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 （资料照片）
顾维钧与宋美龄 （资料照片）
从1912年担任袁世凯英文秘书初登外交舞台，到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挺身而出声名鹊起，从1945年代表中国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到1967年告别海牙国际法庭全身而退，“近代中国第一位职业外交官”顾维钧纵横外交界55载，不仅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还留下了一部长达600万字的回忆录，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近日，市面上已难觅踪影的《顾维钧回忆录》由中华书局修订重排，整套印行，这部厚重的回忆录又重新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被引用最多的外交官回忆录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这是顾维钧对1919年6月28日的回忆。那一天，巴黎和会落幕，顾维钧所在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不平等条约《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顾维钧既做过驻美国、英国、法国的大使，也做过驻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代表，还做过外交总长、外交部长，在民国时期拥有如此丰富外交履历的外交官仅此一人。在20世纪的许多外交事件里，顾维钧或是决策者，或是参与者，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录，这些记录对研究历史非常重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的印象中，《顾维钧回忆录》是外交史领域中被引用最多的一部民国外交官回忆录。
首都师范大学原校长、历史学家齐世荣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在研究工作中参考《顾维钧回忆录》。“这部回忆录属于第一手史料，对于研究中国外交史很重要。我可能是最早利用这部回忆录的中国学者之一。1985年，我在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就引用了《顾维钧回忆录》。1987年，在日本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一篇论文也用到了《顾维钧回忆录》，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那时候，他们还不了解这部书。”
简直是在继续写博士论文
1960年，顾维钧应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该校的“口述历史计划”，历时17年，《顾维钧回忆录》始告完成。齐世荣评价其为口述史上的一个壮举，“500多个小时的录音访问，11000多页的英文书稿，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中国人最详尽的口述史。”
“那时，顾维钧先生尚未退休。他在海牙国际法庭当法官，但是‘家’却在纽约，因此每年要回家度假三个月。我们就乘他的这三个月假期访问他。”2000年，作为当年访问者之一，已故历史学家唐德刚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顾维钧先生活了近一百岁，做了一辈子外交官，他老人家又是一位心细如丝，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和详尽的日记作家。他把每日所处理的公私大小事务，都不厌其详地记下来，公私文件也全部保存，真是海内外所仅见。他个人文件保存得非常完整和有条理，不像李宗仁先生那样片纸毫无，或胡适文件那样杂乱，或黄郛文件像个字纸篓。顾维钧所有的‘私档’，都是条理分明，分类储藏的，把它们稍加整理，便可随心所欲，若有所需，探囊可得。”
虽然文档资料相对齐备，但由于顾维钧非常看重回忆录，许多史实都要逐一核实，令唐德刚感到工作十分繁重。“顾氏不只是位外交家，也是一位‘博士’出身的学者。如今他写回忆录的办法，简直就是在继续写他的博士论文。等到他度假结束，回海牙上班去了，我才吐口气。”
出版国民党外交家回忆录
1980年，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陈鲁直获悉，《顾维钧回忆录》已由哥伦比亚大学整理完毕，准备出版。他很快把这一消息转告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刘大年。此书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国民党外交家的回忆录能在北京出版吗？几经准备，1982年7月，刘大年分别致信邓颖超、廖承志，请示出版《顾维钧回忆录》事宜。廖承志、邓颖超先后批示：可以出版。
1983年，《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出版的时候，复旦大学教授金光耀刚刚读研究生，“是这本书把我逐渐领入外交史研究这个领域。实际上，我同辈的很多学者都是利用这本书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回过头来看，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功不可没”。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蓝至今仍以拥有一套完整的初版《顾维钧回忆录》为荣。这套从1983年到1994年陆续出版的13册回忆录，“坊间整套留存者甚少”。
经常有读者问中华书局编审陈铮，《顾维钧回忆录》为什么要分册出版？作为初版的责任编辑，陈铮这样解释，当时预计全书译文500万字，计划五年之内一次性推出。但在实际工作中，预计的500万字增至600万字，翻译、校对任务量巨大，五年内难以出齐。而此时顾维钧已是90多岁高龄，为了让他能够目睹回忆录出版，出版社决定尽快分册印行。“1985年，《顾维钧回忆录》第3册出版后，我马上把样书航寄给顾维钧，顾先生看到后非常高兴，但不久就过世了。”（本报记者 杜 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