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当然只能一本一本地读，更可以选定一组，逐一读去，再前后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温庭筠词云:“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其此之谓乎。我最近就读了一组，其中的三本似有正——反——合之意。
《高阳说诗》一书(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1985年增订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重印版)虽然只是薄薄一本，内容却相当丰富厚重，影响也很不小。
台湾文学名家高阳先生向以撰写历史小说著称，他学问又很大，可谓学者型的作家或作家型的学者。由这样的作者来说诗，自有其特别的优势，为一般常见之纯粹的作家或学者所不及。《高阳说诗》涉及下列诗人的作品:杜甫、李商隐、吴文英、吴伟业(梅村)、冒辟疆、纳兰成德、吴兆骞、顾贞观、陈寅恪，重点在于李商隐、吴梅村、陈寅恪三家，新意甚多，引人入胜。
此书的论题表面看去有点散乱，而研究思路实有一线以贯之，这就是注意诗史互证，致力于通过诗中典故的分析探究其隐曲幽暗的种种奥秘:
以诗与历史的关系来说，像杜甫那样，“善陈时事，剀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乃是以诗的形式来写历史。写历史本有直笔、曲笔、隐笔之分;杜甫的诗史，类多直笔，间有曲笔，但另有一种用隐笔来写的诗史，古人以吴梅村为巨擘，近人则陈寅恪独步。如果个人的感情与秘密，因其突出的成就与特殊的地位，亦可视之为历史的一部分，则李义山的诗更值得我们珍视。他的刻意隐藏真相，使得他的诗具有一种罕见的深邃幽窅，绰约朦胧之美，而又能寄托无限深情，为诗的艺术上的一种伟大的创造。
于此可知，所谓“诗史”有明与暗的两面……(辽教版，第221-222页)
他的工作重点在于研究那暗的一面。按比兴寄托之说古已有之，但往往点到即止，像高阳先生这样就一首或一组诗作深入细致分析并注意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去的颇不多见。书中最长的一篇《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涉及大量的史料和诗歌，其操作的路径颇近于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而可读性又非常好，尤为古代诗注、诗话一类著作中所未有，即近人论著中也并不多见。
高阳先生此书中没有运用任何西方理论，只是深入而老到地分析具体作品，并引导读者注意“古人诗中暗的一面”，希望“引起同好发掘的兴趣”(卷首《增订本序》)。谢绝西洋中介，直接与中国古人原作对话，此是切实可行并为一般读者喜闻乐见的办法。书中有一篇《莫“碎”了“七宝楼台”》，对叶嘉莹女士的名文《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提出严重的质疑，此文开篇不久就用一个妙喻说起自己读叶文后的困惑道:“我真不知她用一把欧美名牌的钥匙，怎能开得中国描金箱子上的白铜锁?”(第133页)既然分析解说的是中国古代的或近人用古典路径写成的诗，要开这样的箱子，就得用同这种描金箱子白铜锁配套的老牌白铜钥匙。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般情况之下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有某种所谓万能钥匙呢?欧美名牌的钥匙能不能打开中国古代诗歌之锁?或者反过来，中国名牌的钥匙能不能打开西方诗歌之锁?双向进行如何?怎样打开?打开以后所见是否有异?可研究的问题丰富得很啊。
江弱水先生《古典诗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10年版)一书的思路同《高阳说诗》正好针尖对着麦芒，其绪论开宗明义地写道——
“用一把欧美名牌的钥匙，怎能开得中国描金箱子上的白铜锁?”当年，深谙中国文史的小说家高阳，拿这话来“敬质在美国的叶嘉莹女士”，因为她用了西方现代文评解释中国古典诗词。我在这本书里要做的事，恐怕也会惹来类似的讥评。但是我觉得，换一个比喻的说法也许能更好地描述我的工作，我想拿西方诗学的试纸，来检测一下中国古典诗的化学成分。(第1页)
书中引用了许多西方诗学的理论见解，经他检测，发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确实具有现代性的成分，并且可以画出具有现代性之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序列:
中国古典诗歌内部的两大传统:一个是以陶潜、李白、韩(愈)、白(居易)、苏(轼)、辛(弃疾)为代表作家的、主要受古文与古诗影响的、着重语言秩序和意义传达的古典主义写作传统;一个则是从杜甫、李贺、李商隐到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的、主要受骈文与律诗影响的、着重文字凸现和美感经营的现代性写作传统。这一分宗别派的结论，尽管有古今论者往往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大量的随感与偶谈加以支持，总还没有人从总体上这样讲过……本书的重心在于对后一传统的总结与描述上，我维持了一个大致的框架，用的粘合剂就是这个“现代性”。(第312页)
作者把这后一条线索的起点放在南朝骈体文与宫体诗这两块基石上，由此形成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三部分则分别论述后期杜甫、李贺、李商隐与宋词中的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各三家。他的分析描述非常新鲜(例如关于李商隐的一章题作《互文的奇观》)，读了以后颇能激活思考，深感确有必要重新来考察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传统。
江弱水学生时代的导师、香港著名学者黄维樑先生为本书写了后序，实际上是致江的一封信，对江书提出相当的商榷批评，其中主要的一点是，所谓“现代性”很难界定，针对该书以“互文性”为“现代性”一大特点的论旨，尖锐地质疑道:
你对James Joyce《尤利西斯》的互文性的解说，很好，然而，“互文性”的要术——用典(allusiom)——古代的中西文学多的是。把“互文性”当作“现代性”的特点之一，那么什么文学都可以说是具备“现代性”了。(第307页)
这确实是个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黄先生主张以“新奇怪异”来概括文学的现代性，认为这样才可以“收四海皆准、百代无误之效”(第308页)。曾经的师生如此认真而平和地从容讨论学理，是很动人的境界，令人忍不住也想参和进去。请允许我在这里插一嘴说:所谓“新奇怪异”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曾经的“新奇怪异”后来有些已经司空见惯，现在的“新奇怪异”日后也许稀松平常，而古人笔下的某种平常，现在看去却相当古怪。那么，放之四海而皆准、历尽古今能不变的“现代性”到底在哪儿呢?
江弱水先生以陶渊明为古典主义写作传统的重镇，同时又以“互文性”为“现代性”的一大特点;与这种看法大异其趣的是，稍后面世的范子烨先生的新著《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集中力量分析陶诗名篇《拟古》与《止酒》中的“互文性”，讲出了许多新意。范子烨先生是中古文学研究中少壮派名家，在陶渊明研究方面曾出过一本《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新意迭出，发人深思，我当年读到，即大为钦佩，写过一则短文加以鼓吹。两年后他竟然又推出新的成果，其精进可畏有如此者。如果说《高阳说诗》是老谋深算的游击战，《古典诗的现代性》是气势恢宏的攻坚战，则《春蚕与止酒》也许可以说是讲究精准的定点打击。如果说《高阳说诗》采用老牌的中国白铜钥匙，《古典诗的现代性》则是用了好几把欧美的名牌钥匙，而《春蚕与止酒》也许可以说用的是中外合金钥匙，此书绪论从钟嵘《诗品》说起，有云:
钟嵘在书中广泛运用的“历史批评法”或称“推源溯流”法，古今学者均有较大争议。在这里，我们试图借助西方的“互文性”(intertualite，intertextuality)理论，并从中古时代的家族史和选官制度的视角出发，对钟嵘品评陶渊明涉及的文学与非文学因素加以论析，期能揭示《诗品》的本旨与钟氏的妙谛，并由此展现本书的理论依托与学术建构的基本方法。(第1页)
将中(钟嵘《诗品》对陶渊明的品评)外(“互文性”)理论批评打通了说话，以此为工具来解读陶渊明那组以难懂著称的《拟古》和写法很有点特别的《止酒》，这样就不仅可以将陶渊明研究向前推进，而且在如何融通中外文学理论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历史的和审美的两手都很硬，这比只谈诗艺更有说服力。
但是陶渊明的《拟古》与《止酒》诗究竟怎样理解为好，我还没有想清楚，留待再思考以后来谈。
一个陶渊明，一个李商隐，把这两位大诗人弄明白，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奥妙和头绪就会清楚得多了。当然，还有一个杜甫，这位“诗圣”地负海涵，无所不包，更应列为重中之重，须运用多种战略战术去加以解读和分析。应做和可做的事情多得很啊。
《高阳说诗》，高阳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9.30元《古典诗的现代性》，江弱水著，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第一版，28.50元《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范子烨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6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