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为1936年的第一版《辞海》。右图为2009年的第六版《辞海》。
12月29日，《大辞海》出版暨《辞海》出版8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举办。《辞海》这部皇皇巨著，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其修订版至今累计发行量已超630万套，各分册累计发行量达2000万册。这是一部有海一般胸怀的辞书——它既收单字和普通词语，又收各类专科词语。“《辞海》伴随了我20多年，已经不是一本普通的工具书，而是一个终身依靠的精神支柱。”广东读者程争鸣说。
过去的80年，《辞海》牢牢筑起几代中国人的知识塔基。未来的80年，《辞海》又将变成什么样？
谁在编？
集中了国内一流专家学者
“我从36岁开始编《辞海》，编到今年已经74岁。”苏州大学教授王继如感慨，“我外祖父是研究文史的教授，案头常年摆着《辞海》。我读书时，导师徐复先生担任《辞海》分科主编。这是一份几代人的事业。”
80年间，是哪些人在默默辛劳，编著出这部字字推敲、句句锻造的精炼巨著？
“我从24岁跟着老师编《辞海》，到今年82岁还在编。等到2019年第七版出版，就是整整60年。”复旦大学教授邹逸麟不禁笑了。《辞海》已于去年启动了第七版的编纂工作，并计划于2019年出版，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作者队伍和编辑出版队伍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有很多大型的工具书，出版任务完成后队伍就自动解散了，能像《辞海》这样的可说是绝无仅有。”《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说。
1915年，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陆费逵动议编纂《辞海》。1936年《辞海》第一版面世，当时的编纂队伍仅有一支，才十七八个人。从1923年到1928年4月，陆费逵向辞书编纂家舒新城相邀7次，他才答应主持《辞海》编纂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1961年，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语言学家陈望道继任《辞海》主编，1965年作为内部出版物，出版了《辞海》（未定稿，即第二版）。《辞海》（第二版）文字简练，体例严谨，成为中国辞书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更重要的是，从第二版开始，《辞海》实现开门编纂，修订作者队伍一直都集中了国内一流专家、学者。他们中有物理学家钱伟长、数学家苏步青、戏曲大师周信芳、美学家蒋孔阳、历史学家周谷城……
自第三版起，《辞海》十年一修。80年来，在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陈至立等各任主编的主持下，《辞海》已经出版了六版，被誉为“历史和时代的档案馆、大事记和里程碑”。
“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种书中，有多少种是有百年历史、定期修订、长销不衰的呢？《辞海》经过几代作者、编者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编纂，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巢峰说。
怎么编？
当一把整合知识的标尺
在复旦大学教授熊月之看来，“《辞海》是免费的老师，规范体例的标准，也是整合知识的标尺。没有一个人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通才，人类需要《辞海》这样的百科全书。”
编一本称之为“百科全书”的书，何其难哉。“要用最精炼的语句表达出学科研究最精髓，很费心思。”邹逸麟形容。
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曾回忆，编纂第二版时，生物学科的学术力量很强，流派之争、观点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当时，作者和编辑们会集中在上海浦江饭店对词条进行集中讨论，现场十分激烈，有时一个条目要花几个月才能确定下来。
《辞海》中有一条“詹天佑”，初稿中说火车上的自动挂钩是他发明的，但有专家提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编辑部查核相关中外书刊15种和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时的日记，访问詹天佑的亲友和铁路上的老职工，发出调查信，举行座谈会，最后查明发明自动挂钩的确实不是詹天佑，而是美国人詹内。这才决定把“詹天佑”条中有关内容删去。
“《辞海》在编纂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包括制定编纂方案、编纂体例，组织收词、讨论试写样稿、编写、定稿、编辑加工、校对、印制等工作，甚至对后勤保障也有一套详细的规定。而制定切实可行的编纂方案和编纂手册更是工作重心。”巢峰回忆。
每一版编纂方案，都要确立编纂的基本框架、组织架构、编排方式、时间进度、工作流程等，等于是全书的“灵魂”。在编纂手册中，更是对收词范围、收词原则、词目的定名、词目的分级和字数、释文的撰写顺序、图片配置、各种技术规格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使作者和编辑都能做到有章可循。
《辞海》也并不是一块定型的“化石”。1981年，辞海编辑委员会确立了十年修订一次的制度，每十年对内容进行保留、增删和修订，确保知识体系的新陈代谢。
“每次修订，总要花两三年左右的时间。”王继如笑着说，“因为你喜欢，很苦的事也觉得很快乐。”
数字化时代怎么走？
构建有声、有色、有形的立体百科
“随着人类知识积累、创新速度的加快和我国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编纂一部比《辞海》规模更大、所收字词更多、内容更加丰富的特大型综合性辞书实属必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裁高韵斐这样说。
2015年底，以《辞海》为基础、历时17年编纂的《大辞海》38卷42册全部出齐。《大辞海》是我国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语言文字等学科名词、术语、概念等方面知识的集大成者。承担《大辞海》项目的有全国几十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2000余名作者。
数字化时代，像《辞海》这样的大部头怎么办？这也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
“如今，网络化、智能化已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以后在规划出版各类辞书时，应该在出版纸质版的同时出版网络版。同时缩短修订再版周期，尤其是网络版应尽量缩短更新周期。”河海大学校长徐辉教授说。
相关工作已经展开。《辞海》编纂处主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秦志华透露，《大辞海》《辞海》的数字化开发正在同步建设中，《辞海》第一版到第六版内容已全面完成数字化升级，数据库已建设完成，等待验收。《大辞海》在线数据库也已建成，并于座谈会当天推出内部测试版。
“将《辞海》品牌发扬光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任务。”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童力军说，“第二、第三代辞海人已把传统出版推向顶峰，从销量和影响力来说，整体超越可能性不大。我们只能走数字化之路，就是‘互联网+《辞海》’。”
目前，英国人已经做出类似的尝试。2012年3月，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宣布停止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纸质版，只推数字版，意味着这家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公司成功数字化转型。《辞海》也定下了数字化建设的目标：2019年要推出辞海网络版，在纸质版准确精炼释文的基础上，结合各种音频、图像、视频、动画，甚至三维模型等，构建起一个有声、有色、有形的立体百科。从应用上讲，网络版将不仅有PC版，而且还将以手机版或微信版的形式出现。
童力军坦承，仅靠《辞海》现有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哪怕是借助网络协同编纂平台工具，要实现彻底的数字化转型还十分困难。这项工程，需要让每一个使用《辞海》的用户参与：“我们仍然要加强专家和编辑的审核，因为权威性是《辞海》的核心竞争力。”童力军说。
“我们还将推出《辞海》数字出版云平台。不但支持在线浏览查阅，还支持专家和读者的在线编纂，希望把专家编纂的权威性和大众参与的开放性结合在一起。”秦志华信心满满。（本报记者曹玲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