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 资料图片
1958年10月，《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业已编辑完毕，准备付梓。当年10月16日，仿照前三集惯例，此书主编、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提笔作序：“《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收集了元、明二代的杂剧，共370多本，几等于臧晋叔编印的《元曲选》的三倍半以上。其中，以元人杂剧为最多，凡传世的元杂剧，几乎是网罗殆尽。”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学者对于终于能够充分占有文献的喜悦。然而，郑振铎第二天在出国访问途中不幸遇难，这篇序言成了他的遗作，《古本戏曲丛刊》后续的编纂工作也几经曲折。
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16年度重大成果系列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跃进宣布，继1964年提前出版第九集和1986年出版第五集之后，该所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第七、八两集也已开始编纂。历时60余年，这部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传统戏曲作品总集将成完帙，郑振铎等老一辈学者未竟的心愿终得以偿。
不避繁难，集腋成裘
60多年来，一套编号为“545”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珍藏着。1954年，初集仅影印出版了620套，每套都被赋予了一个编号。就是凭借着初集和此后陆续出版的二、三、四、九、五集，戏曲学者的视野大为拓展，几代学子因此踏上了戏曲研究的学术道路。
“在过去所谓正统派的文人们，是看不起戏曲的，它们被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红楼梦》里的少女们，偶然引用了《西厢记》里的辞句，就觉得不该如此。”在为初集撰写的序言中，郑振铎谈到了戏曲研究者心愿，“我们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人，老想把古剧搜集起来，大规模的影印出来，作为研究的资料，却始终不曾有机会能够实现这个心愿。今日欲得一部明刊本传奇，正像乾嘉时代欲得一部宋刊善本那样的不易。只有从事搜集资料的人，只有研究戏曲史的人，方才知道搜集资料是如何的困难。”
郑振铎决心不避繁难，集腋成裘，让稀见的古代戏曲剧本化身千百，为今人所用。根据他的设想，在几年之内可以出版十集左右的《古本戏曲丛刊》，收录1000种以上的古代戏曲。
初集、二集出版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为正在选修宋元明清阶段的中国文学史课，他就挤出时间来通读这两部书，并把自己的读书笔记请任课教师浦江清批阅。后来，程毅中又跟随浦江清读研究生，交的第一篇读书报告，就是关于《古本戏曲丛刊》里几个作者的考辨。可惜浦江清不久之后因病去世，这篇文章成为程毅中交给导师唯一的一次作业。
“从我的老师钱南扬先生到我，再到我的学生乃至学生的学生，一直受益于《古本戏曲丛刊》。”温州大学教授俞为民说，问世几十年来，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课堂教学，《古本戏曲丛刊》都是戏曲研究者的必读书。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看来，《古本戏曲丛刊》不仅是一部戏曲文献的集成，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史、文化史资源。
前后相继，古为今用
“《古本戏曲丛刊》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点工程。郑振铎先生遇难后，吴晓铃先生接续主持工作，先后于1964年、1986年出版了第九集、第五集。”刘跃进说，数十年间，文学所几代学人为《古本戏曲丛刊》付出了大量心血，使之成为新中国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但让他颇感遗憾的是，第五集出版后，《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陷入停顿，不仅原定计划中的大量清代戏曲没有影印，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海内外陆续发现的元明戏曲剧本，也亟待编目和收录。
当年，郑振铎面临着搜集文献的困难，如今重新启动《古本戏曲丛刊》依然不易。程毅中回忆，即使没退休时，他也不敢让自己所在的中华书局争取第六集的出版工作，“因为我知道，对于出版社来说，到藏书机构借书、照相非常不易，困难重重。”出于学者的责任感，2012年程毅中向全国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递交了《关于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建议》。
虽然《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集的编纂出版工作很快被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但却迟迟没有出版社愿意认领。几经考虑，作为我国古籍影印出版的重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动承担了这个项目，并重新影印出版前五集。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牵头组建起编纂团队，并邀请戏曲文献专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吴书荫负责第六集的选目工作。
“根据第六集的情况，我们将所选戏曲的目录分别提交给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藏书机构，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单位也都怀着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胸襟，为《古本戏曲丛刊》提供了各自珍贵的馆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辑程鲁洁介绍，在多家图书馆的配合下，《丛刊》至为重要也是最为困难的底本搜集工作顺利完成。
如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古本戏曲丛刊》六集，收录了清代顺治到乾隆时期的传奇、戏曲109种。与前几集一样，依然线装影印，依旧古色古香。吴书荫说：“我们就是要在现有的条件下，迎难而上，尽可能将书编得好一些，不愧对前人。”（本报记者 杜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