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文集》七卷四百余万字，可谓博大精论，评古讲今，体察万物，卷抒风云。
我用了一周的时间，阅读了第一、二、三卷的大部分论著；又读了第五卷的《艺术评论集》，重点读了此集李希凡在编撰《中华艺术通史》中一至六次及九至十一次编委上的发言和希凡所撰《中华艺术通史》总序和总后记；读了第七卷的第五章，李希凡与蓝翎针对俞平伯《红楼梦简论》《红楼梦辩》、胡适《红楼梦考证》所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篇著名文章，并重读了因两个“小人物”的发表而引起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的有关历史资料。
我不赞成完全或基本否定1954年那次红学大讨论，因为历史证明那次大讨论意识形态的指向没有错，学术方向没有错，是讨论方法有“教训”。学术问题要平等切磋，以理服人，不可简单生硬乱扣政治帽子。因此，我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领域，既要正确地、全面地认识当初，又要心平气和地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还要借以思考当今，展望未来。既要敢于在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批评错误，坚持正确的学术发展方向，又要讲究学术讨论的正确方法。既不可毫无原则地放任错误的学术思潮泛滥，又要百家争鸣，相互商榷、切磋，心平气和地商酌讨论。
李希凡的《中国古典小说论丛》是一部立意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博大精深思想文化史，精彩地、深刻地展示中国古典文学的大论著，它论证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学价值、时代价值。是一部生动的、有血有肉、有灵魂、有神气的论述中华文化血脉、中国人精神脊梁的中国古典文学教科书。读《李希凡文集》，特别是读他的《中国古典小说论丛》卷，我有三点感受:
第一，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在红学研究领域，他与蓝翎共同开创了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唯心主义观点的红学研究的新阶段，使红学研究跨过“五四”前旧红学研究、“五四”后新红学研究的两个阶段，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涉及《三国演义》“尊刘抑曹”这个主题性立意问题时，李希凡同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参与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发生的为“曹操翻案”的一场大争论。曹操究竟是《三国志》作者陈寿所颂扬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还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所贬斥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当年甚至有人提出“只有打倒了《三国演义》才能给历史人物的曹操翻案，杀出一条血路来”。1959年4月，李希凡同志在这场争论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认真、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查阅研究了大量史料，陈寿《三国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章学诚《丙辰札记》、黄摩西《小说小话》，从历史资料的依据中，全面着眼评价曹操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同时，又读了魏晋南北朝期间的《世说新语》，唐李商隐的《骄儿诗》、杜牧的《赤壁诗》、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东坡志林》中有两句名句，“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态度鲜明地表示了尊刘抑曹之情……经过多方面材料核正，依史证全面评价曹操，又依史证与文学艺术创作规律，他坚持称《三国演义》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因为它鲜明、形象、生动、深刻地揭露了在汉末农民黄巾起义军进攻面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赤裸裸争权夺利的狰狞面貌，在中外文学史上少见如此曲折壮观、纷繁错综地把后汉、三国中一切人、一切情节、一切事件、一切人物关系（包括兄弟间、婚姻间、朋友间、家庭间……）都盘根错节地贯穿其中，卷入了一场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惨烈之战争，或走进人物间政治争夺血淋淋的漩涡之中。这样，在作品里，何为“正统”之争，就自然作出了本质性的回答，对如何历史唯物主义地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提出了鲜明的论点，同时也就为“尊刘抑曹”的历史由来，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第二，他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以文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的辩证研究方法，挖掘中国古典小说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形象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力量，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
在《三国演义》里刘备、曹操、孙权，以及诸葛亮、关羽、张飞……诸多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感人的历史人物形象。我当然很喜欢他们，更尊崇多谋多智的诸葛亮。但从人物性格与品格、人格上我最喜欢读的还是关羽。希凡同志在第一卷中，有一章专论关羽的形象——《〈三国演义〉里的关羽的形象》（《李希凡文集》第一章第401页）。李希凡指出：“在《三国演义》里，真正能从‘正面典型’的意义上，和曹操的形象造成对立情势并受到人们（有人民也有统治者）尊崇的，应该说是关羽的形象。”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甚至其父至交吕伯奢一家被他残杀之悲惨事例，与关羽大义凛然华容道释曹操，两者相对照，何者英雄？何者奸雄？岂非一目了然。在此希凡还特别引证了《圣叹外书》的作者把《三国演义》里关羽的形象称为“三绝”之一，并称关羽“是自古今来名将中第一人”。当然正如希凡所云：“关羽的形象是一个文学典型，而并非历史人物传记。”而这个文学典型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早已被人们奉为心灵中的历史英雄，奉为义贯千古之至尊。
希凡在我印象中，没写过小说，更没写过长篇，但他对文学创作的立意、构思、处理情节、人物、故事之技巧，叙事、描写之巧妙，确颇为熟悉，论述精当而精准。他还常把小说人物关系和戏曲人物的亮相、坐白、自报家门相联系，且论得又十分贴切。在他这里关羽的出场，就十分震撼，“温酒斩华雄”，何等的险中见英豪。当初根本不被袁术放在眼里的一名马弓手，却不一时“鸾铃响处，马到军中”，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一个威震众将的英雄形象，顿时屹立于军帐前。
在《水浒传》里，希凡也强调了梁山好汉，被逼上梁山“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言语，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从关羽到梁山好汉，再到杨家将的一系列英雄形象，希凡在学术论证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优秀文化史上英雄典型形象的品格、品德、人格。这正是当今社会上倡导诸子文化可借鉴的、古典文学作品所讴歌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站起来的诸子文化人物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几赴日本，考察新闻、出版，发现我们的四大经典名著，在他们那里备受尊崇，以精装版本多次出版，并以动画、影视等多媒体传播，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广为流传、称道，许多日本朋友，引证三国人物，可谓精熟于口，拈手即来。作为中国古代经典名著，在我们的青少年中，并没有形成读经典之自觉。
第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文学作品典型人物、典型形象研究中，探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辩证统一，是李希凡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又一重要课题，并获得显著成果。
李希凡同志在这部大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以科学严谨的学术作风，对两者关系作了明确、深刻、生动的论证。希凡同志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严谨作风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见，因而他的学术论说，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他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的真实，是历史学家凭借文物、史证、史料等真实的资料根据，科学论证，准确论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文学家的文学创作则以史实做依据、做背景，进行艺术创作塑造历史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形象。同时，在创作方法上，还要善于把现实主义融于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充实现实主义，即谓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要“神与物游”，在创作中才能吐纳珠玉。
李希凡七部文集，论及了《红楼梦》封建大家族奢靡衰败的情景，以及贾宝玉对封建传统仕途的反抗精神；论及了《水浒传》各路英雄被逼上梁山的壮观情景；论及了《西游记》孙悟空敢于战胜邪恶之勇，敢于大闹天宫的反抗之搏；论及了《聊斋志异》中，借妖魔、怪异，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大小官僚的腐朽丑陋……内容丰硕，论证严谨，是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珍品大作，同时也是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得的古典文学理论体系的完美论证，弘扬了中华优秀文化的高尚形象。故此建议文化界、教育界与相关媒体，组织一次更为广泛的社会性的讨论，社会各界都要重视并大力提倡和重读中国古典名著，从中汲取、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让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成为永驻民族精神之精髓，之力臂，之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