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沉重的黄袍》，何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28.00元；
《大宋王朝·大地棋局》，何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39.00元
一个王朝的“兴”，往往意味着另一个王朝的“亡”，王朝在兴亡更替间包含着厚重的历史经验教训。赵宋王朝之所以“兴”、后周王朝之所以“亡”，典型地体现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这也是《大宋王朝》小说着力要表现的一个总主题。
在中国数千年的皇朝历史长河中，宋朝无疑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朝代：“黄袍加身”、“烛影斧声”的传奇性与戏剧性；“杯酒释兵权”、“偃武修文”的智慧与谋略；偏安一隅、不图恢复的屈辱懦弱与雪耻复仇、“还我河山”的壮怀激烈；“国脉微如缕”却能绵延近三百年的奇迹；集国力上的积贫积弱与文化上的“登峰造极”于一身的奇特景象……无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千余年来，以有宋一代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作品汗牛充栋，多不可数。在众多同类题材的小说作品中，何辉年前推出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之第一部《大宋王朝·沉重的黄袍》，以沉郁之笔写兴亡之感，恰如百花丛中的一株奇葩，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赵宋代周，表面看起来是一次普通的王朝更替，但是由于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以及王朝嬗递的充满戏剧性，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无数让时人及后人异说纷纭又十分着迷的历史故事。《大宋王朝·沉重的黄袍》反映的就是这么一段历史。
“沉重”是这部小说的情感主基调。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周世宗盛年早逝，无法实现扫平割据、结束战乱纷争的残破局面，为后人留下了沉重的叹息，也为蒸蒸日上的后周王朝带来了沉重的阴影。小说没有用过多的篇幅来表现世宗早逝的遗恨，而是通过富于生活化的情景来反衬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后周小朝廷的不测命运。不谙世事、童心未泯的小皇帝柴宗训，心急如焚却又回天乏力的辅佐大臣范质、王溥、魏仁浦，殉国而死的韩通，无不是一个个充满了沉重的责任与悲苦的情绪。即使是黄袍加身的新帝赵匡胤，也没有多少登上帝位、建立新朝的喜悦与昂扬，相反时刻处在前途未卜的煎熬之中，其沉重与悲苦丝毫不亚于前朝少帝。至于赵匡胤的家人、谋臣武将，也都像是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雾霾，毫无喜悦之色。赵匡胤继室王如月整天生活在忧夫丧子的悲苦之中，以泪洗面；第一谋臣赵普在赵匡义兄弟的防范猜忌之中，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即使是策划拥戴有功、贵为皇弟的赵匡义，也没能因为身世显赫、功高盖世而扬眉吐气，而是时时处于忧惧之中。小说基调虽然沉重，但其可喜之处在于，作者没有以脸谱式的方式来刻画人物，而是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件、深婉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浓郁逼真的现场环境来表现人物，抒发感情，因而这种沉重更见真实，更显沉郁，也更显厚重。
“兴亡”是这部小说表现的总主题。一个王朝的“兴”，往往意味着另一个王朝的“亡”，王朝在兴亡更替间包含着厚重的历史经验教训。赵宋王朝之所以“兴”、后周王朝之所以“亡”，典型地体现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这也是《大宋王朝》小说着力要表现的一个总主题。在《沉重的黄袍》这部小说中，作者一方面站在历史的高度，通过描写恢宏的历史事件来展现宋兴周亡的历史必然性，另外一方面，又在一系列事件之后，不失时机地通过“点睛之笔”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点，提炼出历史带给人们的经验与教训、智慧与启迪。比如“总有一天，我要让武人在读书人面前下跪！否则，天下没有安宁的日子！”“今后必须改变武人不受节制之局面！”，这些书中人物的内心独白，实际上是在说明两宋王朝“偃武修文”基本国策的思想基础。再如小说在赵宋立国后提到：欧阳修《五代史》说梁、汉时用“亡”，书晋时用“灭”，至于周，则大书“逊于位，宋兴”。通过引用评述前人观点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深化了小说主题的阐发。
善于选材，巧妙构思，是这部小说以“沉郁之笔”写“兴亡之感”获得成功的基础和手段。历史小说不好写，其难处不在情节设置，也不在人物塑造，而是在于选材和构思。从历史小说创作实践看，一味拘泥于史实，会被历史捆住手脚，勉强成篇也难免乏味；游离于史实，又会失去事实依凭，容易走向杜撰和戏说，受人诟病。《沉重的黄袍》这部小说在选材上秉持“征实求信”的创作原则，以正史为依凭，同时广泛采用野史、笔记、传说、逸闻等材料，钩沉发微，铺叙展衍，生动而鲜活地反映出赵宋代周这一段历史情状。世宗道崩、幼主即位，黄袍加身，周帝禅位，这些都是载诸史册的历史事实，来不得半点含糊，作者照实反映，决不越俎。做到了《桃花扇》凡例中所说的“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的要求。而“点检做天子”、“亢星冲日”、“守能护眷”等，多来自野史、笔记、传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或以此为线索，或靠此设置情节，丰富小说内容。至于韩通的儿子“骆驼儿”韩守信暗恋赵匡胤的妹妹阿燕，赵匡胤、阿琨、李筠三角恋的情感纠葛等，则完全是作者的想象，目的是为了增强小说的丰厚度。总的来说，信史材料保证了小说的真实感与可信度，大量采用野史笔记等素材则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悬疑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耐读性。
在构思方面，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擅长将历史的隐微之处放大，通过大胆想象增强故事的离奇性、悬疑性和情节的曲折性。比如周世宗在世时的“点检做天子”神秘木头谣言，作者认为这一谣言的幕后操纵者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以此来布局小说的篇章结构，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反映人物的心理、性格和谋略，虽然从史实研究的角度来看值得商榷，但依然能给人相当深刻的印象。再如“骆驼儿”韩敏信，正史对他的记载不过几十字，小说却充分展开想象，大篇幅扩展其事迹，表现其作用，突出其形象，让一个湮没无闻的历史人物变得丰满鲜活起来，这些不能不归功于作者想象力的丰赡和构思水平的高超。
作者的沉郁之笔还表现在小说人物塑造、心理刻画、氛围渲染、语言运用等诸多方面。所谓“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历史的厚重决定了主题的凝重，沉郁的笔法则强化了“兴亡”的感喟，使人在阅读这部小说时，心情亦随之而思考、起伏、激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