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形象、中国文化的观察与反思，有自省、比较与“旁观”三种视角，“旁观”亦即外国人的“中国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重视倾听外国人述说的“中国故事”。在对外国人“中国观”的借鉴中，人们似乎更重视“西方的视野”及相关文本的翻译，出版了一些论著，如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译丛等；而对于东方视野的中国观，包括我们的东亚邻国历史上和现在是怎么看中国的，还缺乏必要的梳理与研究。最近出版的刘焕阳、刘晓东著《落帆山东第一州：明代朝鲜使臣笔下的登州》，是探析“东亚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的拓荒之作，它将“朝鲜的中国观”落脚在处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上的登州古城，细化、深化、具体化了朝鲜版“中国故事”的情节，从某一侧面充实和丰富了“世界的中国观”的内容。
既以“明代朝鲜使臣笔下的登州”为研究视角，该论著在材料的占有与运用上也就有了新的天地。不同于一般地域文化类论著以方志、乡土志、家谱、乡贤著作等地方文献与当地考古资料作为材料依据，该论著以［韩］林基中主编的《燕行录全集》《燕行录续集》、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袁晓春编著《朝鲜使节咏山东集录》等明代朝鲜使臣出访中国的随行纪实和诗歌，作为主要研究资料。国外资料的运用，给人以“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感觉。
论著通过域外资料再现了当年登州古城的山水景观、风景名胜、官场生态与文化遗产，也记录了外国使者对中国风情与中国文明的观感与体验。相对于“西方的视野”，朝鲜使者的“中国观”有以下特点：一是时间更早。论著中提到了明初进出登州的朝鲜使节如曾多次出使明朝的郑梦周（1337—1392），与他们留下的诗、文，要早于西方传教士留下的“明清之际西学文本”，更要早于19世纪以来西学观察家留下的“中国故事”文本。二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理解更深。明代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其中不少人是著名的理学家和诗人。他们来到登州，或纪行遣兴，或登高怀古，留下了不少吟咏登州及其景观的诗篇；他们还与登州当地官员及文人进行诗歌唱和。来自西方的观察家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可以写出流利精美的汉诗并与中国文化精英进行无障碍的题赠交流，西方版的“中国故事”也就不会有“朝鲜使臣咏登州及其景观诗”、“朝鲜使臣与登州官员及文人的诗歌唱和”这样的篇章。三是对中华文化更为崇尚。西方传教士曾经“崇华”，但到了近代“蔑华”占了上风，而朝鲜使臣是带着朝拜心态来的，因此朝鲜使臣的中国观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该论著有特色，有深度，也很有价值。探寻朝鲜使臣的中国观，不仅可在学术上使“世界的中国观”在时空上更显完整，还可以为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起航地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蓬莱，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事业产业的开发，提供知识体系与研发视角上的强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