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祖籍黄梅，与我的导师萧萐父是好友。萧先生曾请他来武汉大学为我们讲过课，因此我也算是汤先生的弟子，只是未能登堂入室。
汤一介否认自己是“大师”“哲学家”，这恐怕并不能仅用“谦虚”两个字加以解释。皇皇十卷《汤一介集》出版了，基本上包括了汤一介已发表的论著与访谈。有意思的是第一卷为十年“文革”时期的哲学论文“立此存照”，他坦然面对，也深刻反省。
与很多读者一样，我最先读又最喜欢读的是第九卷《深夜一盏灯——散文与随笔》，书名借题于湖北黄梅废名的诗。散文与随笔最能反映出汤一介的心灵，内容也涉及他的家世、人生、爱情与友情。
汤一介与夫人乐黛云相知相爱相守一生。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年乐黛云被打成右派之后，汤一介为之辩护与关爱的细节。他们数十年相濡以沫，危难时彼此支撑；学术互补，志趣相投，尤其是都有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他们自比为“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汤一介有家学渊源与家风陶冶。他的祖父汤霖是光绪十六年的进士，一生的事业主要是教学。汤霖留下了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就是：面对困难的事情，不要逃避它；合乎道义的事情，要担负起责任来。汤一介晚年组织力量办书院，编儒藏，做经学史、儒学史、三教比较史研究，也体现了这一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
汤一介儒雅平和的性格，来自他的父亲汤用彤。汤用彤是佛教史大家，留学哈佛，可以同时开印度佛学、欧洲唯理论与经验论、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的课程。他曾参加吴宓、梅光迪、柳诒徵等于1922至1933年编的《学衡》杂志，是学衡派的重要学人。此学派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汤用彤等探讨“东西历史民性的差异性”问题，主张选择中西文化真正的精华加以融会贯通。
汤一介在中国文化思想界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改革开放初期，他最早出国，并把海外学者及学术引进国内。记得1985年初，我参加由汤一介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亲耳聆听了海内外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周一良、侯仁之、金克木、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李泽厚、庞朴、吴晓玲、孙长江、丁守和，以及魏斐德、杜维明、陈鼓应、成中英、邹谠等先生的演讲，一睹名家风采，得承大师謦欬，接受了许多新信息与新诠释，颇受教益。这期讲习班对我们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触动很大，扭转了我们的一些看法。
1985年底在湖北黄州，汤一介与萧萐父主持“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和美国、加拿大、苏联、日本的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石峻、楼宇烈等都来了，海外的冉云华、杜维明、成中英及苏联科学院布罗夫等都是第一次来湖北。
汤一介致力于儒释道三教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颇有慧心。他提议创建中国解释学，梳理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指出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解释经典的方式，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以《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对《老子》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此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解释方式，如《墨经》中的《经说》对《经》之字义或辞义的解释等。“解释问题”对中国文化、哲学、宗教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兰哲学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他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为中国哲学建构了新的范畴体系，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对真善美的观点，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天人合一”的意义在于解决“人”和整个宇宙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探求世界的统一性。“知行合一”是解决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应如何认识自己、要求自己，以及应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乎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认识原则。“情景合一”是解决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人”和其创作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等各个方面。其中，“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最根本性命题，最能表现中国哲学的特点，是以人为主体的宇宙总体统一的发展观。
由此可以引发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来，这就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这三套理论是从三个方面来表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普遍和谐观念”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精神”是中国哲学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这三套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同样可以认识到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所在。
儒者都是要做事且能做事的人。汤一介不仅有创新之思，发表了不少创新之论，而且做了不少创新之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做到了守行蓄德，光前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