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请”与竹简《文子》的撰作年代
竹简《文子》的撰作年代，其上下限，尤其是上限的确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几番梳理之后，终于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外求，竹简《文子》本身为我们提供的线索可以使这一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八角廊竹简《文子》第2212号：“朝请不恭，而不从令，不集。平王”。在这里，有一个极端重要的词是“朝请”。
“朝请”，《辞源》解释为：“汉律，诸侯春朝皇帝叫朝，秋朝叫请。” 关于“请”，《辞源》又解释说：“朝会名，汉制，春曰朝，秋曰请。”《说文解字》：“请，谒也。”段玉裁注：“周礼，春朝秋觐，汉改为春朝秋请”。按照《广韵》，作为礼法内容的“请”为“疾政切，劲韵”，应该读为去声。《辞源》的解释和段玉裁的论断是有根据的，《史记·吴王濞列传》：“吴王恐，为谋滋甚。及后使人为秋请”。《集解》引孟康之言曰：“律，春曰朝，秋曰请，如古诸侯朝聘也。”
“朝请”的制度在西汉初年已经显得非常重要，是否有朝请的资格，和当事人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有资格之后，是否朝请，也代表他本人对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 “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请如故。”《史记·陈丞相世家》：“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史记·吴王濞列传》：“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尝患见疑，无以自白，今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史记·南越列传》：“遂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 《汉书·东方朔传》：“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遗德，奉朝请之礼，备臣妾之仪，列为公主，赏赐邑入，隆天重地，死无以塞责。”与这个制度相一致的是，出现了“奉朝请”这样的荣誉性的官职，一直延续到后代。《宋书·百官志下》：“奉朝请，无员，亦不为官。汉东京罢省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
是不是可以说“朝请” 的制度是从西汉开始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史记·货殖列传》：“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毋庸置疑，“朝请”作为制度在秦始皇时代已经开始实行。
但是，先秦古书中，并没有出现“朝请”一词。可以肯定地说，秦始皇称帝以后，确立了“朝请”的制度。这当然和他废分封、立郡县有直接关系，《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 廷尉议是。”
先秦时期，最常见的是“朝聘”。《说文解字》：“聘，访也”；《尔雅·释言》：“聘，问也”。“聘”是诸侯之间的礼节，《周礼·秋官·大行人》：“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诸侯与天子之间相互派使节问候，也叫做“聘”。《春秋谷梁传》隐公九年：“天王使南季来聘”。诸侯亲自拜见“天王”，叫作“朝”。《春秋公羊传》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其言朝何？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总之，“聘”是问候性的、相互的礼节。而“请”则是单方面的、法定的义务，《说文解字》：“请，谒也。” 孟康说朝请“如古诸侯朝聘也”，还不够准确。应如段玉裁所言，“朝请”由“朝觐”演化而来。《汉书·礼乐志》：“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礼记·曲礼下》：“诸侯背面见天子曰觐”，《说文解字》：“觐，诸侯秋朝曰觐”。“朝觐”限于诸侯，而“朝请”在秦汉则扩大到重要的大臣。周代的诸侯派使节问候天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汉代的王侯则用“不朝请”或派人“代为秋请”来表示自己的不满。总之，废分封，立郡县，加强皇帝的集权，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改革，与之相适应，“朝请”的制度在秦始皇那里确定下来，“朝请”一词是在秦始皇称帝以后才逐渐流传应该是很可靠的。由此来推断竹简《文子》的撰作年代也是可靠的。
汉代分封诸侯，逐渐尊崇三代，推重六经，“朝聘”的说法并没有绝迹。但是，汉承秦制，也一直非常重视中央集权的问题，沿用“朝请”的制度和说法也就毫不奇怪了，尤其是“朝请” 在汉初一直到宣帝时期还频繁出现。这一时期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斗争很厉害，前文已述，有没有朝请的资格，愿不愿意朝请，都是事关大体的。竹简《文子》中很严肃地讨论“朝请”的问题，也肯定是在“朝请的问题成为问题”，为大家广泛关注的背景下，才能显出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不会依据偶尔的闲谈或者随口的杜撰中突兀地提出来。所以，把竹简《文子》撰作年代的上限定在秦始皇称帝之时还是稍嫌粗糙。我们还需要考虑与“朝请”制度相关的“诸侯”问题。
“诸侯”与竹简《文子》的撰作年代
今本《文子·道德》中与2212号竹简对应的文字是：“诸侯轻上，则朝廷不恭，纵令不顺。” 竹简本的“不集”“平王”等重要的信息都被遗漏了，“不从令”被改成了“纵令不顺”，“朝请不恭”更被改成了“朝廷不恭”，显然是今本《文子》没有理解竹简《文子》中的说法，甚至是有意改窜“朝请”这一标志性的名词。但是，今本《文子》毕竟和竹简本有渊源关系， 2321号竹简：“诸侯倍（背）反（叛），众人□正，强乘弱，大陵小，以”在今本中对应的文字是：“诸侯背叛，众人力政，强者陵弱，大者侵小”。而且，根据今本，2321号竹简和2212号竹简的文意是相联属的：
2255 平王曰：“子以道德治天下，夫上世之王
2376 观之古之天子以下，至于王侯，无□□
0877 欲自活也，其活各有簿[薄]厚，人生亦有贤
2252 □使桀纣修道德，汤武唯[虽]贤，毋所建
2213 以相生养，所以
2206 相畜长也，相□
2212 朝请不恭，而不从令，不集。平王
0567 □者奈何之？文子曰：“仁绝，义取者，
2321 诸侯倍[背]反[叛]，众[人□正，强]乘弱，大陵小，以”
——竹简《文子》
文子问曰：“夫子之言，非道德无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继嗣因业，亦有无道，各没其世而无祸败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时有亡国破家，无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则夙夜不懈，战战竞竞，常恐危亡，无道德则纵欲怠情，其亡无时。使桀纣循道行德，汤武虽贤，无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养也，所以相蓄长也，所以相亲爱也，所以相敬贵也。夫聋虫虽愚，不害其所爱，诚使天下之民皆怀仁爱之心，祸灾何由生乎！夫无道而无祸害者，仁未绝，义未灭也；仁虽未绝，义虽未灭，诸侯以轻其上矣，诸侯轻上，则朝廷不恭，纵令不顺；仁绝义灭，诸侯背叛，众人力政，强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击为业，灾害生，祸乱作，其亡无日，何期无祸也。”
——今本《文子·道德》
2212号竹简的“朝请不恭”由于竹简损毁，缺少主语，根据今本必是“诸侯”无疑。竹简《文子》中的“诸侯”二字也是极端重要的。
秦二世末年，“诸侯并起”。项梁拥戴楚怀王，自号“武信君”，秦将章邯破楚军于定陶后，怀王封刘邦为“武安侯”。（《史记·项羽本纪》）巨鹿之战以后，“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叛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向东。”（《史记·秦二世皇帝本纪》） 灭秦以后，“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 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 （《史记·项羽本纪》）楚汉相争中，刘邦获胜，“定天下、王子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史记·吕太后本纪》）此后，诸侯与天子的关系成了西汉王朝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西汉初年，分封什么样的人当诸侯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刘邦听从郦食其的建议要分六国诸侯之后为诸侯，遭到张良的激烈反对，张良一口气列举了八个不可行的理由，刘邦恍然大悟，大骂郦食其，并收回成命。（《史记·留侯列传》：“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但是对刘邦手下的大臣，张良却主张分封刘邦最讨厌的人为侯，以安定人心，避免发生叛乱：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
——《留侯世家》
竹简中的这些内容正好和防止诸侯背叛的思想相一致：
□者奈何之？文子曰：“仁绝，义取者，0567诸侯倍（背）反（叛），众人□正，强乘弱，大陵小，以2321
当然，强化皇权而削弱诸侯的势力在西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前127）下推恩令，元鼎五年（前112）又借口列侯所献酌金“不如法”，夺去106名列侯的爵位，基本上解决了诸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这一时期的老百姓不再是“久乱之民”，社会现实也不再是“淫暴之时”。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历史时期，考虑到竹简《文子》乃是道家著作，可以看作竹简文子的撰作下限。这个时间要比竹简文子的下葬时间要早至少50余年。[出土了竹简《文子》的八角廊，发掘者推断墓主是中山怀王或孝王，中山怀王卒于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孝王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发掘者倾向于前者。（1）《汉书·魏相传》记载魏相元康年间(前65-前61)引“五兵”说上书谏出击匈奴。魏相所引“五兵说”和竹简《文子》内容上完全一致。那么，汉宣帝元康年间(前65-前61)就是竹简《文子》撰作的绝对下限。
就思想倾向而言，竹简《文子》强调无为而治，又强调道德仁义的作用和教化的功能，认为刑罚不足取，讲究用兵的正义性，都和汉初的社会情形和政治需要完全吻合。汉初的皇帝也乐于向臣下征询治理天下的途径和方法，比如著名的陆贾对刘邦“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言论。王博先生业已指出，陆贾《新语》一书与竹简《文子》在守天下、持柔、强调君主以身为教则民化，并反对以刑罚治国等方面均有相同或相近之处。（2）
特别是《新语·无为》中提到：“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也。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死而为之者哉？故曰：‘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何者？化使其然也。”和竹简《文子》：“主国家安宁，其唯化也，刑罚不足……”的思想完全一致。《新语·无为》文末引孔子之语：“移风易俗，岂家至之哉，先之于身而已。”竹简《文子》说“古圣王以身先之，命曰教。”二者的思想和句式都是如出一辙。
在汉武帝的时候，还问东方朔“吾欲化民，其有道乎？”东方朔回答说：“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经历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而按照《汉书·东方朔传》的记载，汉武帝提问的背景是“时，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相比之下，“孝文皇帝”所面对的就是竹简《文子》中所说的“久乱之民”了。
同时，竹简《文子》的出现和这样的文化政策也是直接关联的：“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另外，汉初诸侯王广泛养士，规模不下于战国时期。汉景帝时，梁孝王“拟於天子，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汉书·文三王传》）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更是以招致宾客名闻天下。还有，汉代诸侯王好诸子之学，两汉之际的桓谭说：“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汉书·扬雄传》）西汉武帝之前，黄老之术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自不待言，汉成帝时，东平王“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虽然遭到拒绝和斥责，说明汉代诸侯王的兴趣是很广泛的。事实上，竹简《文子》就是出土于中山王墓中的。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促成《文子》一书的问世。
我们认为，竹简《文子》的撰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上限最大的可能是刘邦称帝的公元前206年。这一点我们在竹简《文子》之中还可以找到内证：
2252号竹简：“□使桀纣修道德，汤武唯（虽）贤，毋所建” ，《史记·陆贾列传》：“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两者相比，句式完全一样，只不过竹简文子是在说远一点的的历史而陆贾是在说刚刚过去的现实。汉初，人们，包括刘邦本人，对刘邦为什么取得天下多有讨论：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史记·高祖本纪》
汉五年刘邦曾考虑建都洛阳，“欲与周室比隆”，刘(娄)敬认为周以德服天下， “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而刘邦连年征战，造成了“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的惨淡局面。刘邦是以“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取天下，在德政方面建树不多，所以刘敬直截了当地对刘邦说：“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窃以为不得也。” （《史记·刘敬列传》）
竹简《文子》一方面可以指明“人主唯(虽)贤，而曹(遭)淫暴之世，以一［0880］之权，欲化久乱之民，其庸能［0831］”的困难处境，另一方面又提出“然臣闻之，王者盖匡邪民以为正，振乱世以为治，化淫败以为仆［1172 0820］”，也和汉初的社会情形相吻合。
解决了竹简《文子》撰作时间的上限（秦始皇称帝——汉高祖初年）和下限（汉武帝独尊儒术、行推恩令——魏相引五兵说）的问题，（3）可以使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迎刃而解，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竹简《文子》可以被理直气壮地看作汉代道家（至少也是秦汉之际）的重要作品，其次“平王”与“文子”的问答是出于伪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汉代也有一位平王），“文子”非老子弟子，更不是范蠡之师则得以肯定。这两点，已经是文子研究的要害和症结了。（4）
注释：
（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李学勤：《试论八角廊简<文子>》，《文物》1996年第1期。
（2）
王博：《关于〈文子〉的几个问题》，《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3）
严灵峰先生提出过竹简《文子》成书于战国末期的观点，王博先生则认为该书成于汉初，在研究“文子”之初，笔者曾认为竹简《文子》成书于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而更赞同王博先生的观点。吴光先生也坚定地认为《文子》成书于汉初，但是他的根据是今本《文子》，而我们认为今本《文子》和竹简本不可相提并论。参见严灵峰：《定州竹简<文子>残本试探》，《哲学与文化》1997年第2期；王博：《关于〈文子〉的几个问题》，《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张丰乾：《试论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吴光：《〈文子〉新考》，《河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张丰乾：《柳宗元以来的文子研究述评》，《国学研究》第七卷。王葆玹、李若晖先生在交谈中也认为竹简《文子》出于秦火以后。（4）
李存山先生屡次指出，“文子”是否是老子弟子，《文子》有没有抄袭《淮南子》的问题弄不清楚，先秦两汉的思想史都不好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