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大学薛文礼老师的《大同民俗文化形态研究》，对我触动很大，我很愿意藉此谈谈我对研究区域性民俗文化的理解。
我之所以看重对民俗的研究，有两点，一是其对政治“遮蔽”民生的“去蔽”功能，一是其在全球化的今天，重新确认自我的功能。
先说其对政治“遮蔽”民生的“去蔽”功能。“文革”是一个极端政治化的时代，在其高度发狂的时段，甚至人们的日常用语也充满了政治色彩，私密化的个人书信，在开头，也要先用流行的政治语言，表示自己在政治上的忠诚。“语录操”“忠字舞”“强塑”着民众的身体、动作，“早请示”“晚汇报”规训着民众的语言。这样的政治空气，真真如自然界的空气一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甚至在我插队的穷乡僻壤的生产小队，也是如此。但是，就是在那样疯狂的历史时段，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仅仅是在乡下，就是在城镇中，民俗也仍然点点滴滴地渗透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话语，终于败在了民众的口头话语之下。民众是本能地用民俗来抵制政治对个人日常世俗生活的“强奸”与“改造”，用民俗来保卫了自己作为“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权利。许多年以后，当我从乡下进入高校读书之后，我恍然明白了五四时代鲁氏兄弟何以会对搜集民间佚事乡村野史不遗余力，何以会对民间文学投以极大的热情。民俗体现的是建筑在生存需求基础上的最本然的最真实的民众的生存形态，民族最稳固最深隐最久远的价值形态，则潜藏其中。只是在五四时代之后，民俗被冷落到了一边。如此延续，一直到了全球化的今天。这就引出了我要说的，研究民俗，其在全球化的今天，重新确认自我的功能。
今天，传统民俗在民众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日趋式微，且越来越让人感到陌生，许多地方性民俗，你如果问问当地入城读书的大学生，他们会很茫然地看着你，无以作答。传统民俗在广大民众生活中的实际失去，或者发生的变化，正在深隐的层面上，说明着中国民众自我身份的日渐模糊。研究民俗，不是将民俗置入“博物馆”供人参观、怀旧，而是研究我们今天民众的真实的生存、存在形态，并在这一研究中，重新确认中国民众的自我身份。
正因此，当传统民俗离我们今天渐行渐远之际，我们首先是要梳理、澄清传统的民俗形态是什么，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还要因此站在今天，从今天的维度出发，看看这些传统民俗在今天还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存活多少，失去多少，何以存活，又何以失去，从而试图说明我们今天的存在形态，并进而来判定我们今后将要向何处走去。
在我插过队的山乡，由于大山的阻隔，道路的不畅，说“十里不同音，八里不同俗”或许过于夸张，但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民俗，却是人所共知的。在民俗研究中，对民俗的区域性，应该有着足够的充分地重视与尊重。研究民俗的区域性，有三个方面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第一，区域性对专制集权文化的解构作用。专制集权文化在中国久远的历史中，一向占据着统治位置并作为负能量影响着我们的存在，这是人所共知的不争的事实。但民俗的区域性，却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作了解构作用。山西有个流行的说法：浑源的女子美如花。我曾经以为是那里的水土好，女子貌美如花。但留意观察，却又不然。事后明白，是因为那里在历史上曾经频频发生外民族与汉民族的战乱，血缘相杂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因为，由于民族之间的战乱，专制集权的统治就难免难以稳固，于是，给了这个地方的女子以更多的生命自由实现的可能。是生命得以自由实现而形成的气质、风度、神韵等等，让浑源的女子美丽如花。民谚云：深山出俊鸟，那道理也正在于，深山是专制集权难以深入达到的地方，从而给生命的自由实现以更多的可能，让生命以不同于专制集权文化“强塑”下的生命形态的形貌出现。正是民俗的区域性，使不同的生命形态、风貌，有了突破专制集权文化束缚而存活的可能，并因而实现了如同美丽的大自然一样的多姿多样性。马克思曾经说过：“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精神是这样，人的生命形态更是这样，而民俗的区域性，则在这个方面提供了正能量。
第二，弱势区域文化与强势区域文化的双重关系。一般说来，经济强势的区域，其文化亦为强势文化，反之亦然。弱势区域文化在面对强势区域文化时，往往以强势区域文化作为自己学习、效法的榜样，从而失去了自身的民俗文化。譬如，中国青年一代对西方情人节、平安夜、玫瑰花，对西方、香港衣饰打扮、待人接物、礼仪举止的重视，超过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表现的重视，即是一个显例。同类的学习、效法，有时会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这就是西方后现代所说的“东方主义”即东方究竟是东方人的东方，还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譬如，当西方赞美中国传统的风土人情、风物风情如农家小院、四世同堂、乡间野景、北京胡同等等之时，中国民间也就会将此视为难得的美好而倍加重视，如果没有西方人的赞美，则未必然。弱势区域文化与强势区域文化这样的关系，是需要我们给以相当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的。
弱势区域文化与强势区域文化的另外一重关系是，弱势区域文化学习强势区域文化并因此变革自身习俗的必要性。譬如：类似聚餐时的分食制、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购物时的AA制、老少之间的平等性等等这样的西方强势文化，我们就应该虚心地学习，甚至因此而变革了我们的习俗也是必要的。如果以保护民俗为名，对此类现代文明生活形态予以拒绝，则只能导致保护民俗名义下的封闭与落后。
第三，用先进的现代理论对区域民俗进行价值观照的必要性。区域民俗有着“形”与“神”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的存在，由于长期的疏漏，对区域民俗“形”的抢救与发掘成了当务之急，但在这同时，也不应该忘记用先进的现代理论对区域民俗进行价值观照，以解其“神”的“密码”，打开其“神”的“黑箱子”，这在当前，是区域民俗研究中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很多人之所以有认为研究区域民俗只是搜集民间史实，没有学术思想深度的误解，与区域民俗研究中的这一环节过于薄弱有关。我很欣喜地看到，这本书的作者薛文礼老师，在各章的最后一节，都试图用相关的现代理论来对自己在前面几节所评述、分析过的民俗现象，在价值层面上，作理论性的探讨，且这种探讨，有相当的深度。
我希望有更多的薛文礼老师这样的人投入到区域民俗的研究中来，当每个区域的民俗都开出了艳丽的花朵之时，那也就是生命的多姿多彩盛开之日，我殷切地期待着。
（《大同民俗文化形态研究》，薛文礼著，三晋出版社201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