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1903年—2002年），中国民俗学主要创建者，被视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钟敬文全集》（全20卷，40册），分为民俗学卷、民间文艺学卷、民间传承文化学卷、散文卷、文艺学卷等25卷，1600余万字，较为全面地呈现了钟敬文一生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与文艺创作。
近日，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我的好朋友董晓萍教授处获悉，由她主编的《钟敬文全集》（全20卷，40册）将于2015年年底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完毕。2002年1月10日是钟敬文先生逝世的日子，掐指一算，钟先生离开我们已有13个年头。在这13个年头里，我无时无刻不怀念这位品格高尚的老人；每次忆及，我都百感交集、感慨万端。
1979年1月19日，严冬腊月，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我冒着零下10余度的寒冷赴京组稿。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二幢七号二楼，我第一次拜访了钟敬文教授。他在自己狭小的四壁堆满图书的书房里接待了我。他阅读了我递给他的图书出版规划后，肯定这个规划好，并且对近年来民间文学、民俗学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感到欢欣鼓舞。他思路敏捷，谈锋锐利，滔滔不绝。两个多小时的交谈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谈话之间，我一直注视着他，聚精会神地听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话题。那时，他已是76岁的老人，但他的头发是黑的，脸庞是红润而饱满的，说话的声音响亮而有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民间文学蓬勃发展的年代，在这期间，民间文学、民俗志、民俗学图书出版事业都获得空前的进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类图书多达四五百种，俨然成了全国民俗文化图书出版的中心。北京师范大学聚集了以钟敬文为学科带头人的众多民俗学专家学者，他们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结下不解之缘。从那时起至20世纪末，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钟敬文的《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钟敬文民俗学论集》《谣俗蠡测》，以及由他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国民俗学年刊》和《民俗学概论》。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民俗学概论》，这部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从编写、修改，直至完成，前后经历了8年时间。1998年夏，这部35万字的书稿定稿时，钟敬文已是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他依然不辞辛劳，率领“审订小组”成员，冒着酷暑，认真逐篇修改。在此后10年时间里，此书先后重印10多次，总印数达10余万册，读者范围从高等院校文科师生，扩展到政治、法律、民族、外交、体育、文艺、旅游、国际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
在与钟敬文20余年的交往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几十年如一日埋头于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这块学术园地呢？什么是钟敬文生命的源泉呢？我发现他的身上有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共同具备的一些高尚的品德和宝贵的精神，以及一些他自身特有的优秀品格。后来我还领悟到，钟敬文之所以能做到融生命、教学、科学研究于一体，保持生命之树常青，其诀窍在于他懂得返回自然的人生真谛。只要稍微与钟敬文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的家对所有的中外师生、朋友都是敞开的，他自己也总是耐心地倾听着别人说话，遇有能引发出深意的或有必要深入探讨的话题时，才会很有礼貌地插话，师生或朋友之间的交流——学术交流、思想交流、感情交流就这样自然而然展开了。钟敬文虽然身处校园，却对外部世界、对国内外文化学术界的历史与现状了如指掌。他曾对我说：“在与别人交流中，我的思想、思维方式、知识、创造力也得到锻炼、提高、丰富、完善与激发。它使我全身心地投入，脑体都不停地运动，生活有了活力，生命才得以持续。”
钟敬文还是著名的现代作家、诗人。早在“五四”时期，他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不仅能写优美的散文，而且创作了大量诗歌。20世纪30年代，他出版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散记》等散文集，发表新旧体诗六七百首以及诗论《兰窗诗论集》，出版过新诗集《海滨的二月》《偶然草》《东南草》等。他自称诗是他的精神故乡，诗是和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位早已知名的作家、诗人，后来为什么放弃了文学写作，而八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献身于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呢？他说：一，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工作，是加强国情和历史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民族传统文化是当前现实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三，对于创造时代的新文学和新艺术有滋养的作用。从这里，我终于找到了钟敬文先生之所以那样热爱自己终生选择的事业的原因，找到了其生命之树之所以长青的源泉所在。
钟敬文在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民间文艺学的理论，80年代提出民俗学结构体系，90年代创立了民俗文化学，20世纪末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新理论。他在这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创造了中国民俗学事业的一个个奇迹。我简直难以想象，一个人的一生，在进入晚年之后，仍能有如此大的决心、毅力，能有如此无所畏惧的精神，追随科学的发展，适应时代的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提升了中国民俗学这样一门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学科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没有钟敬文晚年的不懈努力，就没有中国特色民俗学发展之今日。他的事业与国家、人民、科学的需要是相一致的。他的个人命运与祖国、事业、人民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我曾经是钟敬文生前多部出版著作的责任编辑，还为他编选过《钟敬文民俗学论集》。在与他工作来往的20多年时间里，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离开我们的第十三个年头，在《钟敬文全集》即将出版完毕前夕，我写下以上这些文字，表示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