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之上》 阎真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阎真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具有审痛意识和追求经典书写的作家，他的作品常常聚焦普通知识分子，善于描写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的尴尬处境和生存痛感，表现出作家对人的命运的时刻警醒与深切关怀。在他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中，主人公聂志远有着独立的人格，立志以曹雪芹、王阳明这样伟大的灵魂作为人生楷模，希望在历史学研究中有所突破，可现实让他困惑、悲苦，究竟是“活下去/活着至上”还是“有尊严地活下去/活着之上”成了一种艰难选择。
书中通过很多细节提到，当下，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守住道德底线，常常需要付出很大代价。阎真的写作非常诚实和扎实：“小说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原型。”他认为“活着就可以，活着就是一切”这样的观念是必须批判的，因为人不能盲目服从本能的驱使，从而丧失价值判断，膨胀的欲望是造成人格分裂的重要原因。
正如阎真在该书腰封上那一句心灵独白：“钱与权，这是时代的巨型话语，它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地展示着自身那巨轮般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市场话语的力量，是当下所有的凡夫俗子面对生活本身所展示出来的物质的力量。但是，这种物质的力量是不是能够摧毁个体的精神坚守？聂志远，也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我”，用一直以来的痛苦坚守和心灵煎熬，为自己赢得了“活着”的尊严，给如他一样的“位卑者”垒起了一道心灵的防腐墙，也让许多知识分子在黑暗的泥沼中看到了良知的微光和前行的力量。因为聂志远知道：出生而入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但不是人生的归宿；人生的真正归宿，是出死而入生，这是一种古老而又古老的人类始祖之灵魂所发出的深情呼唤。
小说中，聂志远报考博士生，与蒙天舒一起竞争，“别的我比不起他，考试我也考不过吗？”然而，命运就是这么戏弄，聂志远被刷下来，而蒙天舒考取了。“我的外语比他多了十一分，可专业竟比他少了十五分。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自己的命运似乎已被别人精心设计。”很少读书的蒙天舒通过送礼物送钱（甚至还向原本就缺钱的“我”借钱去送）等手段，居然弄了一个优秀博士论文。蒙天舒坚信“搞到了就是搞到了”，这是他的生存哲学。他认为“现在是做活学问的时代。死学问做着做着就把自己做死了，还不知是怎么死的”。现实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像昆德拉笔下的生命，重得让你无法承受。
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直面人生的勇气，更在于它在直面中思考，并尖锐地提出一系列问题，勾勒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精神图像，引起人们对自身庸碌生活的质疑，因而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在阎真看来，在金钱支配下所造成畸形的灵魂、道德的沦丧以及风气的败坏等等，都是不符合“人性”的自然发展的。而这些丑陋和阴暗的东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的欲望过于强大，但欲望不是推动活着的唯一动力，与欲望相对的良知也有着强大的活力。尽管许多时候，良知被迫让位于欲望，但并不表明良知已经泯灭。小说中，有这样一句经典的话：“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这是每个读者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与莎士比亚那句“生存还是死亡”有着一样的锐度和力度。
阎真的这部小说还直面社会一些层面存在的潜规则与学术生态的阴暗面，以锋利的笔触触及高校腐败的内幕和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在大学里“活得最好”的常常不是聂志远这样有理想有良知的人，而是那些不学无术的投机钻营分子。这些人极为聪明，人格严重分裂，能够利用一切机会，把“功夫在诗外”的戏演得淋漓尽致。阎真的书写并不仅局限在揭短或暴露上，更多的是聚焦到以聂志远为代表的一群人在现实环境下无奈生存的真实况味。这些人虽然也屈服现实，但内心深处始终保有一丝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向往，始终不忘良心和梦想。在阎真看来，只要良心和梦想存在，你心中那一缕精神的火苗就不会灭绝，你就总会设法找到一种力量让你不甘沉沦，战胜困境，超越自我。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曾在天涯》中是高力伟对“彼岸”、“家园”和“星空意识”的向往和守望，在《沧浪之水》中演化成池大为父亲整理《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带来的警醒与自省，而到了《活着之上》则变成了聂志远等人对曹雪芹、王阳明等传统文化精神血脉的追溯和探源。
阎真的经典式写作正是体现这种持之以恒的“深耕”和“挖井”，他用全方位、多视角和众声喧哗的方式，不仅生动真切地呈现了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反映了个体生命在社会转型中的苦难历程，而且把现实世界的残酷，坚守的艰难与苦恼，赤裸裸地置于精神家园的火炉旁。小说的最后，阎真不无深情地写道：“我只是不愿在活着的名义之下，把他们指为虚幻，而是在他们的感召之下，坚守那条做人的底线。就这么一点点坚守，又是多么的艰难啊！”这是时间深处传来的“召唤”，是审痛之后的悲苦和超越，它既是社会的歌哭，也是人性的歌哭，更是精神战胜物质、良知战胜欲望的歌哭。而这样的歌哭所彰显的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传达了难能可贵的正能量，不仅是广大读者所希望的，也是当前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