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炯、邓绍基、郎樱任总主编，12卷600万字的《中国文学通史》出版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文学史研究的一座丰碑。《中国文学通史》诞生在有深厚的文学史写作传统和严谨的学术氛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绝不是偶然的，文学所和少数民族文学所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在编写文学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郑振铎、何其芳、余冠英、钱锺书、唐弢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专家，他们的文学史观念，他们严谨的学风为文学所新一代文学研究人员所继承，形成了一支高水平、有活力，富有创建的科学队伍，堪称文学研究的国家队。这是推出一部高水平的文学史的根本保证。
《中国文学通史》皇皇600万言，内蕴深厚，是一部集文学史研究大成之作，其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突破性贡献是多方面的，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
这部文学通史真正是在“通”字上下了功夫，表现为古代文学与近代、现当代文学的打通，中国大陆文学与台港澳文学的打通，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打通，文学生产方式与传播方式的打通，传统文学类别与新的文学形式打通。这些打通不仅扩大了文学史的研究领域，更显示了研究者、文学史观念的扩展与思维方式的更新。
我想就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打通谈一点粗浅的印象。
中国是有56个民族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的文学形态，汇聚到一起才形成了中华民族丰富、壮丽的文学史。文学源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深处，一个民族诗人的心灵也正是在该民族语言的滋润与培育之下逐渐丰富与完善起来的。黑格尔指出，艺术和它的一切创造方式是与某一民族的民族性密切相关的，对于一个民族群体来说，共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生活使他们在时代繁衍过程中自觉地根据有利于群体生命、生存发展的原则来行动，形成在观察处理问题时的特殊的视点、思路，表现出共同的心理素质。这种共同的心理素质通过一代一代的实践积淀于心理结构之间，又会坐落于民族成员的一切活动，包括文学创作活动中来。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中国文学就语言方式说已形成了汉民族语言为主、其他民族语言为辅的文学写作局面，少数民族作家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文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民族作家在文化方面的互相融合和交流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争的事实。此前的中国文学史叙述多关注汉民族地域的文学，对少数民族地域和少数民族的作家关注不够。新版的《中国文学通史》能够以90多万字的篇幅来描述各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这是很有眼光的，表现了编写者对民族语言和文学的深刻理解。
当然受民族语言的限制，《中国文学通史》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和介绍还是以采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为限，尽管如此，这也是十分难得的。因为在各个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家使用主流民族的语言写作并不意味着其民族特点的丧失。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长期的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形成的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特殊的心理定式和思维方式，那种烙印在心灵深处的民族潜意识，那种融合在血液中的民族根性，并不会因为说话方式的不同而改变。相反，借助于主流民族语言的宽阔平台，少数民族的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反而能得以更充分的表现。
最后要说明的是，《中国文学通史》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专家对中国文学按照他们的理解所做的梳理和描述，这部文学史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贡献了独特的见解，但这并不是关于中国文学史认识的终结，我们相信，书写一定时代的文学史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中国文学通史》所提供的仅是文学所专家们的一种立场和角度。在他们的启示下，会有更精彩的中国文学史的论著出现，也许正是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碰撞与交流之中，对中国文学史的描绘才能更加确切与清晰起来。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文学通史》的出版，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百花齐放的春天将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