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历史学者张聪注意到南宋诗人范成大喜欢用“万里”入诗，比如“万里汉家使”“万里汉都护”“万里桥边客”。而且在他的散文中也有“余于南北西三方，皆走万里”之句。据说他宦游在外13年，是在7个地方过的中秋节，宦游范围之广可以想见。
张聪的《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是一本第一次把文人的旅行当作主题的学术著作。任教弗吉尼亚大学的她怀着极大的乐趣阅读了大量的史书、宋人诗词和散文游记，“这些旅行者的博学、对事物的好奇心以及他们与沿途地方和人民交往的能力使我印象深刻，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们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的旅行，以强有力的方式改变了旅行者自己，而且也改变了国家。”张聪希望，通过这本书把这些改变充分地展现出来。
本书一共八章，囊括了旅行的基础设施、公文手续、送别仪式、人文景观、名胜与地方史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于公文手续和交通安全的梳理，强调了宋朝的制度设计及经济发展对于众多文人旅行的保障。
宋代官员三年轮换，经常迁徙流动，即“宦游”。要么官府报销，要么亲友资助，自己很少掏腰包。旅途中有随身军士挑担、护卫，可乘坐官船或车马轿子，遇到馆驿客栈皆可投宿，各地方官府都有接待任务，沿途还有慕名的乡绅前来相邀，一路停停走走，虽然每逢佳节会有身世飘零之叹，但在路上的心情也是愉悦的。
宋代虽然没有宽阔的大马路，但是驿道四通八达，水路畅通宽阔，山径则有驴马代步，倒是比现代旅行更多了一份“慢游”的乐趣，也因此两宋留下了大量的游记。像苏轼这样的大文豪，每走过一个地方，陕西凤翔、湖北黄州、浙江杭州、广东惠州、海南儋州，都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作，传唱一时，成为当地人文景观的组成部分。
高水平的文人精英不仅是旅行的参与者，还可以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宋代文人的广泛旅行强化了他们作为社会文化引领者的地位。而唐代以及唐代之前的朝代，京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一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以至于被任命到京城外当官的人总是习惯性抱怨，或者表达对长安的思念及渴望重返京城的愿望。相反，宋代特别是南宋的旅行者，他们的聚焦目光不再仅仅集中在京城或者几个少数的文化政治中心。他们游历的范围十分广阔。他们几乎不在京城或原籍逗留，而是成为许多偏远地区的文化书写者，改变了当地的文化生态，比如苏东坡所经历的黄州、惠州和儋州，范成大几乎到过当时最远的东西南北四极，欧阳修曾在9个省移动……这些原本并不著名的地方，因为这些文人突然成为旅行者向往的热门城市，他们留在各个城市的遗迹也成为城市包装自己的资源，直到今天依然是最重要的旅游资源。
其实宦游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宋朝的宦游，不但极大地拓展了诗词散文的意境，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宦游人主体精神的转变，张聪这本书的最大意义或者在于肯定了宋朝所倡导的这种边游历边学习的入仕方式，它让广大的文人有机会不断迁徙，深入到偏远的文化闭塞之地，感受各种的风土人情，在改变自我的同时也改变了当地的文化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