才仓促迎战。一次次的失策与“无策”(何如璋语)最后使得偌大帝国落得不仅失了宗主国的“面子”，更沦为不能自保的境地。从这一点说，日本的对外扩张也“得益于”清政府的软弱。日本虽明治维新后不久就侵略台湾，并一步步吞并琉球，但国力军备均在清之下，就算清廷军备如何不足，仍有过半胜算。更何况北洋舰队在长时间内一直强于日本。所以，正是清政府的因循守旧、软弱无能，纵容日本最终否认中朝宗藩秩序，挑起了甲午战争。
重新评价驻日使团的作用
尽管清政府昧于国际形势，仍在“华夷秩序”的框架内处理东亚国际关系，但晚清驻日使团在对日交涉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使团担负起繁琐的对日直接交涉工作。中国本着与日亲好和睦的宗旨，在做出相关决定时，都事前通过驻日公使及日本驻华公使告知日方。不过，日方却常无理取闹，故意制造“照会争端”等外交风波，致使中国驻日公使花费大量时间与日本外务省或文书往来、或直接面谈化解“误会”。直至甲午战争爆发而归国前，使团仍未放弃与日交涉的任何机会。
其次，自首届何如璋使团起，历届晚清驻日使团都广泛地接触了解日本社会，收集相关情报、资料。这些资料涉及日本的基本国情、财政军备、内政外交、社会民风，乃至日本政府高层变动等多方面的内容，为清政府了解日本提供了依据。其中的一些重要情报，甚至是公使雇佣日本间谍收集的。如善加利用，可大有作为。如何如璋的《使东述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成为甲午后国人认识日本的至宝，而黎庶昌、杨守敬辑刻的《古逸丛书》至今仍嘉惠学界。
再次，更重要的一点是，驻日公使在掌握相关信息情报的基础上，积极为清政府建言献策。如何如璋就解决琉球问题提出“琉球三策”，黎庶昌的出兵建议直接促成了壬午兵变的成功解决等。
由于时代及认识的局限，时人对这些外交人员的评价毁誉参半。受此影响，后人对晚清驻日社团也未能给予公平的评价。故此，本书可谓不仅揭示了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史，也为晚清驻日使团在对日交涉中的卓越工作正了名，值得细细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