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奏》立体书影 资料图片
经过考订与辨伪的题跋、钤印，可以成为重要的史料。图为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书中所见曹寅、傅昌龄之印。资料图片
小说《红楼梦》的故事，引得万千读者为之着迷。研究《红楼梦》的“红学”，近年来却聚讼纷纭，令很多学者望而却步。2010年，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一农，搁置了原本驾轻就熟的科学史、中西文明交流史研究，“闯入”众人视为畏途的红学领域。
《红楼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红学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作为红学的外来者，黄一农认为，在大数据时代，大量新材料的发现使红学蜕变或升华成为可能。几年来，黄一农借助数据库、网站等电子资源，结合传统的文史研究方法，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亲友的生平事迹、人脉网络进行详尽考证，探索这些真实的历史背景与小说《红楼梦》的关系，他撰写的《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黄一农相信，他所倡导的“e考据”，能够让红学与清史得以合奏出一阕精彩的二重奏。
e考据：文史研究面临巨变
“随着古籍的大量影印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网络和资料库的普及，文史工作者往往有机会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在较短时间内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填补探究历史细节时的隙缝。”这就是黄一农对“e考据”的定义。
在《二重奏》中，黄一农罗列了十余种红学研究中常用的电子资料库或网站。据他统计，“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中国方志库”“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谱牒库”“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等大型资料库能够全文检索的汉文古典文献总量已达60多亿字，“CNKI数字图书馆”集纳了超过600万篇文科论文，一家古旧书网站整合了20000家书店、有2000多万册图书在售，“雅昌拍卖网”则汇集了近20年古代书画拍卖信息。黄一农提示，红学界过去极少注意古代书画的题跋、钤印，而丰富的题跋、钤印资料经过考订与辨伪，也有可能成为有用的史料。
“陈寅恪先生若活在这个时代恐怕会疯掉。”黄一农曾半开玩笑地说，以博闻强识著称的陈寅恪如果有机会搜检并活用这数十亿字的文献，“或许他会给自己莫大压力，尝试去跻攀学术的绝对巅峰”。
通过e考据，“外来者”黄一农快速走入红学深处。曹雪芹的祖籍是丰润还是辽阳？曹雪芹的生父是谁？《红楼梦》中的元春有无原型？……面对红学界争论不休的这些谜题，各家坚持己见，少有共识。通过检索文献数据库，查阅先前研究者不曾过眼而现已数字化了的满汉文档案，在黄一农的叙述中，曹家在清初崛起的历史图像逐渐清晰，曹氏的血缘世系有了更为确切的文献支撑，元春省亲的故事与乾隆初年获允回家省亲的密妃王氏出现了诸多契合……
黄一农坦言，初涉红学，书中的论述难免存在瑕疵，但面对专治红学的学者数量日渐萎缩、严肃的红学论文越来越少的现状，他希望“e考据”的概念能激发起更多人对红学研究的兴趣，更期许以一个成功的案例说服学界：文史研究的环境与方法正面临千年巨变，许多领域有机会跃升到新的高度。
e考据之外：动手动脚找东西
尽管多年来一直强调e考据的重要性，但黄一农也总会告诫年轻学人：e时代所进行的考据工作，离不开传统的学术方法。
事实上，刚一进入红学，面对曹雪芹的祖籍及其先辈生平事迹的问题，黄一农就展开了田野调查，先后远赴河北丰润、江西武阳、进贤、都昌、湖口等地，访查曹氏世系。在鄱阳湖边的湖口县，他不仅在村民家中寻访到了线装家谱，而且在村外一处废弃农舍中发现清代曹氏的《重建西真寺功德碑》。
因为意识到满文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黄一农策划举办“满学与清史研究”研习营，邀请两岸对满学有兴趣的史学工作者互动对话。通过研习营，黄一农了解到，新、老满文在汉译人名时常有不同，曹雪芹高祖曹振彦就被今人误译成曹谨言、曹金颜、邵振筵、邵祯言等名，于是有关曹振彦的满文档案被重新找出，实现了重要的突破。
纳兰家族与曹家关系密切，早在清代就有人提出《红楼梦》为“明珠家事”。经过反复考索，黄一农弄清了纳兰家族六姊妹中五位的配偶。最后一位女子的夫婿，却是电子文献无法解决的。他只能鼓足勇气，逐页去翻查从未数字化的、多达30册《爱新觉罗宗谱》。在历经几日几夜的徒劳无功后，黄一农终在努尔哈赤次子代善支，读到其裔孙永的嫡妻即纳兰家的这位女子，而永恰好是曹雪芹至交敦诚的好友。
既充分利用电子资源的便利条件，又不摒弃纸质文献，更通过田野调查寻访碑刻、民间文献，即使书画作品也可纳入史料的范畴。“目前文献的数字化仍然不足，e考据并无法提供解决问题的绝对保证。”黄一农说，学者不能功利地从事点状的搜索，而要利用现在的便利条件积累面状知识，“e考据虽然可以让一位成熟的学者如虎添翼，甚至扮演早年锔匠的工作，有效接补残缺破裂的瓷器，但如果研究者的内力不足且基本功欠扎实，也很容易浪费了有用的材料。”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大约10年前，时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的葛兆光，曾引用傅斯年的这句名言来概括黄一农的研究方法。
（本报记者 杜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