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书中照片，梁思永（左）与梁思成1935年春在安阳殷墟考古工地。
“思文”二字，语出《诗经·周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意思是说，后稷的文德，当配享于天。引申为后世对先贤事迹的追念。这部《思文永在》就是一部追念先贤的著作，满怀一位女儿对自己父亲长久的眷恋与怀念，父亲的名字——思永，在嵌入书名的同时，更是深深地嵌进作者的记忆中。
梁思永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先驱，被誉为“中国接受西方正规考古学训练之第一人”，其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名人簿中，占据相当靠前的位置。梁先生之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贡献，在于首先提出了“文化层”的概念，找到了“后岗三叠层”这把钥匙，改进了现代考古方法……现在看来，他的这些贡献与新会梁氏这个显赫家族的出身似乎并无太大关系，更多的是源于他后天艰苦卓绝的努力，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
梁思永先生去世于1954年，时年50岁，除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梁先生发表于国内外的专著、论文以外，相当一部分关于其工作状态的资料随着史语所远徙台湾。因此梁柏有女士与父亲生命交集的20余年的回忆，就成了她所保存的关于父亲最珍贵的遗产。
2013年开始，梁柏有女士以80多岁的高龄，开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但凡与父亲有关的文献、资料、照片，她通通收纳其中。她以一股孩子气的坚持，克服眼疾，提笔著文，寒暑两载，终成大观。交稿那天，一份沉甸甸的资料被铺排在编辑室的书案前，编辑们无不为老人的执着所感动，女儿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忆，连同世间能够找到的关于父亲的资料，被一股脑地“灌装”成初稿。编辑在兴奋之余，不免有爬梳冗余之感。
一直以来，我相信，编辑司职，以少删或不删字句而成文隽雅为上；以斟酌损益而增改修添为中；以越俎代庖而捉刀揣测为下。对于这部回忆录性质的书稿，作者每一字的回忆，都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第一手信息，于是，一条关于编辑此书的铁的纪律被确定下来：必须忠实于原稿，先做组稿的加法，再做编辑的减法。对每一条史料、每一篇参考都予以充分重视，帮助作者理清回忆的思路，形成文字的系统。如此一来，一部信息量庞大、有血有肉的回忆录便初具规模了。
整个的编辑过程，真的不仅仅只是与一位作者磨合文字、往还资料，而是完全深入到整个家族对梁思永先生的缅怀之中。通过这些文字、照片、档案，不经意地，我们触碰到了一个人的历程，一个家族的聚散，一个国家的荣辱。在梁思永先生奋斗不息的身影背后，我们感受到了梁启超先生如山的父爱，梁氏兄弟姐妹们真挚的手足亲情，李济、傅斯年、金岳霖等人在工作与生活上的鼎力扶持，还有史语所考古组“十兄弟”不羁的豪迈……这些情真意切的文字、生动如昨的画面，体现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学者们百折不挠的乐天精神。在这部回忆录中，“个人”与“国家”的互动，是一条作者没有点破的主题。当一个人的命运开始与国家的命运起伏相合的时候，那么支持他奋斗的动力会被赋予国家的力量。
《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全书25万字，插图200幅，包括梁思永先生各个时期的工作与生活留影、学习笔记、考古标本、往来信函等，在以女儿的口吻追述其生平事迹的同时，亦收录多位国内考古界知名人士的回忆文章，以及梁氏家族成员的怀念文字。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女士，当时以84岁高龄，撰写出一篇一万余字的纪念长文，缅怀三叔；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教授，深情地回忆了与三舅共同度过的时光；梁思达的女儿梁忆冰女士，感怀三叔为中国考古学鞠躬尽瘁的一生，以“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题，著文纪念；还有梁家的第四代人于葵女士，以其专长，将梁思永先生早年的英文学习笔记翻译成中文，收录于本书。更需要一提的是，梁思永先生的八弟，我国著名火箭专家梁思礼先生，在89岁高龄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血脉兄弟，一纸难言。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这个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家族强大的凝聚力与责任感，才有了《思文永在》这部回忆录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