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厘清了汉魏六朝文人对辞赋文体的认识及其文体观念。作者在该书中提到，涉及到该时期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赋的辞章、技巧等方面的讨论。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指出了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虚拟“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这三个人物进行构篇的特点，之后皇甫谧对左思《三都赋》、挚虞对枚乘《七发》的结构、题旨等，都有更细致的阐发。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所谈到的类似如何用韵，赋的结句如何化单为复的问题(“往曾以兄《七羡》‘曰烦手而沉哀’，结上两句为孤，今更视定，自有不应用时期当尔”)，赋的首———腹———尾三段如何安排的问题，等等，这说明汉魏六朝文人对于辞赋这一文体的形式特征、结构安排等等，已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作者对以上材料的钩沉和阐释，对于如何认识中古时期的文体观念，无疑有启发意义。
四、阐明了汉魏六朝赋学批评中的重要范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建立在文学创作基础上的赋学批评，反过来也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文学创作。作者指出，在汉魏六朝赋学批评中出现的“丽”、“形似”、“体物”、“神化”、“味”等范畴，随着历史的展开也渗入了其他文体的批评并逐渐上升为重要的理论范畴。这些重要的文论范畴，最早都是出现于赋学批评之中，而且，正是以此为中介，上述范畴通过赋学批评而逐渐介入、扩展到了古代诗歌或其他艺术门类的的批评领域之中。尽管上述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在不同的批评语境中，其具体所指有所不同，但是，从其理论形态的本原意义上来讲，它们都与汉魏六朝赋学批评有着无法割断的衍生或递变关系。
从西汉建立至北周结束，跨越了800年的历史风云。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双重互证，注意把握不同历史阶段赋学批评的动向及其与文化背景的内在关联，同时将一些重要的创作现象纳入到赋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了深入考察，清晰地凸现了汉魏六朝时期赋学批评的发展阶段及其理论框架，主要围绕赋的源流、赋史的发展分期、赋的价值功能、赋的形式化的批评、赋家的创作特点和赋作风格的比较、赋的相关范畴“丽”、“体物”、“形似”、“味”、“神化”等问题而展开。由此，作者进而指出，以上诸端，足以证明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繁荣，也足以证明汉魏六朝赋学批评构成了该时期文学批评的主体内容，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超越该时期诗学批评的成果。作者的这些结论，是中国赋学批评史领域的重要创获。同样，对于我们认识中古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史等相关领域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作为海内外的第一部赋学批评断代史，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