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位学者的最佳方式，莫过于读他的书。在这个意义上，真的是“书比人长寿”。筹划王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时，我提议从王先生众多著作中选一本书，精校精刊，让其更为长久地流传下去。师友们聚会商议，一致推选《中古文学史论》。
除了这书很“经典”，值得苦心经营；还因此书引用大量古籍，每次重排重印，在减少若干错漏的同时，也增加了不少新的讹误。当初只是预感与推测，经过一番认真校勘，发现确实如此——今天北大版的不少错讹，棠棣版并不存在。
此书的版本情况如下：1951年8月，上海棠棣出版社刊行的《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学史论之一》收文五篇，《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史论之二》收文四篇，《中古文学风貌——中古文学史论之三》收文五篇，这原本就是一书，只是因“时值建国之初，私营出版社顾虑较多，不愿出字数较多之学术著作，故循其所请，一分为三”（参见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1956年9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印行《中古文学史论集》，从上述三书中选文八篇，加上《关于曹植》和《关于陶渊明》两篇新作。1982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刊此书时，又添上了《读书笔记十则》。大陆之外，则有香港中流出版社于1973年分别重印棠棣三书；1975年，台湾长安出版社又将三书合成《中古文学史论》行世。至于石川忠久、松冈荣志所译之《中国の文人：“竹林の七賢”とその時代》，收文四篇，由东京大修馆书店1991年出版。
1986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横排本《中古文学史论》，棠棣三书终于在作者的授权下合璧，且做了认真校订。王瑶先生在该书《重版题记》中称：“此次重版，虽经作者就全书重行校读一遍，并有所补正，但总的来说，它仍然是一部旧作”；“在付印过程中，又蒙钱理群、陆彬良二同志协助核校，多所匡正，并此志谢”。作者本人对此版本非常重视，也比较满意。日后北大1998年版、2008年版虽改变了版式，也修订了若干错误，但大致仍属于1986年版系列。
王瑶先生去世后，众弟子与友人同心合力，先后刊行了七卷本的《王瑶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和八卷本的《王瑶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其中第一卷均收入了《中古文学史论》。《编辑说明》称：“1986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古文学史论》，将棠棣版三册合为一书，并作了认真校订。此次刊行，采用最能体现作者原初意图、讹误较少的北大版《中古文学史论》，同时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中古文学史论集》的《自序》和《重版后记》。”由于此书征引古籍繁多，即便这两个出版社的编辑尽心尽力，重排本的错漏也在所难免。
不客气地说，随着此书版本的增加，遗憾只能是越来越多。因为，作为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著作的校对难度往往被低估了。这个时候，确实需要一个比较权威的“定本”或“典藏版”。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抹杀1986年北大版的贡献。从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还增加了棠棣版欠缺的书名号（原未加书名线），工作量其实很大。更何况，钱、陆二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做了不少校订工作。正因此，王先生才刻意在《重版题记》中致谢。
选择最能代表王瑶先生的眼光、学养、才情与学术个性的《中古文学史论》来制作典藏版，最初曾设想直接采用棠棣版重印，后来发现不行。原因是，1986年北大版在整体结构上合并棠棣三书，可在具体文本的选择上，又采纳了不少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的修订版。在《〈中古文学史论集〉自序》中，王先生称：“经过了这几年来的学习，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内容不妥之处很多；因此又抽暇重新整理了一下，删去了约三分之一的文章，把其余的也都作了一些修改，合为一册，就是现在这本《中古文学史论集》。”这里所做的修订，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高压，而是学术及文章方面的考量——校正了不少错漏及若干破句，还就文章结构做了一些调整，比如《玄言·山水·田园》一文便删去了论述陶渊明的三页多（与此版收入《关于陶渊明》有关）。而王先生“重行校读一遍并有所补正”的1986年版，这一章用的是删节本，而没有恢复棠棣版。
其实，之所以提出为这本不无遗憾的“经典之作”校订引文，很大程度是托现有各种古籍数据库的福。否则，工程极为浩大，很难下这个决心。这回的具体操作过程是：先请北大出版社提供电子文本，由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高恒文教授将每段引文与数据库相比对，列出所有差异之处；再由我一条条分辨，看是否需要改动，以及如何改动。我的工作原则是：能不改的地方尽量不改，需要校改的地方，尽可能出校注。只有一种情况，我径直改过来，那就是棠棣版并没有错，是日后各版的纰漏。这样的情况还真不少，大约有七八十处（含标点及字句）。至于为何不嫌麻烦，出了230多处校记，不是炫耀博学，而是基于对前辈学者的尊重。作者引古籍时使用的版本，与今人普遍阅读的“整理本”不同，不该以今律古，随意更改。不好擅自改动，可又希望体现学术的发展，于是采用了多出校记的办法。
整个校订工作的原则及方法，如哪些改、哪些不改，怎么改，如何标示等，参见书前的《校订说明》及书后的《校勘所据书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标点符号的使用，顿号、逗号、分号还是句号，长句还是短句，感叹还是疑问，所有这些标示，因时且因人而异。对照今天各种权威的整理本，本书出现差异而不作改动的，有两三百处。基本想法是，只要不破句，就尊重作者的习惯。至于若干短句，作者虽加了引号，但没注明出处，尽管与经典文本略有出入，以其无伤大雅，也就不做校改了。
高恒文教授和我都不是古典文献专家，虽然尽力而为，修订的地方不下五百处（这里也有责任编辑徐丹丽的功劳），但因学识及精力所限，实在不敢夸口“完善”。
最后，我谨代表王先生诸多入室弟子，特别感谢为制作此典藏版《中古文学史论》而施以援手的高恒文教授，以及不计工本多次刊行王先生著作的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