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伟制
当年，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当起国文教员来。
——季羡林
词典编纂是一种终生的事业，经过几辈人的努力，才能真正成为“典”，而且要按照时代需要不断修改，其命维新。
——吴泽炎
1915年，有一则这样的广告：“新旧名辞，中外典故，无不详备。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
这广告推销的就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辞书之母”的《辞源》。
2015年12月，历时八载第二次大规模修订完成的《辞源》第三版全球发行。从1915年到2015年，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初作为中国文化转型期标志性成果的《辞源》，在今天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值得数百学者一代人接一代人地不断修订完善？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文化在中国快速传播，《英华大辞典》《法华新字典》《中德字典》等大量外语学习词典陆续出版。与自然科学普及相关的专科词典也层出不穷。在《辞源》编纂前，单是商务印书馆着手编纂的专门词典就有20多种。“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以张元济为首的商务人，一方面大力引进传播西方的先进文化，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一本《康熙字典》是不足以保存并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们立志要编纂出一部独树一帜的《辞源》来帮助中国文化实现转型。
《辞源》首次编纂始于1908年。据第一版主编陆尔奎在《〈辞源〉说略》的记述，原本设想由五六位学者用两年的时间即可完成编纂工作，不久之后便“旋增至数十人”，共使用资料10万多卷，陆尔奎也因此积劳成疾，目力受损而至双目失明。
不过到1931年时，该辞书就已行销数十万册，成为当时全国小学教师以上水平知识分子的常备案头辞书。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季羡林回忆：“当年，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当起国文教员来。”作家王蒙则说：“我不管想什么问题都先查《辞源》，查完以后，我的学问立刻就大了。”
不过商务出版人一直明白，辞书完成之际便是新的修订开始之时。只有不断顺应社会发展，词典中保存的文化价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机。《辞源》是经典，其经典地位的确立是靠创新和修订来保持的。
于是《辞源》经历了1915年正编、1921年续编、1923年合编。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有关部门决定将《辞源》修订为一部以收录语词为主，兼收有关辞章典故以及百科知识的古汉语词典。从1958年到1983年，除了“文革”十年，修订工作一直没有停止。1984年第二版修订完成后，主编之一、已进入古稀之年的吴泽炎不禁感慨：“丹铅点勘，文字推敲，倏忽二十余年，不觉双鬓已斑，垂垂老矣。”像他们这样功成不居、身后寂寞的辞源人又何止百千。
1999年，《辞源》酝酿新一次修订。当时新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不断产生，如不及时修订，《辞源》将难以适应读者的需要。
修词典，难的是找到可以担当重任的人，更难的是找到既有能力又有时间投入其中的人。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声称《辞源》的成功首先在于找到了“三驾马车”，这便是负责修订的三位主编——北京大学的何九盈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董琨研究员。他们都是自己专业领域的第一把交椅。以他们为核心，几乎可以吸引和凝聚到所需要的学术力量。
三位主编的走马上任是几顾茅庐的结果。出生于1932年的何九盈教授一向不参加各种与学术无关的会议，不编任何教材词典，他有自己的学术计划，并希望有时间能把自己的旧著进行一次系统修订。而周洪波第一次请王宁教授出山时，她手里也有无数的课题，完全没有时间编辞书。
“何九盈先生很难请。我们先是请他来参加一个小时的小范围的会议。然后，又请他对一些修订方案提意见，一步步引他上钩，让他不能自拔。其实他们这些人都能分得清个人成就与集体成果的关系，明白自己的学问总是要首先贡献给国家和大众。个人的写作计划最后还是让位于国家的文化大任。”
《辞源》自诞生起就成为许多人的良师益友。20世纪7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董琨被分配到广东一所山区中学教书，一部《辞源》日夜陪伴着他。“我把《辞源》的字头全部抄了一遍，跟《说文解字》粘贴对照。如果说我个人在学术上有一点点修养的话，那都得益于《辞源》。”对于董琨来说，是那段难忘的经历与学者身上沉甸甸的责任，让他坚定了参与修订的信念。
三位主编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遴选了22位分卷主编和127位学者，开始了“穷经据典溯根源”的苦役。“在我们的学术考评体系中，修订辞书是不算科研成果的，也就是说，这些学者是坦然地放弃了自己5 年的学术计划，专心致志来当苦行僧。在修订过程中，先后召开主编会、分主编会61次；撰写原稿14万张、出校样1.5万张；审读原稿6遍，审读校样6遍；50位专业人员完成了8个校次，超过1亿字的校对。正式出版前，我们广泛征求学界意见，延请了108位各界专家学者进行审读把关。”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就三版和二版逐条对比就可以看出学者的修订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可改可不改的地方不改，没有绝对把握的意见不写，不增加新的硬伤。既保持原来的基本面貌，又注入了新的活力。”
现在我们看到的《辞源》第三版，收字头14210个，复词92646条，其中新增字头1320个，新增复词8512条，改动较大的条目达40000条，改动率近40%。这是有着相当广度的一次修订，是一次编审人员和上百位专家利用业余时间通力合作的攻关，是一次边修边学边研究的多学科、大规模学术活动，是知识界用历史使命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努力。
2015年12月24日下午，在《辞源》第三版出版的总结会上，何九盈把所有的修订人员称为“难兄难弟”，不过这些“难兄难弟”并不会因为第三版工作的完成而解散，他们会随时准备开始新的修订。
正如前辈吴泽炎所说，“我们认为词典编纂是一种终生的事业，经过几辈人的努力，才能真正成为‘典’，而且要按照时代需要不断修改，其命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