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指归校笺》，[汉]严遵著，樊波成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6月第一版，58.00元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提出：“儒道互补是两千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可以说，儒道互补的精神深深地烙印在汉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儒道二家思想的远播，与其文献的广泛流传息息相关。儒家文献自不必说，其中与孔子相关的“五经”与《论语》等书，历代传注笺疏不可胜数。从现存的历代书目中来看，道家文献在传统学术中的地位虽相去儒家甚远，然而，现实中则不可小觑。就道家文献发轫之作《老子》一书来说，其注释之作可以追溯到《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二篇，还至少有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北魏孝文帝、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八位皇帝为之御注，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现存文献中，汉人古注因其与古书时代最为接近，最能体现古书原意而为学者所推重。《老子》之注亦不例外。不过，《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四部《老子》注释之作，现已不存；现在存世的三部为《河上公注》《想尔注》和严遵《老子指归》。其中又以《指归》体例为异，对《老子》一书古本原貌的研究，亦极具参考价值。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德有先生点校的《老子指归》，并略加注释，纳入“道教典籍选刊”，颇方便学者使用。后又于200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有《老子指归译注》，二书在学界已经形成重要影响。近樊波成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撰成《老子指归校笺》一书，后出转精。总体说来，《老子指归校笺》一书值得表出之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厘清了《老子指归》的版本系统。《老子指归》因其在老学中的重要性，为学者所宝，然而，《汉书》只记载严遵“依老子、庄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其名称卷数皆不知，该书原貌如何亦无法推得。隋唐而宋，书目中著录的卷数有异，而现存仅约为原书一半，此外，在他书中还存有一些佚文。《指归》收入《道藏》《怡兰堂丛书》《秘册汇函》《学津讨原》《津逮秘书》《汉魏丛书》《唐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多种丛书中，其源不可追，而其流尚可寻。《四库提要》已经指出，胡震亨《秘册汇函》本“后以版归毛晋，编入《津逮秘书》”，其他目录书中对《指归》版本流传亦或有涉及。樊波成梳理诸版本，将其分为六卷本系统和七卷本系统，厘清其流变，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正统《道藏》本为底本，对校他本，参校以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张君房《云笈七签》、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以及出土简帛的《老子》等众多可资参照的文献，这就为进一步科学、有效地开展校勘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二是对《老子指归》的校勘，尤其是理校。《老子指归》一书，距今已有近两千年。两千年来，文献载体不断变化，在文献流传过程中，后人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或想法，对其作出适当改变，于文字上或增或删，或改或换；传抄与刊刻过程中，文献亦难免会出现鲁鱼之变。对于先秦两汉文献来说，就宋以后刻本来进行本校、他校，其学术价值比较有限，显然不可与理校同年而语。樊波成在系统地厘清《老子指归》版本流变的基础上，勾稽文献，对其作出校勘，并适当地作出判断，其中采理校法而下的很多结论，颇令人信服。比如“上德不德”章的“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七十有二义”，胡本系统作“君”，唐鸿学以“义”通“仪”，并引扬雄《羽猎赋》“乌得七十有二仪”为证。樊波成则据西汉用韵中习见的歌元阴阳对转情况，判定此处当作歌部的“义”，而与上下文的“山”“言”歌元相协，为贾说作出补证。此说可作定谳。又如同章“知不足以伦其化，言不足以导其俗”，樊波成引王褒《洞箫赋》“感阴阳之和，化风俗之伦”，疑“伦其化”为“化其伦”的倒文。“化其伦”正与“导其俗”对言，更符合语言习惯。
三是对《老子指归》的笺释。汉人喜欢铺排辞藻，有些词语字书未收，以致后人难以理解。汉人古注本为解释古书而作，而汉人古注也就需要后人的再注释。《老子指归》中许多词语的意思，前贤语焉未详，樊波成精于训诂之学，提出了许多精到的见解。此类甚多，这里聊举几例，比如：“上德不德”章“方地随天”，读“方”为仿；“道生一”章的“滑淖”，训为水润滑柔和之貌；“至柔”章的“闵闵車宛車宛”，“闵闵”“車宛車宛”二词皆训昏昏无知之貌；“大成若缺”章“堤墆”，“堤”“墆”二词皆训止等等。在这些笺释中，最突出的地方在于，樊波成能爬梳其他文献中与之相关同源词，作为引证，颇见功力。
四是对《老子指归》的研究。樊波成研治老学，发表过一些见解独到的文章，对《老子指归》一书亦有精深的研究。比如，该书代前言极力论证《老子指归》的当为严遵的《老子章句》，广征博引，论证充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又如，就《老子指归》真伪问题，樊波成据上孙家寨汉简所见汉代军制，推测《指归》当成书于西汉，且很可能是元成时期，并进而考察其用韵特点，“不仅符合西汉韵文之特点，也与楚蜀两地之古方音相合”。这就对《老子指归》的文献性质的认识较前贤时哲更进一步，已经超越为辨伪而辨伪了。其实就既有的文献辨伪工作而言，有些时候其实只是学者各自的对“辨伪”这个概念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导致许多无谓的争论。还有，王利器先生等几位著名学者认为《老君指归略例》乃严遵《指归》之“略例”，樊波成特别提出，其乃王弼《老子指略》，而非严遵《老子指归》之“略例”。宋人晁说之尝言：“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说王弼之学承自严遵，大概没什么问题，加之题名近似，前儒难免将二者相混；而且，现存西汉文献尚未见有称老子为“老君”者。樊说甚是。
此外，该书附有历代学者就《老子指归》一书所作的序跋提要，以及辨伪文献选辑，较之王德有点校本更为丰富，颇可省去学者翻检功夫。又附录《老子指归》一百三十余条佚文，更便于学者了解此书全貌。当然，该书偶有问题，这里也贡献出来。比如，“上德不德”章“廷正以慎道，显善以发奸”，樊波成仅出校曰：“廷，胡本系统作‘延’。”未下断语。其实，这里作“廷”文义扞格，作“延”则恰合。“延正”与“显善”对举，文义也相近。又如，同章“绝人所不能已”，底本作“以”，樊波成据胡本系统改字。考已、以二字古音极近，典籍中不乏通假的例子；现代汉语中，仍保留有“以往”“已往”二种可以通用的写法。作“不能已”，虽然更符合今人用字习惯，但此处不必改字。
古人治学，不外校勘与训诂二法。樊波成继承古人治学之法，校笺《老子指归》一书，然而又不囿于校勘与训诂，以深厚的学养从学理层面对其加以研究，纳入校笺之中，这是对既有校笺体式的一种创新。该书曾获得“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正体现出同行专家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