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婆达多问题的再研究》，夏金华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
在古代印度佛教经典的记载中，提婆达多（亦称“调达”）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人物。据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在俗时的堂弟。在佛陀成道后的第五年回到家乡迦毗罗卫省亲时，提婆达多即投身于佛陀座下成为弟子。在佛陀晚年时，提婆达多为了达到争夺其僧团的领导权的目的，先后犯下了“三项大罪”——谋杀佛陀、杀莲花色罗汉尼，以及“破和合僧”。不过，有关提婆达多事件，历来颇多争议，不同的佛教经典对他的评价也存在明显的分歧，甚至有天壤之别。
大乘经典对提婆达多常怀称颂之情，不遗余力，认为其功德无量，几与佛陀等齐，如《法华经》《华严经》《大般涅槃经》《大方等无想经》《宝积经》等；而在说一切有部的老上座们的笔下，他又成了谋害释迦佛、杀死罗汉尼、“出佛身血”的“恶魔”，是十恶不赦的地狱种子。前后对比强烈，针锋相对，矛盾重重。
关于提婆达多这一迷雾般的悬案，海内外诸多前辈时有探索求真的冲动与努力，如印顺法师、季羡林、王邦维、蓝吉富、中村元、穆克纪、阿部慈圆等名家，对此均有所涉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出发，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基本认定，提婆达多谋害佛陀、罗汉等行为真实无疑。然而，问题并未因此结束，反而更为令人疑惑，既然调达是“恶魔”，那为何大乘经典对他如此赞赏有加？以往所有的研究均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因此，提婆达多的问题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盖棺定论。
继上述前辈时贤之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知名佛学专家夏金华研究员也加入到了探索求真的队伍之中，他历时数年，深入经藏，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钩沉索隐，终成新著《提婆达多问题的再研究》一书。
该书将提婆达多三次——放醉象、推巨石、以手指浸毒——谋害佛陀的事件作为未遂的谋杀案来处理，从分析其动机入手，立足于深厚扎实的文献史实与考证功夫，对提婆达多未遂的谋杀、杀莲花色罗汉尼，以及“破僧”等相关事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循序渐进，层层深入，得出了如下创见：
首先，作者认为，提婆达多不存在害佛的动机。因为成佛，主要靠的是自身长期不懈的修持，以达到最高的胜境，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人；其次，还要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二者缺一不可，这两条均不可能通过谋杀的手段取得。很难想象，信徒会拥戴一个杀死老佛的罪犯？既然谋杀无助于他成为“新佛”，反而有害，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一定是别有原因。
再说，谋杀总应该是秘密进行的，竭力做到不为人知才对。然而，调达的多次谋杀，基本是公开的，尤其是放醉象害佛，完全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这违背了作为谋杀案的基本定义，明显不合常理。况且，他事先早已知道释迦牟尼有能力制伏醉象，明显的证据是，《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七记载，当阿阇世太子告诉他，佛成功地制服了醉象并毫发无损时，调达所说一语道破天机：“沙门瞿昙（指佛）有幻惑之咒，能使外道异学皆悉靡伏，何况畜生之类？”
这说明凶手并不想真正杀死释迦，而是试图通过制伏醉象的神力，来彰显佛的伟大与慈悲（不记恨调达的谋杀行为），以提升佛在信徒中的影响力，使佛教僧团处于优势地位，从而击败耆那教。而提婆达多本人则甘愿承担“恶魔”的罪名，牺牲自己。这就是大乘经典赞扬调达是“大菩萨”的理由所在。
其次，提婆达多也没有杀害莲华色比丘尼。这件事仅为说一切有部上座一家的记载，如此大事，汉传大小乘经、南传巴利文经典为何均只字不提？其他一些事实，也可以证实，没有证据证明他杀害了莲花色，故而难以信从。而根据文献的考证来说，这极可能是《律藏》的编撰者将《增一阿含》中有关调达误杀法施比丘尼一事移花接木而成，以便将提婆达多塑造成触犯五逆大罪的“恶魔”形象，以打击僧团中释种比丘的势力。佛陀晚年，婆罗门比丘对释种出家执行了“留难”，以致释迦牟尼临终时特别指出并加以废除，即是明显的例证。如果从有部诬陷调达侮辱耶输陀罗的记载手法来看，他们故意栽赃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三，提婆达多的“破僧”行为，佛典的记载说明，这也是与佛陀事先安排好的，并非他恶意所为。佛陀晚年，耆那教教主大雄去世，其教团随之因争讼而发生严重分裂，此事引起了佛教僧团内部的强烈震动，佛陀及僧团大众对未来佛教可能面临的分裂局面表示严重的忧虑。无论是汉译佛典，还是巴利文经籍均可证明这一点。调达之所以采取虚假的“破僧”行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直面耆那教分裂为两大派的事实对佛教僧团形成的有力冲击。佛教僧团内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婆罗门比丘与释种比丘两股势力的斗争（此在该书第三章《僧伽内部的争讼分裂与防治及调达之“破僧”》有详细论述）。调达之“破僧”，就像是一场“演习”，意在提前警示、教育僧团大众，以增强内部凝聚力，应对后佛陀时代可能出现的僧团争讼与分裂行为的巨大挑战。
纵观《提婆达多问题的再研究》一书，作者之所以能得出全新的结论，除了扎实的文献功底与辨析能力之外，主要还在于研究方法上的独到之处：
其一，作者将提婆达多事件还原并放置于当时的真实历史与社会事件背景下，透过当时僧团内部释种比丘与婆罗门比丘之间的的矛盾分歧，以及与耆那教的斗争，来重新审视提婆达多这个悬案。尤其是抓住了与耆那教的角逐，对于揭开调达“害佛”与“破僧”二事的谜底，可谓神来之笔。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如影随形。作者在掌握充分的史料依据的基础上，于第四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耆那教是佛教的劲敌，二者看似信仰之争，其实质是争夺供养与在广大信众中的影响力，尤其是富有的王族、商人，双方是为各自教团的生存和发展而战。古代印度庞大的出家僧团，社会人的供养，是其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佛教后来居上，逐步蚕食了耆那教在王舍城、毗舍离等地的原有地盘，导致两派关系势同水火，相互论辩是家常便饭。
双方的竞争日趋激烈，以致后来发展到佛的大弟子目犍连被耆那教徒残酷地杀害，甚至释迦牟尼本人也遭耆那教徒的未遂谋杀。所有这些，也是促使佛与提婆达多共同推出“醉象害佛”等系列未遂的谋杀事件、为释迦佛使用神通教化信徒提供展示机会，以赢得广大信徒的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提婆达多事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而采取的一系列意在维护佛教僧团利益与长远发展的不得已的手段，自然是无法公开表达其中的意图的。因此，上座部的记载仅关注于提婆达多事件的表象，他们才懒得去关心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些事情足以将他戴上“恶魔”的罪名，永世不得翻身，并可以借此有效打击释种势力。同样，大乘佛典有心为提婆达多翻案，也只能点到为止，难以一吐为快。至于提婆达多的弟子们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内情，使得部分弟子并未跟随大弟子舍利弗、目犍连回到灵鹫山，而是继续留下来，坚持实行护提婆达多的主张，从而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提婆达多学派”。作者认为，只有还原与提婆达多问题密不可分的真实历史实态与事件本身，才有可能将提婆达多问题的本来面目清晰明朗地展现出来。
其二，在遍阅南传巴利文、汉传经律中所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作者运用了犯罪心理学的原理，力图通过剖析佛典所记提婆达多杀佛的动机，还原事实真相。
以往围绕提婆达多悬案的诸多研究，不少都片面地停留在佛典叙说之中，并偏好于使用上座部佛典的史料，而对于大乘经典的记载基本视而不见。其理由无非是，大乘经典乃继部派之后起，离佛陀时代较远，故而不足为据。这样一来，研究者往往就陷入各种佛典文献述说的纠葛之中，顾此失彼，不能拨云见日。《提婆达多问题的再研究》一书则跳出以往的窠臼，既立足于充分的大小乘经典史实，又不囿于经典本身，而是大胆结合时代的历史事件与心理动机的分析，故而其结论也相对更为合理可靠。
本人以为，有关提婆达多问题的研究，也许至今仍然面临着类似当年胡适与铃木大拙之公案的争论——那就是如何取舍“历史的真实”与“信仰解读下的佛教经典真实”。佛教经典的记载可以作为寻径探幽的依据，但历史真实的探究却非常之难，或许其中的部分内容将永成悬案。正因为如此，我更加敬佩作者的治学勇气。
该书《弁言》中有一段文采斐然的字句，录于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深秋某日，夕阳残照，木叶纷飞。予讽诵内典于西窗之下，至‘释迦驯服醉象’一节，字里行间，忽尔有省。遂深入经藏，沿草蛇灰线之迹，追根溯源，旁及外道，辗转求通，直至疑团冰释。几易寒暑，乃成斯编，意在还调达之本来面目耳。……黄泉易逝，青史难诬，调达有焉。若以一人之是，谓千万人皆非，则吾岂敢！
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求真求实的探索精神，也体味到其内心深处那种真切深厚的佛教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