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化胡经》曾经是道教的一部经典，相传作者是道士王浮，南朝僧佑在他《三藏集》中的《法祖法师传》里说：“昔，祖（师）平素之日，与浮（王浮）争正邪，浮屡曲，即竟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王浮是西晋时的道士，而且是一位道教的祭酒（领袖）。最早《化胡经》的作者是王浮，得到了佛教文献的旁证。该书主要的内容是认为：老子出关西去之后，把他的教导传化于西域，并特别指出，所谓印度佛教乃是渊源于老子的教导。《化胡经》中的“化”字，包含了教化、宣化与转化的意义，“胡”自然就是洋人、外国或外国人的意思。长时期，中国人除了中国的汉族以外，所有的外族或外国，一律广义地称之曰“胡”。最初《化胡经》的“胡”字，是狭义地专指佛祖释迦牟尼和佛教。
佛教最早正式从印度传到中国，是东汉明帝刘庄的杰作。有一晚，刘庄做了个梦，梦见有一个大人，驰走殿庭，正要问他话，他却飞走了。醒来尚觉惊悸，早朝时便把梦境讲述给群臣听。博士傅毅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其名曰佛。佛有佛经，即有佛教。昔武帝时，霍去病出讨西域，休屠王曾贡金佛像一尊，置诸甘泉宫中。想来陛下所梦，莫非即是佛的幻影。”刘庄听了，十分好奇，即遣郎中秦景、蔡愔出使天竺，求取佛像佛经。于是取来佛像与佛经四十二卷，用白马驮回。刘庄看到佛像，也并不是梦中的人；那些佛经都是梵文，也没有人看得懂。明帝即命在洛阳建寺，取名白马寺，放置佛经，让同来的两个天竺沙门住宿。渐渐有人去跟沙门学习佛法，中国儒家的士大夫们首先提出反对，认为佛教是夷狄乱言，无父无君，不耻一顾，或应该废除。
中国在西汉全盛时期，领导哲学思想是《黄老》，就是黄帝、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来道教称它做“黄老道”。道教是东汉时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的，最早称为“斗米道”。张陵把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作了注解（《想尔注》），把《道德经》注成了宗教的经典，把老子这位哲学家供奉为教主，是道教最尊贵的神——太上老君。道士们对于西方传来的佛教，基本上与儒家有不同的看法。两汉以至于魏晋，道家思想、黄老哲学，以及老庄哲学，在社会上具有不可抗衡的势力和影响力，佛教传入中国，思想做法上与中国人格格不入，遭到的排斥力量很大，于是极力向道教靠拢。当时中国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议论：认为佛教也不过是一种附属于道教的东西。它的教义理论，很多都是老子说过的，佛陀释迦牟尼讲的都是老子的理论，应该可以当它是道教里的一个分支。于是有人给它起了名字，叫做：“浮屠（佛陀）道”，把佛教轻易地包容了进来。这种一相情愿的看法，不仅是在道教里面，一般社会上也大多持这种看法。一种对佛陀个人颇为流行的说法是：“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佛陀）。浮屠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顾盼之。其守一（守一是道教修炼中的一种方法）如此，乃能成道。”（见《后汉书·襄楷传》）。对佛教一般的流行看法是：“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至天竺教胡，及浮屠弟子合二十有九。”（见《三国志·魏书》）。可见当时对佛教的态度是包容的，并没有将它严肃对待；对佛教的教义，碍于语言，也是一知半解，大而化之。
当佛教初始传入中国，要想在中国“发扬光大”，它的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经过了很久撮合，佛教不但把儒家的忠孝节义等思想拌和进去，甚至把道家的养生医术、图谶运命、阴阳五行、拳艺功法等都加以吸收。在理论上把“空宗”和“玄学”中类似的观点，尽量发挥。将一个印度的佛教，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不太和中国人基本思想抵触的“中国佛教”。同时强调“三世因果”、“天堂地狱”，把实证性格的儒家“不谈鬼神”的态度、道家“现世现报”思想的不够周延的地方，突现了出来。佛教的“转世回轮”给了人们无边际的浪漫和想象力；“布施赎罪”、“诵经超度”给了人们贿赂天神地祇的取巧机缘；“念诵阿弥陀佛的佛号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允诺给了人们最简单方便的高升门路；利用了“浮屠道”的掩护，避开了许多不必要的排外打击。于是才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乃至到了晋代，遂造成了喧宾夺主之势，是所谓佛史里所谓：“汉魏法微，晋代始盛”的发展过程。就在晋惠帝时期，激出了王浮道士的一部《老子化胡经》来。虽然《化胡经》的内容不过是再次补述传统中国人对佛教对看法，但由此证明：那时佛教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势力已经大到不再“忍受”那种对“佛教不敬”的“诬谤”言论了。
不过这个“老子化胡论”的真正来源，很令人置疑。如果老子出关以后，骑着一条青牛，居然翻过喜马拉雅山，到了印度。恐怕以他诺大年纪，单人匹牛，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再者所谓“化胡”，由他本人亲自去印度，用印度语言开班讲课，就更匪夷所思了。因此所谓“化胡”的意思，就是老子转化成了胡人的释迦牟尼，说白了，也就是老子的灵魂投胎转世。据说：释迦牟尼出生的当时，就马上会说话，会走路。他从母腹出来，走了八步路，并且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中说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如此了不起的人物诞生，必须有一个了不起地灵魂来投胎才行，一些差一点层次的鬼魂，马马虎虎怎么能转世成为这么了不起的活伟人？这回轮转世的说法，是世界人类四大发源地中，唯印度才有的“特产”。中国的儒家原本很排斥这种飘渺无稽的“怪力乱神”鬼话，道家也不热衷，老子《道德经》中绝对没有转世之说。印度的佛教“三世因果论”是其基本理论，没有投胎转世的理论，也根本就没可能有佛教。到现在，西藏佛教领导人的“转世”还是铁定的制度。而老子转世成了释迦牟尼，这种神话只有印度人才能说得出口。从此得知，“老子化胡论”是佛教人士在中国的杰作。中国人，特别是道教人士，胡里胡涂吞下了这个包着糖衣的毒药，中了人家偷梁换柱之计。还自以为得意，把“化胡论”拿来当作与佛教斗争的主要武器，难怪“（王）浮屡曲”，既然说不过人家，失败的命运就绝对注定了。
佛教在晋代兴盛了起来，到了南北朝则盛到极点。例如南方梁朝的武帝萧衍，三次舍身在佛寺，然后要大臣们出资把他从佛寺中赎出来。这样为佛教筹募资金的办法，真是令人绝倒。也可以由此说明，佛教的势力何其浩大，政治、经济、宗教结成一体。萧衍不是傻瓜，而这样迷信佛教，当然是有他的目的和交换的代价的：第一，他要借重佛教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和统治权力；第二，在那个朝代像走马灯似的时代里，希望佛祖能大显威灵，保佑他福利平安，国祚绵长。殊不知佛祖是要世人摆脱罪恶苦难的红尘世界，他自己以身作则把过眼烟云的王朝荣华富贵、声色狗马，抛弃如同敝履。他曾警告说：“拜佛无益，反有祸害。”就是说，要靠拜佛去祈求福利平安、荣华富贵、声色狗马，根本是南辕北辙。佛要你舍弃，你偏要佛帮你窃取！你这个拜佛就拜倒在自己的迷惑、愚昧和罪恶中去了。造什么因，得什么果。所以萧衍式媚佛的结果，是国家反乱，自己饿死台城。这是时局的一面，即媚佛——对佛教妥协。
在当时的北方，恰巧相反。由于佛教势盛，给政府的压力太大，使得政府忍无可忍。于是政府就采取不只一次的反弹和反抗的姿态。中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周武帝、魏武帝和唐武宗），北朝独占其二，可见佛教当时的势力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佛教势力的继续扩张，并不因当时政府和帝王的态度，媚佛或是灭佛，而受到根本的影响，反而逐步强盛。
到了唐代，政府不能不制订政策：三教并尊，以道为大。李唐得国时与老子认了宗亲，政权建立后，把道士纳入宗正寺管辖，算是皇室中的一分子，并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朝廷虽然特别偏袒道教，但对佛教、儒教并不敢疏忽，所以三教并尊。而佛教势力大到，不止一次地在盛唐时期要求召开“御前会议”，挑战道教，要和道教辩论，拚出个青红皂白。太宗时的御前辩论大会，有个法淋和尚，口才给便，嘴似悬河。处处都是他的理，道教辩不过他。唐太宗却捏他一个错，打了他的屁股，还把他流配远方。到了唐高宗，再开御前会议，佛、道再进行激辩，道教又辩不过。于是皇帝有这样的指令：“搜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列。”这时的佛教为什么非要把《化胡经》禁绝呢？第一，他们的羽毛丰满，要独立门户，没有再利用老子的必要；第二，他们还很在乎“化胡”之说，成了个意识形态的问题，锱珠必较，绝不轻轻放过。从此可见佛教人士比道教人士尖锐，激进多了。不过朝廷诏令归诏令，执行归执行。上面虽有禁令，下面根本充耳不闻。到了中宗时代，佛教再度告御状，要求彻底执行。于是朝廷再度明令禁止，把《老子化胡经》列为国家永禁之书。政府的理由是：“这本书不是老子自己的著作，而老子的《道德经》把该讲多都讲了，没有了《化胡经》这本书，也没有什么亏损。倒不如把它禁了，省去许多麻烦。”实际上，《化胡经》还在继续流传。不仅如此，《化胡经》一面是被诏令禁止，可另一面，由当初的一卷，逐渐繁衍增加为十卷，反而成为一部巨著。不仅内容强化，而且成为道士的必修经典。除了《化胡经》本身增修了内容，同时还有一些有关的新书出现，如《老子开天经》《出塞纪》《玄妙篇》等等，广传天下。真是越打越强，越禁越多。这把佛教人士弄得非常恼火。
以后战乱相继，兵荒马乱，好容易到了宋代。宋代的气候并不太利于佛教，尤其是宋真宗赵恒，非常崇信道教，对编辑《道藏》下了很大功夫。这部《道藏》里不仅有《老子化胡经》，还加了“老子化波斯摩尼教”的故事。以后的神宗赵顼、徽宗赵佶都崇信道教。以再后又是战乱相继。大家都顾不过来争什么化胡的问题。
元代开始时，中国道教的《全真派》很得势，因为道士邱处机很受元太祖成吉思汗代的尊敬。后来在北京特别为邱道士建造了一所修养的大宅子，就是现在北京的《白云观》。全真道盛时，凭他一个教派单独的力量，就编辑了一部《道藏》，不仅内涵《老子化胡经》，还增加绘制了《老子八十一化胡图》。这时佛教气愤到了极点，居然提出口号，激烈到要“斩头相谢！”，要与道教以死相拚。时逢元廷后代子孙转而媚佛，在宪宗时，朝廷已经被佛教密宗所把持。继而喇嘛教大兴，喇嘛的势力大到在街道上，大庭广众之下，强奸男人（他们专好男色），而地方官不敢过问。（见《元史》）元世祖忽必烈十八年，诏告天下：道家诸经，可留《道德》二篇，其余文字、版本及画图，一概焚毁，隐者罪之。全真道在元初所编辑的《道藏》——《大元玄都宝藏》，计有七千八百多卷，几乎被焚禁殆尽。
元朝规定，把国内人种分成四等：最上等是蒙古族；次等民族是“色目人”，就是洋人；三等民族是汉人；末等是南人。对代表汉族文化的道教，成了被歧视、打压的首要对象。所以，佛教时逢其会，终于得到了全盘胜利。这次对《道藏》的毁禁，执行非常彻底，人民不敢匿藏。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大劫，永难弥补。后来明朝定鼎，集全国的力量，复修《道藏》，仅得五千三百余卷。其余二千五百多卷，俱已葬身火窟，包括《老子化胡经》，据说《老子化胡经》从世上永远绝迹了。清朝是满洲人入主中国，对汉人有一定的歧视和顾忌。虽然没有对《道藏》作过过激的毁损，不过在精神上，打击和压制代表汉文化的道教，是不遗余力的，例如，把统理天下道教的张天师，从国师二品的地位贬为五品，品级不如一个知府的地位，同时永禁张天师到北京；另一面却欢迎达赖喇嘛到北京。经过满清三百年的打压，道教到现在都没能完全回复元气。
其实，世界上五大宗教，道、儒、释、耶、回，各家都有一本“化胡经”。儒家的“怀来远人”，不是叫明了，对那不知”礼义”的夷狄，都要用怀柔的方法，把他们同化过来吗？事实上，最古的夷狄不说，晋后五胡乱华，那些“胡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蒙元人，特别是满清人，他们又都到哪里去了。没有人能否认，汉文化具有巨大的同化能。释（佛）教的“普渡众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又当怎样解释呢？明明不是固步自封，而是扩张主义的。这不就是佛教的“化胡（华）经”吗？佛教传到中国，表面好像是汉明帝始为俑者。实际上，武帝时放在甘泉宫的金佛像是怎么来的？傅毅又怎么会把汉明帝的梦，一下子就附会到佛教上面去？可见在明帝前佛教已经非正式地传到了中国。如果佛教完全没有“侵华”的意图，为什么留在中国不回印度去，并且拼死拼活地在中国抢地盘？对耶（基督）教来说，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不是耶教的“化胡经”么？曾记得清末，西洋人到中国来传基督教，不惜以“坚船利炮”为后盾。他们也费了好大力气，闹到天翻地覆。可是到现在中国真正基督教民，到底又有多少，占13亿人口的几分之几？恐怕还是微乎其微。却白白牺牲了好些宝贵生命，白费好些枪炮子弹。美国是有名的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可真正的基督徒都还不过是凤毛麟角。因为耶稣说：“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要连右脸也给他打。人家要你的外衣，你要连里衣也给他。”“见到女人就动淫念的，就已经犯了奸淫的罪，难免地狱的火。”“你若要进天国，必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回教当初有“一手可兰经，一手杀人刀”口号，也是他们的“化胡经”，一度也真是轰轰烈烈。此外，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互相传承，很难划出一定的界线。黑格尔说：“存在的必合理；合理的必存在。”这个道理在学术思想的传承上，也是相通的。
只有道教单独写了一部《化胡经》，却是在老和尚们喋呱不休，不可理谕之后，王浮才“不可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显然是被逼出来的。不知道沙门都已经在中华有了相当的地盘了，何以还如此咄咄逼人？其实，道教传入印度也是千真万确的事。例如：唐太宗时，唐僧陈江流到印度留学，去了十四年，在天竺很受尸罗逸多王的优待。因为唐僧屡次在国王面前陈说中国如何强大，天子如何英武圣明。唐僧回国时，带回佛经六百五十部。尸罗逸多王派遣了使节随唐僧东来，谒见太宗，奉上表文。太宗遂派梁怀儆持节往抚。到了天竺，尸罗逸多王说：“中国是摩诃震旦，今有使节到来，理当出迎。”于是出郊恭迓，膜拜受诏，顶在头上。更遣使同梁怀儆入朝，献上入火珠、郁金香、菩提树等礼物。太宗也厚赏来使，遣令西归。贞观廿二年，太宗令王玄策为使、蒋师仁为副，出使天竺。到了边境，竟突然有印度兵来袭。王大使只有从骑数十人，且战且走。与副使脱身逃到了吐蕃，从骑全部阵亡。吐蕃赞普弄赞派兵千人出援玄策，并檄召各部落共讨天竺。泥婆罗国遣七千骑来会。当由王、蒋二人率领，兼程南下，猛攻三月，胜了又胜。原来尸罗逸多王去世，大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为王，怕唐廷问罪，所以发兵拒绝唐使。自是阿罗那顺大败亏输，最后只有束手就擒。王玄策打下了印度五百八十余城，执送阿罗那顺一家，献俘阙下。太宗责他谋国篡位，拒绝天使，罪应加诛。到底皇恩浩荡，特开法网，恕他不死。惟阿罗那顺身边站立着一个人，庞眉皓首，鹤发童颜。太宗问他名字，他俯伏金阶，自称名叫那逻迩娑婆寐，现已二百余岁，素奉道教，得老子真传，所以长生。太宗闻言，益加礼遇，令他改居宾馆，早晚请教。后来不久，他以年老，不服中国水土，请求回国，太宗遂下令，礼送他回印度。
从这段史实来看，佛教由印度传到中国，而同时道教也由中国传到印度。不然那逻迩娑婆寐，如何能“素奉道教，得老子真传，以得长生”？他德高望重，并无所干求，又何必说谎？他鹤发童颜也不能是装腔作势。老子“化胡”之说，由此为证，应不是空穴来风。至今，原是印度的佛教，在印度已经没落，而在中国经过道化和儒化后的佛教，成为“中国式的佛教”，亦已化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广义来说，这也未始不是“化胡”的结果。例如“佛”这个字，是中国人的独创。印度话应该称为：不达或不得哈。拼音是Buddha，中国人叫他作“佛”（fo），印度的释迦牟尼在天上应该是听不懂，不知所云的。“阿弥陀佛”的名号，念了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经》）。正确发音应该是：“啊米达不得哈”。如果念成“阿弥陀佛”，是否还能产生效果？同样，中国人叫“菩萨”，印度文应该称：玻的撒他乏 （Bodhisattva）。中国人如果喊叫：“菩萨救我”，那印度的”玻的撒他乏”，也应该不知道是谁在叫谁。这三个佛教里最重要的字，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国人独创的名词。诸如此类。除了从前印度的佛教不说，就是《印度教》的教义里面，不是有着浓厚的道教色彩吗？就是德国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与他所用的辩证法，处处都能见到老子的身影。
前些时，有人作过调查研究说，现今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第一是基督教的《圣经》，第二是老子的《道德经》。基督教教会和团体为了传教，往往大批赠送圣经，这自然会使圣经的销售量大增。如果从个人自愿购买的角度来看，《道德经》从来没有被人在现今世界上大量赠送。既然如此，那么真正居首位的应该使《道德经》了。即使是居第二位，全世界多少人在读《道德经》？难道读者们不多少受到老子的教导和启发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广义的“化胡”吗？比起从前单化佛教的意义大得多了。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用“坚船利炮”，到世界上去推广过《道德经》。《道德经》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全凭它自身的合理性、实用性和学术性，这种发展全是自然而然，很合乎老子本意的。
过去在中国历史里，佛、道两教之争，只限于“辩论”和“打笔墨官司”。最后，言归于好，所谓“佛道一家”。这是非常文明的作风，也是中国式的。不像欧、美，和世界他处宗教间的争执，造成战祸，杀人流血，极为残酷，是千年不解的深仇大恨。
虽说道教的《老子化胡经》已经在元代就绝迹了，凑巧有人又在敦煌卷子中找到了它，可供今人研读。我现在手头就有厚厚的一本英文本的《老子化胡经》！把玩一番之后，想起这部书曾经引起过许多曲折，不禁令人突发思古之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