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郎机铳在中国》，周维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49.00元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叛，数日内即攻陷南康府和九江，兵围安庆府。这场震动明帝国东南数省的叛乱，筹备时间长达两年：1517年3月宁王开始筹措军费、囤积物资、招募军士；特别是，他还仿造了一种来自西洋的超级武器——佛郎机。孰料两个月后，此事就被自己府上的内官举报到北京。悲催的是，因证据不足被反告“背主私逃”，这三名内官各挨了五十杖，给发配到孝陵种菜去了。叛乱的第二天，朱宸濠遣使招降他的对手——时任南赣巡抚的王阳明；不料仅过了41天，鄱阳湖一役他就兵败被擒。
战事结束后第七天，身在福建莆田老家的致仕官员林俊赶制的佛郎机铳及火药配方到了，为此两位林府仆人冒着酷暑昼夜奔行了三千余里。王阳明被林俊的义举“感动涕下”，亲自赋诗《书佛郎机遗事》，致仕官员费宏、黄绾，江西按察使唐龙，南京兵部尚书乔宇等朝野士人也纷纷以佛郎机为题目加入唱和，使得这一武器广为人知。周维强的这本《佛郎机铳在中国》，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的。
佛郎机铳即十五六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后膛炮，通常以铜或铁制成，初期主要装备在船只上，十六世纪初经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相较于中国传统的前膛火炮而言，佛郎机设计上最大的特点是后膛填装。其主体结构分为子铳和母铳两部分，火药和炮弹在子铳前膛填装完毕后塞入母铳中间的开口。通常一个母铳配备多个子铳，发射完毕后退出子铳，即可迅速填入准备好的下一个子铳。这种设计不仅节省了前膛火炮发射前复杂的填装及发射后的清理时间，提高了射击速率，也解决了前膛火炮炮管容易炸裂的毛病。因此，传入二十余年间佛郎机就成为明军的制式装备，被迅速应用在野战、守城、海战等各个领域，并根据用途的不同对其作出各种改进，堪称明朝中后期最大的军事技术革新之一。
对于这一中西交通史上极重要的事件，二十世纪以来张维华、梁嘉彬、戴裔煊、有马成甫、李约瑟、基尔·马丁等学者，就《明史·佛郎机传》，“佛郎机”这一词语的涵义，佛郎机传入中国的时间、路径、影响、批量制造等方面都做了研究。然而，此前学者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明代，对佛郎机在清代的应用较少关注；此外，对佛郎机传入中国后的应用尤其是结合具体战略战术所作出的本土化改进研究较少——这恰恰是周维强这本《佛郎机铳在中国》用力最深的地方。
《明史纪事本末》有朱宸濠叛乱前私制佛郎机的记载，此前学者将其视为野史而不敢尽信。据周维强考证，这段史料的来源是刑部按问朱宸濠党羽的案牍，被收入《玄览堂丛书》，其中宁王府中官刘吉的口供与《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类似，可证此说不虚。这一研究，可把中国人最早仿造佛郎机的时间从林俊的1519年六月提前到1517年三月。但是，林俊为何让两名仆人千里奔行赠铳，而不是求助于当地驻军？林俊所私铸的铳以锡为材料，原因何在？周维强的解释是：此举是为了规避《大明律》不许私造铜铁材质火器的规定。此外，从运输保密和铸造时间上考虑，这个佛郎机极有可能是型号较小的锡制模型，供王阳明仿制用。明人邹守益的《王阳明先生图谱》所载“林俊家仆赠王守仁佛郎机铳图”，里面所画的铳就比较小，一个人双手能托举起来，但旁边的炮架大得不成比例。
稍后的1521年至1522年，因是否开放贸易的问题，明军同葡萄牙人发生了两次海战，成功策反两名葡船上会制作佛郎机的华人，还俘获两艘葡船和二十余台佛郎机。不久，在位于南京的皇家兵工厂（兵仗局）开始大规模仿造佛郎机。
周维强此书，多发前人所未发，最让人惊奇的还在于他笔下明代武将对新技术的敏锐把握。在北方，鞑靼小王子屡屡犯边；安南叛乱及倭寇也频频搅动帝国南疆——二者的船上都部署有火炮。频繁的战争所导致的压力，使得明朝将领不得不迅速采用新式武器以取得战争优势。
在王琼、汪鋐等人的努力下，佛郎机由最初的船炮，迅速改进出守城的流星炮，能够机动使用的架驼佛郎机铳，结合明代技术的手把佛郎机铳，铜体铁心的合金炮中样佛郎机铳，装备于战车的熟铁小佛郎机，还开发出将两门甚至三门佛郎机铳合到一起以便连续射击的连二佛郎机和连三佛郎机。到了嘉靖中期，北方的北京、宣府、延绥、宁夏、甘肃、太远等镇都大量配备佛郎机，构筑出成体系的防御工事，以应对蒙古骑兵南下。1544年，仅太原镇所配备的佛郎机就多达1091门。此外，为了应对南疆的挑战，在福建、浙江等省份的城防和战船上都配备了佛郎机铳，有效地遏止了南北边患。没有佛郎机的及时传入并普及，面临“南倭北虏”两大压力的明帝国能否支撑到1644年殊难预料。
抗倭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还根据新式武器设计出了新的战车以及车阵；万历年间的赵士祯更是根据子母铳原理，结合西洋番鸟铳开发出后膛设计的大型鸟铳鹰扬炮和掣电铳。一旦掌握了技术要点，铸造对于明代人来说并不是问题。可惜的是由于万历年间财政问题引起的政争，赵士祯的发明没能像佛郎机铳一样实现量产，明朝错失了又一次武器革新的机会。
此后一直到明末的崇祯年间，对佛郎机铳的技术革新一直还在进行。由来华传教士汤若望口述的《火攻挈要》一书，还提到仰角能射到三十里地的飞龙铳。随着传教士浮海而来系统介绍西方的炮学知识，佛郎机技术也得到进一步的更新。此时，明帝国的边患问题已经转移到东北，孙承宗及袁崇焕针对东北局势构筑的蓟辽防御体系，最重要的武器依然是佛郎机。天启元年工部援辽火器中，佛郎机铳就有4090架，接近总量的6%，在多人操作火器中位居首位。不过，此时后金已经掌握了战车技术，并取得了更为先进的红夷大炮，加之骑兵的优势，在军事装备上已经超越明军。
明亡清兴，佛郎机改称子母炮一直被沿用：康熙平定吴三桂、葛尔丹，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都用到了子母炮，到乾嘉时期子母炮的布防几乎遍及全国。进而，子母炮还进入清朝的祭祀体系，并对其规定了严格的祭祀仪式，《内阁大库档》资料显示，从乾隆二十五年到道光十三年，祭祀子母炮的仪式至清末还在延续。
从明代中期到清末，佛郎机铳在中国的影响持续了三百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