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选取近十年来出版的四部有关道家研究的博士论文，从新考据学研究、哲学研究和现代阐释学的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略作评述，以图反映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特别是道家庄子研究这一重要侧面。本文原为数年前的旧作，承蒙《河南科技大学学报》采用发表，专此致敬！
国外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兴盛可以以1982年为阶段性标志，是年7月，由美国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及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办、陈荣捷主持召开的檀香山国际朱子学研讨会，规模浩大，推动了全世界研究中国哲学的高潮。嗣后，儒学及道家研究相得益彰，兴盛历十几年而不衰，显现出越来越繁盛的局面。其间，包括台湾在内的各大学哲学系、中文系多有以道家老庄研究作为博士或硕士毕业论文的，显示出学术研究由形式到内涵的一种取向。本文即选取近十年来出版的四部有关道家研究的博士论文，略作评述，以图反映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特别是道家庄子研究这一重要侧面。这四部论文是：
刘笑敢（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陶东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
崔宜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
张松辉（四川大学哲学博士）：《庄子考辨》。
即如崔宜明所说，“近10多年来，庄子研究颇为兴盛……开辟了庄子研究的崭新局面。而且，这些研究成果已大致地标识出今后庄子研究的新途径”。[1]（P2－3）限于条件，本文不可能对这一时期的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以及尚未出版的大量博士论文作出概括，但仍希望通过对上述四书的评述，大略见出近十年来庄子研究的新途径。
首先，这里想先略述四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各自的导师评语，以说明上述四部博士论文确经选择而来，可具一定代表性。
《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以下简称刘书）共三编。前编文献疏证，论述《庄子》内篇、外杂篇的年代及外杂篇的分类。中编庄子哲学，范畴篇论道、天与命、德与气，学说篇论安命论、逍遥论、真知论和齐物论，通论篇论庄子哲学的内在矛盾、合理因素、主要特色和社会意义。后编庄学演变，论庄子后学中的述庄派、无君派和黄老派。书由张岱年、李泽厚、陈鼓应三人分别作序。张序称其使“《庄子》书中内外杂篇的先后早晚得到无可争辩的证明”。[2]（张岱年《序》P1）李序称其“从汉语词汇的使用特征来考证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异同，用全面统计的方法来准确计算词语和内容的出现情况，这显然引入了现代科学观念和方法”，“是解放后少见的全面论述庄子的学术著作”。[2]（李泽厚《序》P3）陈序称其“与国内许多学者的见解迥然不同，我却认为是比较正确的”，“这本书的一大优点是把理论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考据学的基础之上……是自古史辨派以来考据学的一大重要成就”，“是多年来庄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庄子研究的历史上取得了突破性、阶段性的成就”。[2]（陈鼓应《序》P9－10）
《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以下简称陶书）共上下二编。上编庄子人生哲学的超越性结构，论述庄子人生哲学超越的起点、终点、中介以及内在矛盾和向美学的汇通。下编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庄学精神及其现代阐释，论述庄子美学的心物关系论、语言观、风格论和神秘主义。书由童庆炳作序，说钟敬文称其为“好，很好，一部力作，是的，是一部力作”，“在钟敬文先生的支持下，答辩委员会顺利地通过了他的论文，并给予很高的评价”。[3]（童庆炳《序》P2）
《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以下简称崔书）共分逻辑的知与诗意地说、真知论、坐忘论、齐物论、逍遥论五章。该书后记说：“在导师冯契先生的严厉敲打之下，这篇论文耗尽了我的心血，”“冯契师对我的帮助之大，不仅在于他倾注的心血，更在于他晚年的智慧学理论的启示。个中详情，非三言两语可尽。”[1]（P262）
《庄子考辨》（以下简称张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庄子考，考证庄子故里、庄书作者和文化系统。中编庄子辨，论述庄子的矛盾、哲学思想、政治观、隐逸思想、齐物思想、精神自由论和逍遥游篇主旨。下编庄子与中国文化，论述庄子与玄学、道教、佛教和文学艺术的关系。自序中说其硕士导师宋祚胤曾对书稿赞勉有加，称其：“深刻细微，无幽不烛，无微不显……皆掷地有声。其极可贵者，则剖析庄生，悉如其分，而一扫前人之迷离恍惚也。今而后，庄生真面目应见知于世人矣！”“你将来成为历史上研究庄子的一个最为卓越的人，是完全可以肯定的。”[4]（《自序》P2）
对四书评价之高，已无可复加，而这正是学术界所一直期望的，阑干拍遍，相见恨晚。
以下依照四书的治学路径，分三题评述。
一、新考据学研究
首先我们仍引崔书，书中说：“近代以来兴起的研究庄子的新途径有二。一是新考据学研究……对近代以来的学术史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1]（P2）然而在我们通读四书时，却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把刘书称为新考据学的话，那么对张书就势必要称作“新”新考据学了。这真有些像同出于儒家的孟子和荀子却有法先王、法后王与性善、性恶的对立一样了。
刘书认为，《庄子》内篇中只有道、德、命、精、神等概念，没有道德、性命、精神这样的复合概念，而在外杂篇中，这三个复合概念已出现30多次，说明《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而张书对此并不认同，针对刘书用反证的方法点出了一个“漏洞”：外杂篇26篇中只有13篇用过以上复合词，那么其他13篇是否庄子后学的作品又如何证明呢？张书进一步说：在同一个学派内出现思想上的差异本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即使是同一个人的思想，在他一生的不同阶段，也会产生种种矛盾；对于年代久远的典籍，我们不必像有些学者讲的那样，不仅要一篇一篇地去辨其真伪，还要一段一段地去辨其真伪，越是这样“斤斤计较”，越容易出差错，倒不如整体视之，反而不会出现大的失误。说到比较真伪的标准，张书不无愤激地说：前人往往先认定庄子属于某种思想的人，然后排除、甚至从文字上删掉《庄子》中不符合这种思想的论述。如因为《天下》篇的思想与后来的某人有相同之处，就认定《天下》应是这个人所著，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立论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天下》与后来某人思想相似，说明某人借鉴了《天下》的思想呢？父子二人面目相似，不说儿子是父亲生的，反说父亲是儿子生的，这种立论的逻辑方法实在是混乱、颠倒的。
张书所说不无道理。试想庄子为战国中期人，最晚活到赵惠文王初年，如按刘书以《庄子》成于战国后期，就算到战国结束，其间跨度也才只有50年。在此短时期内依据现存有限典籍中的单纯词复合词而作如此具体的论定，而不考虑当时各国各地区文化的差异、诸子思想文风的差异、学者自身早晚期的差异，确有未安之处。何况战国社会之动荡，学术之活跃，种种不确定因素之多，都前所未有。而庄子本人的思想与文风尤其“恣纵”、“俶诡”、“正言若反”，既然庄子行文可以“度越晚周诸子”，自然便难以用诸子的文法加以衡量。
当然，张书所说并不是针对刘书的，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其实张书与刘书结构十分相似，都是上篇考据书、人，中篇论述思想，下篇叙述后学或影响，说明二者路向有一致之处。
在考据方面，陶书的态度是明确表示不拟参与争论，提出以庄子作为一个学派，一种哲学创立者的符号，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整体。崔书的态度有不明朗之处，书中一方面说没有做考据工作，无意于学术史问题，各种考据结果均不妨碍庄子哲学之为庄子哲学，另一方面又说“对于笔者来说，不仅十分关注学术史研究的成果，也尽可能地汲取这些成果。如内外杂篇的作者问题，笔者认为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一书的研究结论值得信赖，所以对庄子哲学思想的阐述尽可能倚重内篇，在引文中也更推重内篇的材料。”[1]（P7）对外杂篇中的《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崔书干脆“概不引用”了。
新考据学首先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其次是由此引出了一个认识本体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一般态度的问题。让我们仍引崔书的话：“人们用新考据学方法对《庄子》一书的年代作者、文字篇章诸问题的考辨厘定，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成果。但……新考据学是‘史学的’研究，它不能代替‘哲学的’研究。新考据学强调无征不信，在现有材料的条件下，先秦时代的大量问题只得存疑。而‘哲学的’研究不可能因此也持‘存疑’的态度。”[1]（P6）由书中文字感觉，陶、崔对新考据学的态度首先是敬而远之、疑而存之，其次则是等待不及。这让我们想起一些现象，就是有些学者在论述庄子哲学时，对庄子二字无法下笔，作为哲学家与作为典籍均不可，而又不能不说，于是便在二字上加引号，甚者则连忙作注，声名此庄子为假定的某物。这很像“道可道，非常道”的描述，一道便非，又不可不道，境遇之尴尬实堪叹惋。
就同作为新考据学的刘、张二书中观点的差异来看，其最终结果似乎不是容易等及的。那么在新世纪业已到来之际，庄学研究领域的新局面向何处寻呢？
二、哲学思想研究
庄子的哲学思想至今仍然闪烁光辉，对当代社会产生极大影响，这一点是不言而谕的，四书中陶、张二书都是从文学的角度渗透哲学，篇幅比重陶书占二分之一，张书占三分之一，仅是这种状况的一个侧面。
作为仍然活跃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中是否有哲学本体论的内容，以及如何对之进行阐述，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并非很多。如陶书认为，庄子哲学是人生哲学，不是认识论，也不是宇宙论；又说：“庄子的哲学是美学，这似已成定论。”[3]（P9）书中对本体论问题几乎没有提及。相比之下，台港学者似乎更强调老庄学说的纯哲学意义，即它的形而上学部分。大陆研究老庄学说一般不讲形而上学，并且对形而上学这一术语通常是理解为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方法，是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台港地区称形而上学，则是使用《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的本义，习惯上称之为“形而上”，意即超感觉的抽象概念的哲学思辩，其核心内容是关于宇宙物质存在本原的讨论，也就是纯哲学本体论。台港学者对老庄学说在纯哲学方面的较高水平，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虽然刘书的主题是论述“庄子哲学”，试图全面把握一个哲学体系，但仅中篇是在论述哲学思想，颇显单薄；且观点唯多引冯友兰、张岱年、关锋、陈鼓应、张恒寿、陆钦等十余家，于历代注疏及当代学者的见解采择甚少，前言中虽称有许多海外的“宝贵的参考书”，[2]（前言P5）然书中唯引陈鼓应一家；范畴篇中仅论述道、天与命、德与气诸概念，对有与无、玄与同等其他重要本体论概念均有所忽略；书中观点虽在唯心、唯物论及阶级属性上与60年代初的讨论有很大不同，但其思路并未脱离其匡范。这种情况在陶、崔、张三书中也有不同的反映，崔书中真知论、齐物论、逍遥论三章的框架基本与刘书学说篇相同。
在哲学思想方面，四书最可观初是对庄子学说内在矛盾的揭示，在此一点上大陆较台港要高出一筹。在80年代初，学术界说到庄子学说的内在矛盾时，还是作为对庄子的批判而持否定态度，但在四书中，内在矛盾已逐渐被看作是庄子学说中最主要且最具价值的部分。
首先是刘书中的通论篇对“庄子哲学的内在矛盾”有专节论述，将其归纳为“随俗与孤傲，外化与内不化”、“消极与积极，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必然”三个方面；提出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往往包含着许多不同的侧面，体系越是成熟包含的侧面越多，不同的侧面之间表现了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形成了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此命题下刘书将庄子与朱熹、康德、黑格尔相提并论，认为都是水平较高、比较成熟的思想体系。陶、崔、张三书继续了这方面的探讨，陶书开篇便承认庄子本来就充满了矛盾，对古今有关庄子的歧解看得十分轻松。书中也有专节论述庄子人生哲学的内在矛盾，并试图分析其内在矛盾的逻辑结构。
张书中编第一章即“从矛盾的角度来理解庄子思想”，认为矛盾使《庄子》一书的内容丰富多彩而又迷离恍惚，“解释矛盾产生原因，是本书研究庄子思想的主要任务”，[4]（P52）提出任何人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不仅会出现在一个人一生的不同阶段，也会发生在他一生的同一时刻。张书中还提出有“真正的矛盾”与“虚假的矛盾”，[4]（P61－62）（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内在的矛盾”与“外在的矛盾”，）真正的矛盾即自我否定。张书的这一提法是意味深长的，第一，由此可以推测庄子中的内在矛盾可能是他有意安置的，就像“文学大家能创造出不同风格的文章”，[4]（P57）所谓“内在”在此也有了充分解释，因而任何以批判的态度“外在”地加给庄子矛盾就是无意义的；第二，既然庄子内外杂篇中的矛盾是“内在”的、有意安置的，那么对其进行判定真伪的考据的意义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张书说：“从矛盾的角度去分析、理解庄子思想，是符合实际的，是科学而合理的。我们不能因为庄子讲了几句齐生死、甚至死比生好的话，就真的认为庄子想死。”[4]（P67）此语虽然通俗，但确有针对性。
崔书与张书的写作、出版大致同时，对庄子矛盾的探讨也别有蹊径。书中称庄子的矛盾为悖论，矛盾是违反了逻辑规则而出现的错误，是哲学的大忌，悖论则是逻辑自身的“矛盾”，是根据逻辑规则必然地推出逻辑本身不合理的“矛盾”，它体现的是历史过程中人类思维能力的局限性。庄子是通过悖论，一个积极的、大有深意的“矛盾”错误，而使人类思维的意义得以绽出，也使“道”的本体得以绽出。
关于庄子矛盾的探讨确实是近年来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对庄子矛盾的研究，对庄子全部体系的研究可能都难以展开。而由此反观庄子，在先秦各派互绌互非的激烈竞争中，确实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像庄子这样在自己的著作中给世人、后人留下这么多的疑问，除了《天问》以外。也确实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像庄子这样以“正言若反”的方式、有意设迷一般地阐述自己的观点，除了《山海经》以外。
三、现代阐释学的研究方法
刘书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传统，张书的研究方法更为“直观”，陶、崔二书则突出了研究方法的“新”，即二人都运用了现代阐释学的方法研究庄子。陶书运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理论，将庄子对生命意义的焦虑看作是对“此在”的超越，将神人的“无为”看作是超越的终点，是其超越性的“精神实质”，铸造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精神，而全书的研究方法则是阐释学的。该书的引论中明确提出并不追求恢复庄子的绝对“本来面目”，而只是与庄子进行现代“对话”。
崔书更是完全运用现代阐释学理论进行研究，提出“哲学史是一部理性的对话历史，是一部永无终结的对传统的现代阐释史。庄子哲学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至深至广，正是与这样的对话、阐释相表里的”。[1]（P1）按照这种阐释理论，书中着重讨论了庄子的言说方式等问题。认为既然道家的道是绝对性存在的一个概念，是不可言说的，而庄子却偏偏在说，那么就是“正在说不可说”，这就成为一个悖论。这既是一个逻辑问题、认识论问题，也是宇宙本体问题。“不可说”是“说”出来的，这是“为”而非“无为”，在“说不可说”中实在蕴含着大智慧。书中与康德的认识论相比较，认为二人是人类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
学术界至今还不时批评郭象的《庄子》注违背了庄子的原意，同时郭象自己的注文又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作品的原意不是有人不想追求，而是不可能追求。现代阐释学彻底改变了以往学者们绝对追求作品原意的观念，它否定学术权威，支持一家之言。它一方面是加重了“百家往而不返”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学术问题更加社会化、平民化，虽不足以成就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却有利于使古老的学说焕发新的光彩，这一点是不可轻易否定的。即如崔书所预期的：“真正属于智慧的东西，其实根本没有陈旧之虞，它必然历久而弥新，永远投射出照亮这个世界的理性之光。”[1]（P8）
值世纪交替之际，学术研究也在交替，我们期待着这“交替”的结果是一派新的繁荣。
〔参考文献〕
[1]崔宜明《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陶东风《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4]张松辉《庄子考辨》，岳麓书社，1997.
（本文原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