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几年前，翻阅清代顾禄详记苏州风土岁时的专著《清嘉录》，对其中“冬至大如年”一节印象最深，书中引用宋人“吴门风俗多重至节”之语，又录清人“冬肥年瘦生分别，尚袭姬家建子春”诗句，来说明这一节俗由来已久。因为我们知道，“吴门”为苏州的别称，“姬家”指周朝。与此同时，古人认为冬至所在的月（夏历十一月）为建子之月，周朝历法以此月为春正月，故可称周历岁首为“建子春”。现在用的农历又称夏历，是以建寅之月（夏历正月）为岁首的，因此春节比周历新年晚两个月。那么，千百年来，吴地人为什么要延续周朝以冬至月为岁首的特别习俗呢？近期细读《让国南来——仲雍》一书，使我深刻认识到，吴地、吴人、吴国、吴姓与周朝是血脉相连的，在三千年古老习俗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感人至深、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
《让国南来——仲雍》（以下简称《仲雍》）一书，是继《虞山文化流派》《常熟状元》之后，常熟市政协文史委携手本地文史专家学者编撰的又一部文史专著，由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出版，其姊妹篇《南方夫子——言偃》也于近期正式出版。据《仲雍》所录史料记载，传说周人始祖名弃，为有邰氏女姜嫄所生，在尧、舜时任农师，受封于邰，号后稷，姓姬。弃之子孙世代为夏朝农官。传至不窋（音“竹”——编者注），因夏政衰，失官而返邰。其孙公刘率族人定居于豳（音“宾”——编者注）。公刘传十世为古公亶父，因受薰育、戎狄的进攻，从豳迁徙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扶风、岐山间）。周原土地肥美，宜于农作。古公有三子：泰伯（也作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的儿子就是姬昌（周文王）。古公预见到昌的圣德，因此想打破惯例，把君位不传长子泰伯，而传给幼子季历，从而传给昌。泰伯、仲雍为实现父亲的意愿，主动让位，奔于荆蛮，文身断发，终于把君位传给季历和昌。昌后来扩张国势，竟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到他儿子姬发（周武王），便伐纣灭商，统一天下，建立周朝。泰伯、仲雍来到江南，最终落脚于今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句吴（也作勾吴）国，从此以国为姓，成为天下吴姓之始祖。泰伯无嗣，仲雍继君位，传至曾孙周章，武王灭商后便封周章为诸侯，国号称吴，从此吴国归宗纳入周朝版图。其后，吴国成为东南强国，十八世寿梦，开始称王；二十世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于越，争霸中原；二十一世夫差一度打败越国，北征强齐，与晋国争霸中原，后因刚愎自用、听信谗言，终至吴国在公元前473年被越国所灭。
《仲雍》全书由四篇组成。第一篇“让国南来，建立句吴”，讲述仲雍的生平。从仲雍出生、学习、全家迁徙、定居周原，到他与泰伯避位南下、顺民随俗、建立句吴国，最后魂归虞山。第二篇“传世之宗，吴姓之祖”，讲述仲雍的历史地位。在讲述仲雍是吴国传世之宗后，列述了吴国的兴亡与君主传承史，其中录有季札礼让三位兄长、专诸进炙刺王僚、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伍子胥进言遭拒被迫自刎等精彩故事；在讲述仲雍为吴姓之祖后，介绍了吴失国后吴姓的流散、迁徙、繁衍和分布等情况，并对当今国内外吴氏宗亲组织、研究会做了介绍，同时对吴起、吴道玄、吴承恩、吴敬梓、吴晗、吴健雄等历代吴姓名人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简要评介。第三篇“至德流芳，百世缅怀”，讲述仲雍的影响和精神感召。孔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本篇分析“至德”的精神内核即为“让”，进而提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伦理道德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诸思想，都从“让”中生成。同时，本篇还介绍了后世追封与修墓建祠的概况，并选录和解读了部分缅怀仲雍的诗歌。第四篇“资料选编，论文汇介”，是对古今仲雍研究资料的汇集和介绍。本篇力争为学界深入开展仲雍研究，提供一个较为集中、全面的文字资料库。
另外，全书穿插80多幅照片，力求做到图文并茂。据介绍，参编本书的6位专家学者大多已70、80岁。在编撰过程中，苏州市政协领导和文史委相关人员专赴仲雍故里——陕西岐山，实地察看周原遗址，同当地周文化研究会的同志交流座谈，收集资料。总之，编撰者顾及不同读者的需求，既展示了已有的成果，又为将来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正如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先生为本书撰写《序言》所说，历史上仲雍研究尚无专书，此书的编撰本身就是开创性的，可以说是中国研究仲雍的首部专著。
仔细阅读此书之后，深感资料翔实、文风严谨、可读性强。此书有两大特点，一是有主见而不排除异议。由于年代久远，史册记载有诸多不吻合、不相容，甚至是明显矛盾的地方。编撰者以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引述古今学者的各种看法之后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对于让国原因，有父意说、逃避说、主动说等。汉代《韩诗外传》载：季历到勾吴偕泰伯、仲雍返乡奔父丧，丧事毕，泰伯问仲雍：“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雍回答：“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编撰者不但依据古代典籍坚持主动让国的观点，还特别阐述了仲雍在季历继位这一国家大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二是以史料为基础，通过推理与想象呈现仲雍完整形象。泰伯、仲雍让国南来，发生在商朝末年，至今已有3100多年，虽然在《诗经》《论语》《左传》等先秦典籍中可以看到记录泰伯、仲雍的微言短句，但在伯仲二个人之间，后人研究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泰伯身上，似乎泰伯是让国南来的主角。实际上是伯仲二人齐心协力共同远奔江南，在那里另外开创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泰伯的功德也就是仲雍的功德。正如大诗人李白诗所云：“太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此书有两项明显的突破。一是明确提出，泰伯与仲雍让国南来，不仅开创了吴国600年基业，还让出了周朝800年伟业。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伯仲二人及其后代的经营下，使江南成了华夏文明的大后院，以至于在之后华夏文明遭到外族蹂躏时，有了足以使之保存的回旋余地，这对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作出了辉映三千年历史时空的伟大贡献。回望历史，在南京成为“十朝都会”和宋室南迁的时代，江南被视为华夏文化正统所在。虽然这些王朝或偏安一方，或饱经战乱，给人留下许多忧伤的记忆，但从文化成就看，这些时代都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华彩篇章。如六朝时期是中国第一个具有文学艺术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东晋画家顾恺之被尊为“百代之师范”，书法家王羲之被尊为“书圣”，南朝祖冲之推算圆周率的准确度领先世界了一千年，萧统所编《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刘勰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千年前便流传海外。而在南宋时期，出版事业非常兴盛，今天存世的宋版书大多在南宋刊行，终使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因政治中心南移，江南多次扮演华夏文化中心的角色，可以说江南文化因吸收中原文化而成长，现已成为中华的主体文化之一。
此书第二项明显的突破是，明确提出泰伯与仲雍之“让”，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周公旦后代封于鲁，“周礼尽在鲁矣”，孔子作为鲁国人，一生崇敬周公，创立儒家思想。有了孔子，才有了常熟的“南方夫子”言偃北上投师孔门学习儒学，晚年又将孔子的中原儒家学说在江南传播。在周公、孔子、言偃的思想文化递承中，泰伯、仲雍是导源性的一环。具体来说，孔子将“三以天下让”称为“至德”。美国著名学者杜兰特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一书中，将孔子列为10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之首，他说：“这是因为孔子是一位道德哲学家而不是宗教信仰的传播者。他对于高尚生活的追求都是基于世俗的动机而不是源于超自然的思考。”孔子以仁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不轻许以仁。如孔子认为管仲器量小，不俭，不知礼，但管仲“不以兵车”却“一匡天下”，以至于“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便连声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因此，杨伯峻先生认为，依孔子意见，谁能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可见孔子是从爱惜生命的世俗动机确立仁德标准的。但仁德还不算至德，至德包括仁德，却更为宽广。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春秋时，为争王位，臣弑君、子杀父、兄弟互残者不可胜数，皆可视为禽兽行为。两千多年来，无数人都在追问孟子说的“几希”究竟是什么？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人生价值》中回答说：“人之所以高贵于禽兽者在于他的心灵。……哪些才是心灵的享受呢？就是真善美三种价值。”真善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三种方式，分别反映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能动过程及其成果。泰伯、仲雍之“让”首先是认清真实形势，做出明智选择；其次从仁爱善意出发，以“让”避免煮豆燃萁，生灵涂炭；最后开拓进取，从顺民随俗、文身断发，到移风易俗、文采风流为天下冠！可以说“让”的动机是朴实无华的，但体现了真善美的精神，孔子称此为“至德”，为天下树立道德最高标准，真可谓“清风荡万古”。
仲雍是一位万人景仰的常熟先贤，他的谦恭礼让、开拓进取，是千百年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相信《仲雍》文史专著能够经受历史检验、值得存史传世。
（徐忆农，作者为南京图书馆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