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中的第一章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老子写《道德经》的开宗明义之句，其分量是极重大的。如果这个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没有弄清楚，那么以下整本《道德经》都没有法子好好地读下去，更不要说如何去正确理解和实行了。然而，这个“道可道，非常道”一句六字中，最关键的问题乃是：“常道”二字，到底应该怎样诠释、怎样理解呢？
论者或谓，老子既然说出一个“常道”来，而未加进一步的解释，正好给后人留有余地，帮他解释发挥。纵观古今，对“常道”的解释大致分成两类：一是本着“六经注我”的原则，凭借自己的想象力与思辨力，创造或嫁接出一个“常道”的意义来；二是本着“我注六经”的原则，从《道德经》里去找“相近”的字眼，然后把它们“栽”到“常道”身上去。
如前者的方式，就是认为“常道”即是不可思议的、永恒不变的，那么它必定是超越于万有之上，或超越于可道之道的一种“东西”。现存《道德经》注解，《河上公章句》虽归“六经注我”一类，但以长生成仙为旨趣，其所谓“常道”乃“自然长生之道”，故不入此类之大流。后世解老思想之大流，至少可以上溯到王弼。他的《老子注》被历代官学各界奉为“通行本”，他对此六句的解释是：“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到唐高诱在注解《淮南子·泛论训》时，开始直白地说：“常道，言深隐幽冥，不可道也。”推到《关尹子》（伪书）：“不可言者，即‘道’。”达到了极端。从古至今，不知道有过多少人注释过《道德经》，恐怕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这么解说的：“可以被人说明的道，就不是那永恒不变的道。”或者是：“道可以说出来的，就不是那一成不变的永恒之道。”或许有人用些不同的字眼，但总体意义，都是相差无几。我们查看过《道德经》的16种英文译本，这句话都被翻译为：“The Tao that can be spoken of is not the eternal Tao.”有些译文变易一些字眼，也于大意无害。可见中外古今，俱是这般解说，就应该是铁定了的，不容别人置喙！可是仔细推敲起来，这种训释的本身，不仅文法上有问题，意义和逻辑上都自相矛盾。
“道可道”中，第一个“道”字是名词，第二个“道”字是动词，“可”字是副词。第一个“道”字是一个总体的名称，它的内涵应该是整本《道德经》的内容。“可道”，是去界定头一个“道”字，说它是“可以说明”的，引申来说，就是“可以思议”的。因为“言”为“心声”，必先有思，后才有言。根据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如：“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35章）“道冲而用之。”（4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41章）“以道佐人主。”（30章）等等。这“道”不仅可以思维，可以议论，可以阐明，而且可以施行，并且很有实用价值。因此，“道，可道（言说和遵循）。” 这句话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反之，古今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与《道德经》自相矛盾，就大错而特错了。
可是，跟着来的“非常道”这一句话就出了问题。这个“非”字一般人都把它当“不是”讲，“常道”是一个专有名词，在五千八百多言的《道德经》中，只出现了这一次。“常道”可以当“平常之道”、“正常之道”讲，也可以当“永恒之道”、“不变之道”讲。二字《楚简》本不存，证诸《帛书》本，原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今本以“常道”为“恒道”，盖为汉人为避文帝刘恒之讳而改。把“常道”解释成“不变的永恒之道”，乍然观之，似乎比较接近“合理”，而古今中外一般学者也大都是这么解释的。把“道可道，非常道。”前后两句话连接起来，就自然变成：“那可以思议的道，【但，并】不就是那不变的永恒之道。”这样初读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不过，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反转来读，“常道乃不可道之道。”就是“那不变的永恒之道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说的，不可施行的，不可实用的……。”这样一来，问题可就大了。
我们接着必定要问：第一，这个“常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老子既然提出这个名词，为什么不说它是什么，给它特别下个定义？第二，老子既然只提出而不加说明，大概是因为它是不可以说明的。既然是个不可说明的东西，那么提它出来做什么？第三，老子在《道德经》第一句里，就提出一个“常道”的概念，可见是很重要的，甚至于比第一个“道”字还重要些。可它又是一个永远无法“接触”到的东西，那么把它放在第一句话里，除了“否定”了第一个“道”的总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外，还有什么作用？第四，老子既要些写《道德经》来传“道”，而第一句话，就把“道”否定了，这是何苦来哉？因为除了“永恒之道”以外，就是相对的、暂时的、不稳定的“道”。用整本书来描写那样无谓的相对的“道”，又所为何来？第五，在短短有限的五千八百个字里，要说“宇宙论”、“本体论”、“目的论”、“方法论”；还有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甚至于策略。这么多东西，为何还提出一个毫不相干的“常道”来？如此等等，还有许多连带的问题，问不胜问。总之，是老子自己矛盾呢？还是解读老子的人矛盾？
实在地说，老子一书，“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非不可言说者也。老子曰“美言”，曰“言有君”，曰“正言若反”，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皆言也，皆可道可名。而以“常”谓不变不易，实为解老者之偏。
有些人强调“不可道的常道”，是把“常道”放在“道”之上的说法，等于替老子建立了一个“自在天”。佛教不立“自在天”，就是佛教不相信创世主。其他如犹太—基督教，就有一个全智全能、自在、永在、无所不在的创世主“耶和华”，回教称“阿拉”，儒教中也有自己的“天”、“上帝”。这个创世主是有人格的。把“常道”看成了创世主一类地东西，甚而至于把老子这个“人”变成了个创世主。这个“命题”，牵涉到了由哲学到宗教的演绎，内容十分庞杂，不是本文的重点，只好到此打住。
有些人根据《道德经》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6章）意思是说：回复到根本（如叶落归根），就叫做“常”。知道（认识）“常”的，就叫做“明”。他们把这句话说成：回复到根本就是“常道”，认识“常道”的，就是聪明。这似乎太简易了，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道德经》第一句里的“常道”，应该是个很重量级的奥秘字眼，而且注明了是“不可道”的。怎么在这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马马虎虎地就“说明”了那个“常道”？知道叶落归根就是“常道”，知道“常道”的就是聪明。这有什么神秘不可说的地方？这个“常”字分明不是“常道”，应该是“常理”、“常规”或“常识”。不然，那个不可思议的一成不变的永恒之道，不就成了个“纸老虎”了吗？其次，例如“见小曰明，……是谓袭‘常’。”（52章）意思说：见得到微小之处，叫做聪明，……这就是因袭了“常道”。还有，“知和曰‘常’，知‘常’曰明。”（55章）这些地方，帛书《老子》用的也是“常”字，而不是由“恒”改成“常”字的，分明不能就把它认作第一章里的那个“常道”讲，把它们当作同一回事。
如后一类的方式，虽然因王弼的引领而使绝大多数人盲从，但也并不是没有一两个独立思考的古今人士。古今研究《道德经》的学者们，对首章之句，不是没有另一种的读法和解释。他们把这句话做了这样的解读：“道，是可说明的；道，不是一成不变、永恒的。” 《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的解说接近于这种观点：“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也，训通训径。首一字标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万物，是万物之由径，可称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无定方，强为之名，不可遍举，故或大或逝，或远或返，是不常于一道也，故云非常道。”然而2000多年来，持此论者可谓凤毛麟角。当代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在此基础上给予更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他说：“老子著五千之文，于此首发其立言之旨趣。盖‘道’者，变化之总名。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虽有变易,而有不易者在,此之谓常。自昔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不知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故以此应物，则‘建之以常无、有’（《庄子·天下》），言能常无、常有，不主故常也。不主故常，故曰：‘非常’。常有、常无，故曰：‘复命曰常’（16章）；‘知和曰常’（55章）。常，即非常也。”（《朱谦之文集》卷3《老子校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他把老子所说的“道”，定义为“变化之总名”，因为《周易》是周朝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易”就是变化，宇宙万有都在阴阳的相激相荡、相辅相成中变化无穷。《易经》的大前提是：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地变化，所以称之为“易”。但变化不是没有规则的乱变一通，它是有一定的法则的，所以称之为“易简”。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的变化中，却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变化”的本身。变化的本身是不变的，也是不许变的。因为如果“变化”的本身都变了，那就变成没有变化了。这样就会破坏了大前提。所以称之为“不易”。“不易”已经被包藏在“变易”之中，因此不必再作单独强调。这一点与老子整体思想没有什么不通之处。老子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23章）天长地久，四时变化，都是可变可易，安有所谓“常”者哉？这种解法完全破解了 “不可道的永恒不变之常道”。
如果把“常道”仍看作一个专有名词。应该着重研究的就在这个“非”字上。“非”字可以当作“违背”解，可以当作“错误”解，……也可以当作副词“不是”解。问题是：“非”字能不能当作“无、没有”解？考诸古籍,《书经·大禹谟》：“后非众，罔与守邦。”孔颖达疏：“君非众人无以守国，无人则国亡。”其次，《元史·食货志》：“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近代邹容《革命军·革命之原因》：“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鬻妻典子而后已。”以上之例，都是把“非”字当作“无、没有”解。如果“道可道，非（无、没有）常道。”那么就彻底否决了常道的存在。排除了因“常道”而带来的困扰，和朱、林二人殊途而同归，也彻底解决了矛盾。不过，这里比较更直截了当。
另外，还有一种读法，就是把“非常”两个字连用，当作形容词，去形容最后那个“道”字。也就是把这句话解读成：“道是可道的，是非常的。”就是说：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谈的“道”，既是可思议的，也是特殊的，不是一般普通的道。唐代道士李荣曰：“道者，虚极之理也。……圣人欲坦兹玄路，开以教门，借圆通之名，目虚极之理，以理可名，称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间常俗之道也。”（《道德真经注》）其意为：道即虚极之理，理是可以说的，所以道可道；但这个道不是人间常俗之道。今人已有一些学者认识到这层意义，郭世铭先生《老子就竟说什么？》一书（华文出版社1999）以注原书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而超群出众，他说：“整个句子的意思是‘道是可以说清楚的，但不是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在老子之前以及老子同时别人也在讲道（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老子认为他们讲得都不对，现在要重新来讲。”这种解释，即使并非老子要表达的原意，也道出了老子《道德经》蕴含的思想特征。不难想象，在老子写书的时代，社会上还存在了一些别的“道”，例如，周朝开国是的先王礼乐之道；郑子产的治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夷吾之道；至少还有与老子同时，周游列国的孔子，到处宣讲的尧舜之道、《大学》《中庸》之道、宗祧体制下的孝道。……老子以作者的身份，把自己的著作，做了说明，给它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位，不是没有道理的。不然他如何能开道家学派之先河！
老子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人。他的书中有些话，都要叫人转几个圈圈，才能理解（辩证逻辑）。他这《道德经》的第一句话，是不是“埋伏”了什么“机关”在内？因为如果第一句话就解歪了，那么以下就不知道要歪到哪里去了。如果解读的人没有“真知卓识”，遽而发言，就应了“言者不知”（56章）的话了。按老子的话，本来是：“甚易知，甚易行” （70章）的，可偏偏就“天下莫能知，莫能行。”（70章）因为老子老早就知道：天下人多爱自作聪明，会把最简最易的事，弄得复杂万分，就掉到自己的陷阱里，出不来了。他就明说：“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70章）因此，“知我者，希。”（70章）大多数的人把老子第一句话就解歪了。对老子能不能有真知灼见，就在这第一句话上，马上就现底。莫非“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老子“埋伏”下的“试金石”？这样说来，老子真伟大啊！真是微妙玄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