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轶事汇编》，周勋初主编，葛渭君、周子来、王华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初版
《唐人轶事汇编》，周勋初主编，严杰、武秀成、姚松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初版（图为2015年版）
一
有关历史人物的奇闻轶事，自《世说新语》等书问世后，一直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和喜爱。只是这类随笔式的著述，内容庞杂，水平良莠不齐，古人一般评价不高，将其归入小说一类。“小说”也者，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之谓，势难据为典要，与正史并列。
傅斯年与陈寅恪于二三十年代分别提出了“正史”“小说”应等量齐观的观点。二人都认为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因此他们强调今人治史应“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这种观点的出现，实为史学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清代已有一些学者强调扩展史料范围的重要性，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提到，他曾努力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小说笔记等，尽取以供佐证。这是因为清代朴学重考据，首求材料的齐备和态度的客观，于是轶事类的著作才能提升到重要的地位。清末民初缪荃孙等人注重刻印唐宋笔记小说，继承并发展了朴学的传统。
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据点，倡导“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则自有其西学背景。傅、陈二人于20年代同在德国学习，曾受兰克（Ranke）学派的影响，该学派以“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为号召，以为历史学家的治学要像自然科学家的治学一样，应该最大限度地掌握资料，然后进行精密的考查。这种史学理论，体系更为完整，自比清人之说更为深入。
陈寅恪还提出了“通性之真实”的理论，为史料的活用打开了大门。他举康軿《剧谈录》中所记载的元稹求见李贺遭到拒绝一事为例，说明唐代重进士轻明经的社会风气。从这一记载的真实性而言，可以说是荒谬，元稹明经擢第时，李贺才四岁，又怎能发生这一事件？但若把这看作其时特有的社会风气的反映，则可觇知唐代文人的普遍心态，就得承认这一记载确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
陈氏的这一理论，以及他所提供的例证，可以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唐代文人尽多这类有趣的故事。例如《方舆胜览》卷五三中有一则轶闻说：“磨针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是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卒业，妪自言武姓。今溪傍有武氏岩。”《锦绣万花谷》续集卷十一亦载此事，可征其传播颇广。“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成语，显然出于此一轶闻，但世人大都不知道此说原与诗仙李白有关。
这类事情是否属实，很难断言，看来只像是一则寓言。人们可能还会产生疑问：李白天才卓荦，应当咳唾成珠玉，不似苦吟派中人物，学诗之时用不到下铁杵磨针般的苦功夫。
但《酉阳杂俎》前集卷十有云：“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传世的李白集中仅见《拟恨赋》一篇，《拟别赋》则已佚去。但从“三拟词选”的记载中也可看到李白所下功夫之深。
李白喜作古诗，不喜近体，这自然与他不受绳束的个性有关。只是从他早年的创作来看，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寻雍尊师隐居》等五律，工致的当，足征他在诗歌格律上确是下过很大的苦功。《本事诗·高逸》中还记载，唐玄宗尝因宫人行乐，遂命召李白前来吟咏，“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孥。律度对属，无不精绝。”从现存的八首五律来看，可证孟启的记载不误。这一轶闻，再一次证明了李白早年曾在近体的格律上下过苦功，才能在需要时一气呵成，挥洒自如。这样看，“铁杵磨成针”之说虽似无稽之谈，但不是恰好反映了李白创作上“看似容易却艰辛”的一面，因而弥足令人叹服么？
二
上述有关历史人物轶事的著作，近人大都称为笔记小说。人们如把一代著述集中起来，与正史并读，不就可以掌握该一历史阶段人物的总体面貌了么？
《唐诗纪事》《词林纪事》等书，所记录者，只是文人的史实与轶闻。有人将记载各类人物的相关著述集中起来，于是有《宋稗类钞》《清稗类钞》一类著作行世，只是这类著作一般编得都不理想。原书经改写后，随即抹去作者与书名，而且编者任意删节，甚或歪曲原意。他们本将这类作品视为茶余酒后的消闲之具，因而大都草率从事。若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自不足据为典要。
民国年间，丁传靖辑成《宋人轶事汇编》二十卷，可以说是这类典籍中的上乘之作，研究宋代文史的人一直把它视作案头必备之书。但吴梅在金陵大学授课时曾介绍说，丁氏编此书时已在晚年，精力有所不及，他仿白居易辑《六帖》的做法，置备了许多坛子，将抄录剪裁下的材料分别投入，只是老眼昏花，时常发生错乱，抄录时书名亦常有误，这就影响到了成书的质量。吴、丁二人乃老友，故所说可信。我在写作有关宋代文学理论的一篇文章时曾吃过苦头。查《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二引《清波杂志》曰：“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其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这是有关苏诗风靡朝野的生动记录。当我将要发表此文而核对材料时，发现原书中无此文字，向人请教，也无结果。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条文字，但大多不记得它的出处。因此文章延搁了很久不能发出。后来我翻冯应骝《苏文忠公全集笺注》，在后面的附录中方才找到上述文字的原出处——《风月堂诗话》。《宋人轶事汇编》中这类问题很多，还有前面提到的问题，删节或改写时不作任何交待，这些都使当代的研究工作者难以接受。
我从八十年代起应友人之约，整理了《唐语林》一书，朋友们就怂恿我继续开拓，进行唐人笔记小说的研究和整理。他们认为我为《唐语林校证》一书设计的体例较好，这时我就想到，应该吸取《宋人轶事汇编》的经验教训，编一本高质量的《唐人轶事汇编》。
我向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申请立项，得到批准，获得经费上的支援。我古典文献研究所内的三位成员——严杰、武秀成、姚松负责全书编纂的具体工作。他们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先作长编，后作考核，始行定稿。交稿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丁如明同志又认真审稿，抓紧时间很快出版了。
如上所言，此书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在内容上有了进一步的考量，在体例上有了很多新的建树。全书共一百七十余万言，分为四十卷，引用唐宋文人所撰的杂史、传记、故事、小说近三百种，所收人物近二千七百多人，内容可谓宏富。又加体例上有很多长处，读者使用时，咸称便利。
《唐人轶事汇编》中每一位人物的事迹，采取编年与分类相结合的方法排列，这样可以看出人物自幼成长的过程，也可看到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表现。材料的择取，集中于文史类内，排除那些荒诞无稽的记载，但对某一方面的特殊材料，如有关一行、张果等人的某些事迹，涉及宗教与民间信仰，或与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有关，故亦谨慎摘取。好些辞条共记一事，则按照著作的先后或记载的完整程度排列，读者不但可以掌握首出的与完整的材料，还可以了解到这些事件传播的广泛程度。有的辞条涉及多人，则用互见法加以解决。但这在工作上却增加了不少麻烦。总的说来，我们在内容和材料的审辨上下了很多功夫，多方发掘，继之以考证，每一个环节都可看出编纂者的努力。
此书问世后，颇获各界好评。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国章同志在纪念该社的创办而撰写的《四十载辛勤耕耘结硕果》一文中称《唐人轶事汇编》是“专题性古籍整理的集成性作品”；尚古轩在香港《大公报》上撰文，则称轶事爱好者读是书时“似深入宝山，定可满载而归去”。
三
由于此书取得了成功，学术界很多朋友劝我继续从事这一方面的活动。程千帆先生多次提及丁传靖的《宋人轶事汇编》亟应改编，这时他更督促我抓紧时间完成这一工作。为此我又约请葛渭君、周子来、王华宝三位同志承担这一著作的具体编纂任务。
经过讨论，我们一致认为：不能在丁氏原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应该参照《唐人轶事汇编》的体例，扩大著作的规模，预计全书完成后，将达二百三十万字左右。这一部书，我们仍将命名为《宋人轶事汇编》，俾与《唐人轶事汇编》连接，成为前后相续的姊妹篇。
我在多年摸索之后，加深了对这类古籍整理工作的理解，尤感深切的是，从事大型汇编的编纂，体例问题首应考虑，那种号称思想内容可统括一切的观点，实属不动脑筋的懒汉作风。
古人的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从事大型编纂工作，必须先制成长编，集纳材料，详辨而慎取之，最后组织成文。编者斟酌择取的过程，应在书中有所反应，以便读者考量与复核。我们编纂这类书籍，应以结构科学、材料可信与方便实用为最高原则。尽管有些人对这类著述不感兴趣，认为显示不出学术水平，实则学者水平的高下在编纂思想与著作体例中不难看出。我相信，夸夸其谈的人决然编不出什么高水平的著作来。
经过长达十六年的努力，《宋人轶事汇编》终告完成。我在该书《前言》中写道：“《唐人轶事汇编》和《宋人轶事汇编》二书的编纂，前后达二三十年之久，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筹划这一系列的编纂，今以耄耋之年看到二书之成，有益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不胜欣慰之至。”
二书得到学界欢迎，前书于1999年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二届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后者出版时王水照、侯体健先生评曰：“新编《宋人轶事汇编》，传续《唐人轶事汇编》的编撰精神，不但注重材料的丰富，也兼顾可靠性，在广搜博采的基础上精挑细选，由博返约，展现了一幅姿态万千，骨肉饱满的宋代人物书卷，如果要欣赏宋人风度，体味宋人情怀，感受宋人的雅致生活与书卷气息，此书恐怕比《宋史》更为合适。”为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精心打造，各出一套精装本与平装本，并迅速推向社会。该社编辑遂来邀约，让我把编纂过程中的一些构思与做法作些介绍，兹乃应命缕陈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