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共同迈进一个新的千年纪元之门，踏入21世纪之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回顾过去世界发展的历史，从而展望人类的未来。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历史似乎将千万年来积蓄的能量加速爆发，使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几十年前还流行的观念很快过时，每个人都目不暇接地忙着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过去一个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人类靠工具理性几乎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自然资源的高度开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灾疫流行、战争危险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也成为21世纪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过去一个世纪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残酷战争及野蛮屠杀民众的罪行，乃至各国流行的贪污腐败、毒品泛滥、恐怖犯罪、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丑恶现象。至今，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核弹、生化武器等军备竞赛有难以扼止之势；仍然有所谓“第三世界”的贫困、爱滋病、疯牛病等灾病流行和人口恶性膨胀；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极大地削弱了人的个体生存能力和独立的人性，将个体的人禁锢到群体的机械化程序之中，使人的劳动变得工具化和公式化，失去了社会生活的诗情画意；国际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理念使人类普遍缺乏安全感；而紧张的社会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又使人们身心交瘁活得好累。一百年前人们以为可以无偿享用，取之不尽的空气、水、阳光、土地、石头、野草、树木，今天也迫使人们忧心重重地付出代价。诸如大气臭氧层破坏、珍稀生物灭绝、空气污染、资源匮竭、气候异常等上述恶果，决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所能挽救，因而是21世纪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另一方面，人们又发现21世纪的全世界已日益变成一个整体化的大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世界社会化”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前，虽然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但是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交通、信息日益发达，一种新的世界社会形态开始形成。① 地球变“小”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近”了，国家和地方、民族相互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任何专制君主和政党再也无法闭关锁国，谁也不能无视对方的存在，地区的矛盾热点变成国际大家庭中人人关注的问题。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谁也不愿被排除在国际间的大型联合活动之外。学者们开始注意研究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中国先哲古老的“世界大同”之梦正在变成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这样，当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军备竞赛等危及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时，不能不在文化的层次上寻求一种共同的智慧。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这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等杰出思想家早在20世纪初就发现的历史规律，他甚至断言加尔文派的新教伦理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一个活跃的、决定的力量②。什么是文化?从本质上说，人类虽是自然的产物，但文化却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与自然相对的非自然体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超越动物性的一切活动的产品。文化发展的动因来源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乃是人类心灵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本身就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本身的范围不易界定，抛开政治、经济的层面不说，人们习惯上至少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包括民俗)作为基本的文化要素，它们都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这五大要素中，科学和哲学是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理性思维的花朵；伦理学是人类对善的追求，是人为提升自身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素质所必需的道德约束和生活规范；文学艺术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悟和超越。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的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因而是文化的最高层次。由此看来，韦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归结为文化的因素，并从宗教中找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点，是有道理的。21世纪人类面临威胁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根源都可归结为文化的因素，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引发的恶果。尽管人类文化有诸多不同的特质，但都从各种侧面寄托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关切，建立起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区分这些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是我们考察各种异质文化的根据。
近些年，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不断召开有关道家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的先哲老子(约公元前571-前472)约在2550年前著的《道德经》也成为世界上哲学家们研究的热点。中国的道学文化，在世界各国学者眼中无疑是属于“过去”的，这种过去的古老文化能通向新世纪的“未来”吗?道学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否能寄托全人类对人生价值的关切?这些问题令人深思。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要认识中国就必须认真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古老的生殖崇拜观念为核心形成的文明，它的文化传统分先后两种：其一是中国原始人类存在以来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经过若干万年积淀下来的老传统；其二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父权家长制逐步形成，特别是西周原始宗教革命正式确立的礼教新传统。显然，道家文化继承了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数十万年的老传统，儒家文化则继承了周代父权家长制的宗法礼教数千年的新传统。③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崇扬儒家文化，这是由于中国社会顽固地保留着宗法家长制的君权政治传统造成的。君权专制的国家政体用宗法血缘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形成“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而儒家文化正是一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型文化。道家文化和儒家不同，它的学说是从人体本身的修炼工程中体验出来的，认为人身是一个“小宇宙”，是自然界“大宇宙”的缩影，人体和宇宙的运行规律既可治身，又可治国，因而是一种天人同构、身国一理、取法自然的文化。几千年来，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补充，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古文化如巴比伦、埃及、苏美尔、印度文化等皆相继沦落，唯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久不衰，其中的秘密恰恰在于道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具有旺盛的再生能力。鲁迅先生(1881-1936)曾经断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④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 1900-1995)也敏锐地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⑤ 这些话都洞察到中华文明以道家为根基的实质。道学文化中既蕴藏着死而复生的活力，又具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品格。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古代能接纳印度佛教，在近代又能接纳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显然不是“严夷夏之防”的儒家文化的功能，而是靠道家善于融汇异质文化的博大包容的特性。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也都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人们深知道家智慧有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宽容气度，以及能生能化，善于应变的长处。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各民族从自给自足状态变为相互依存，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相互流通，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必然也成了人类的公共财产。道家文化以“道法自然”为核心，以开发人类的心灵潜能为目标，它表述的生化原理、中和原理等辩证规律乃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宇宙律，因而它本来就是一种世界文化，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对道家文化的关注不是没有理由的。
歌德(Goethe, 1749-1832)在1828年10月23日同爱克尔曼(Eckermann，1792-1854)说：“据我所见，有一个时期要到来，那时候上帝再不喜欢人类，不得不把一切都毁灭掉，以便重新创造。”⑥ 在世纪之交，无论是欧美等西方社会还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东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层面都面临《易经》所谓剥久必复、穷极终变之势，不得不在“改革”等名目下进行结构性调整。大略和歌德同时的中国思想家魏源(1794-1857)著《老子本义》，在《论老子》一文中称《道德经》是“救世书”，说古今“气化递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质、文皆递以救弊，而弊极则将复返其初”。道家之学既是一种追溯宇宙本原的返本复初的智慧，又是一种永远属于未来的超前意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以之为政要因时制宜，静可以无事无为因循自然，动可以力挽狂澜革故鼎新。因之中国的政治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政治变革之时，都注意从道家经典中汲取智慧。道学文化既然能救中国，难道不可以救世界吗?
早在20世纪中叶，剑桥大学的斯诺(Snow,1905-1980)就发现西方文化中“科学的”要素和“人文的”要素相互分裂和对抗倾向造成了危机。⑦ 这种危机使他们不能对“过去”作出正确判断，不能对“现在”作出合理解释，也不能对“未来”作出有效预测，从而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某些世界一流科学家终于发现，西方机械论哲学的主客二分、物理还原、静态分析、孤立实证等思维模式日益显得陈旧过时，他们开始在东方道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中国学者董光璧(1935- )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揭示了以李约瑟、汤川秀澍(1907-1981)、卡普拉(F?Capra,1938- )为代表的一批“新道家”使正在兴起的新科学观向道家思想复归，将道家文化作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交汇点并以之为基础建造一个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平衡的新的世界文化模式。他热情洋溢地说：“我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史意义。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融合，有如黄颜色和蓝颜色调出绿色，将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绿色文明。”⑧ 这种绿色文明就是具有自然生态智慧的道学文明。
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君主专制时期，道学思想一直受到正统的儒学思想的压抑，老子的《道德经》也被曲解为消极避世的隐士哲学，其积极救世的真义晦而不彰。魏晋以来尽管性喜老庄的学者甚多，《道德经》与《庄子》的注本也比比皆是，但多为望文生义之作，没几个人真能读得懂，《道藏》等道家典籍的思想精华也远远没有发掘出来。难怪朱熹说：“庄、老二书，注解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意出，只据他臆说。”⑨ 现在老子的道学文化已传播到世界各地，《道德经》的译本数目之多仅次于《圣经》，可惜这些译本也大多沿袭了儒家注本的曲解，甚至还以管窥天、生搬硬套地按西方哲学范畴给道家哲学归类，真正有所得者如谢林(F?Schelling, 1775-1854)、布伯(M?Buber, 1878-1965)、海德格尔(M?Heldegger, 1889-1976)等可谓凤毛麟角。今天，当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认清中国道家的思想价值时，我国学者应该重新发掘道家典籍，对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将道学文化的真实面貌公诸于世，从而形成新道家学派，完成创立新道学的历史使命。
(二)
道学之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原指道家老子创立的有关道的学说，以《道德经》为经典，它包括哲学的道家、宗教学的道教和属人体生命科学范围的内丹学(丹道)。元人脱脱立《宋史?道学传》，将儒家的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传授的理学称为“道学”，遂致“伪道学”之诮。明代李贽(1527-1602)曾力斥“宋明理学”为“假道学”，指出仅有老子、庄子的学说才是“真道学”。考中国古文献中凡较严肃的学术分类或艺文志书，皆以儒、道并举，没有将儒家学说称为“道学”者。其实早在六朝时期陈代马枢就曾撰《道学传》二十卷，所收皆张天师、许迈、吴猛、陶弘景等道教精英，今仍有陈国符先生辑佚本传世。《宋史?徽宗本纪》载政和六年(1116)春“置道学”；宣和元年(1119)五月“诏德士(僧人)并许入道学，依道士法”，是宋代朝廷亦将道教之学称作“道学”。拙著《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10 已首先为道学正名，将宋明理学和心学统称为“宋明儒学”，将老子、庄子有关道的哲学称为“道家”，将奉太上老君为教主以道为信仰的宗教称作“道教”，将有关道家、道教、丹道的学术总称为“道学”，以和西文中的“道主义”(Daoism)相对应，我想这不难取得学术界的共识。
《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在老庄的“君人南面之术”中，《老子》侧重君学，《庄子》侧重人学。君学是执一统众的帝王之学，人学为回归自然的真人之学，故道家之学实为宰割天下的“屠龙术”。相比之下，孔孟的儒家之学，乃是替帝王施行教化的“臣民北面之术”。孔子“遑遑如也”而尽臣节，孟子以民为本而倡仁政，此可谓儒生循吏进取功名利禄之“登龙术”。由于道学的政术与民主政体天然相合，而与家长制的独裁政权多有冲突，故中国的统治者多讳言道学而推崇“家天下”的儒术。在中国历史上，凡如“汉唐盛世”的辉煌时期，都是黄老道学发扬光大的时期。近世以来，通过民主政体的变革推行黄老之道，以经过创造性转化的新道学文化增强综合国力，将外来文明植根于民族优秀传统的土壤中，曾经是中国学术界某些志士仁人的一种政治企盼。严复(1853-1921)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老子道德经评点》)鸦片战争之后，欧美的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相形见绌。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著《论世变之亟》云：“呜乎!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盖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严复断言西方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自由”与“不自由”这点上，真是抓住了要害。
考察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其主要根基有三：一为古希腊的理性逻辑思维及由此形成的自由、民主、科学传统；二为古罗马的政治法律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法治传统；三为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三者混而为一，形成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立国，以科学技术的力量征服世界。盖西方文化设定人性是恶的，自由主义即个人主义乃是人的天性，因此约定一个最低界限，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并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人权观念。因个人自由不得妨碍他人之自由，必须以法治约束之；法治之运行又要防止专制权力的破坏，必须以符合多数人意愿的民主(包括建立民主宪政体制)保障之。如此法治以自由为根基，科学以民主为条件，乃是西方社会近三百年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动力机制。由此看来，人民之自由无保障而想进入现代法治社会，社会不民主而想建成科技强国，乃是不了解西方社会文化机制的自欺欺人的幻想。西方社会之国体皆为资产阶级政权，而政体则是民主法治社会，这种政体对官僚特权有一定抑制功能，以维护社会公正原则。按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愚昧、迷信乃专制主义之产物，法治、科学是自由民主之硕果，自由主义为现代社会之根基，因之欧美等国在全世界高扬“人权”的旗帜。西方社会的自由实际上也是被社会条件和阶级关系严格限定的，他们称之为法律与伦理规则限定的“自由空间”(free sphere)，并相信越能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才越能产生文明的秩序。民主政治也是存在多种流弊的制度，只不过比专制政治对人民的危害较为减少而已。特别是近世以来，西方文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一是整个文化根基中的科学要素和人文要素出现分离倾向；二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也相互矛盾，民主的多数人抉择并非总是合理的，特别是当权者以现代科技手段操纵媒体舆论经常欺骗人民，使整个社会偏离公正原则。西方社会以人为的力量改造世界，以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都受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无情报复，使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社会伦理道德日益恶化，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战争机器的膨胀，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西方文化在短期内创造出人类文明奇迹的同时也为人类种下灾难性的恶果。
中国及其周边国家是以儒、释、道三教互补的文化为传统的，其中尤以孔、孟、程、朱的儒家礼教作为统治思想。儒家文化乃是维护家长制官僚政治的思想支柱，它是以“家国同构”的内圣外王之道建构政治体制的。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早就发现中国社会这种传统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封建制，他称之为“家长制的权力”。在这种政体中，“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11 令人惊喜的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1901-1969)就应李约瑟博士之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探讨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官民对立问题，旧士大夫的阶级性问题，儒家学说长期作为代表意识形态问题”等，揭示了中国以儒家礼教为文化根基的家长制官僚政治的特征。12 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并不代表社会成员中某一阶级的利益，而是形成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官僚阶级以和人民对立。他们是在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中逐步蜕变而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只层层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13 官吏的选拔、任免靠人治而不靠法治，上级对下级的要求主要是“忠”而不是“廉”，统治者所关心的首先是国家的稳定和权力的神化，人民的贫困愚昧和思想麻醉是他们实行压迫、剥削和维持既得利益的社会条件。马克斯?韦伯也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社会数千年不衰的官僚政治体制，并命名为“家产官僚社会制度”。他说“在中国，和西方一样，家产官僚制是个稳定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官僚制运行的‘精神’，在中国与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14其实，中国传统家长制官僚集权政治“运行的精神”就是礼教，家产官僚制在中国的顽强生长是以儒家文化传统为根基的。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反，它的内圣外王之道以“人之初，性本善”为出发点，首先设定一个最高界限，即圣人的境界。尽管五千年来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新兴阶级力量不断更替掌权改变着中国的国体，但宗法家长制的国家政体始终没有改变。历史规律证明，更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掌权的新国体和由家长制君权政体革新为民主宪政体制是同等重要的。专制政体是天然滋生剥削阶级并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集团服务的政权形式。儒家文化的“内圣”根本无法萌生自由、民主思想，开不出现代社会的新“外王”，仅是靠树立圣人、贤人、君子、英雄的“榜样”作为道德典型教化人民安守本分，大家共同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追求尧舜的圣人之治。然而无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无限制的腐败，这是一条铁的政治定律，也是家长制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盖因人民之大多数难以成为“圣人”，而掌握最高权力的家长也不耐受“圣人”理想教条的束缚，进而由圣人理想的追求堕落为实际利益的追求，反会利用权力将自己神化为“人圣”，将国家政治领域变成充满忌讳、阴谋、残杀、多数人不敢参预的凶险场所。这种家长制官僚政治一是其虚伪性，必然不断变换手法以某种“圣人”的招牌弄虚造假欺骗人民，致使整个社会造假成风；二是其腐败性，贪官污吏上下结网封杀正气使社会失去起码的公正原则，政权的基础日益腐烂；三是其残酷性，官场渐变为勾心斗角的赌场，日见虚弱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传宗接代的私有化权力不择手段，镇压的面越宽，禁忌越严，同民众就越隔绝。按儒家不断革命的政治定律，统治者从“圣人”，到“人圣”，再到“独夫民贼”，“汤武革命”的政权交替方式就要发生了。王亚南说：“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它在历史上是已经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祸害的，而就中国说，则还在继续发生反时代的破坏作用”。15显然，儒家文化的这些弊端是同现代社会不相容的。
在世纪之交，“文化”和“传统”问题再次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从根本上说，所谓“文化”本身都植根于“传统”，21世纪的文化战略必须对历史的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现代化诠释，即集中各种异质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能否定和摧残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世界历史越来越向人们揭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运动规律，各民族的异质文明之间只能相互融汇，除了野蛮的种族灭绝之外，在地球上以一种文明简单取代或扼杀另一种异质文明几乎是办不到的。传统文化本身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道家自由信仰、自由交流、自然演化之规律，违背自然急于求成的人工移植、改换、毁坏等政治手段，往往引发人性扭曲、道德败落、社会躁动不安的恶果。开化的高级文明固然可以同化野蛮的低级文明，但吃掉对方的同时也就将对方的文化要素作为化学成分融入自己的躯体，再也无法摆脱它。一个民族更是无法将自己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一刀切断或中途抛弃，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都得将个人命运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个传统文化被征服了的民族等于丧失了自己的根基，从此会缺乏争雄的生机而充当小伙计。21世纪世界文化运动的大趋势是“多元并存，相互融汇”，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因此，在21世纪不是什么“文明冲突主宰全球政治”，16而是要由“文明冲突”转向不同文明的对话和文化交流，以促进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汇，从而出现一种普世的文明将人类导向光明的未来。
未来的世界文明不能再继续推销“西方文明中心论”，因为西方文化必须重新认识古老的东方文明并从中汲取营养。儒家的礼教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因袭的重担，但摆脱的办法也不能全盘否定儒学再次“打倒孔家店”，而是要以解释学的方法促进儒学现代化，儒学之精华有为我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所不可缺者，因此我特别赞赏学术界创立新儒学(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尽管佛教必将成为最有希望的世界宗教，人类的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然而宗教信仰也不能取代理性思维，佛教文化不可能作为建构世界文化的根基。穆罕默德的《圣训》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自唐永徽二年(651)传入中国，至今1350年间，阿拉伯人和汉人杂居、通婚、改汉姓、习汉语，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仅据16-18世纪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的著述看，伊斯兰教文化已与儒释道文化发生了“相互融汇”的现象。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1570-1660)、刘智(1660-1730)等皆精通儒释道三教经书，《天方性理》等著作以“真”作为伊斯兰教文化的支点，创“真一、数一、体一”之“三一说”，所述苏菲主义教派从理论到修炼皆和丹道暗合。可见道学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能够对话和交流是毋庸置疑的。
在文化上，夫欲有所立必须有所破，立就是要创造性地诠释道家文化并汲取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的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破就是要扬弃儒学中的封建宗法观念，化腐臭为神奇取其人文思想和进取精神融入新道学之中。道学既和儒学一样设定人性是善的，又特别强调追求人性的自由和完整，道学的真人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自由(“积极自由”)的人，因之它完全可以包容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要素，又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缺陷。由道学文化出发，我们不难看到世界文化的曙光。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21世纪文化战略。
(三)
人类文明都不能没有自己理想的超越世界。我们只要认真考察西方的文明史，就会发现西方的哲人和科学家(如牛顿、开普勒)等都对上帝创造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抱有真诚的信仰，为上帝而求证曾是西方伟大哲人献身学术研究的动机，他们以自己的理性思维推动了西方文明的进步。中国儒家文化将超越人间秩序与一切价值的源头统称为“天”，西方文化将人的理性所不能达到的一切价值之源归结为“上帝”。这说明这种一切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是各种文化体系的支点，它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是不可或缺的。理性思维的高度发展也需要有一个超越的无限本体作为终极信仰才能给科学、哲学的发展带来动力并给人类社会带来秩序和价值观念。当现代科学和哲学以理性思维的成果终于动摇了西方人的“上帝”信仰时，尼采(F.Nietzsche, 1844-1900)惊呼“上帝死亡了”，中国的无神论者也早就对儒家的天神主宰抱有怀疑，这说明“上帝”或“天”的人格神信仰并不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极限。然而据《道德经》所述，道学文化中“道”的范畴却是“先天地生”，“象帝之先”的，即道在天之前，并能生天生地，又在上帝之先，高于上帝。道不仅是一切人间秩序和价值观念的超越的理想世界，而且是人类理性思维延伸的极限，它是唯一的终极的绝对真理，因而同现代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遥相呼应。道在本体论上的无限超越性又可作为宗教的终极信仰，使之成为理性的科学、哲学与非理性的宗教的交汇点，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
可以断言，道的学说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资源，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点。道学既为中国文化之根基，又为嫁接外来文化之砧木，还是世界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汇点。道的学说使道学文化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这种最大包容性，使道学不仅包容进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还可以融汇进东西方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这种最高超越性，使道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超前意识，道学的智慧不仅能返观人类乃至宇宙创生之初的过去，而且能预见和创造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道学文化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重新融汇为一体，打通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伦理之间的壁垒，填平各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将人类认识世界的所有知识变成一门“大成智慧学”，向最高的“道”复归。
什么是道?老子《道德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5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1章)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等哲人“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舍弃宇宙万物的一切具体属性，寻找宇宙的起始点和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根源，体悟到宇宙万物之中最本质的共相，这就是道。道是宇宙的本原，它有体有用。作为道体，它是形而上的宇宙的原始本体，呈现“无”和“有”两种状态的统一。首先是“无”，即宇宙创生之前的虚空状态，称为“天地之始”，具有质朴性和绝对性。然后是“有”，即宇宙创生之际含有先天一气的混沌状态，称为“万物之母”，具有潜在性和无限性。作为道用，它是宇宙万物生化运动的总根源和驱动力，是形而下的法则秩序，即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称为“常道”。道化生出时间和空间，物质与精神，运动与静止，生命和文化，并作为一种物性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体之中。它贯穿古今、囊括万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体现了宇宙的真实结构和内在节律。道既是宇宙的本原，又是人体的本我。作为宇宙的本原，道是一种绝对的真知，因而为符号指称所难以描述的客观存在。语言符号的指称只能描述相对知识，而道是可以体悟难以言说的绝对知识。作为人类心灵的本我，道是“知觉者”，因而具有不可被知，不可当作被测量的对象，即“不可名”、“不可道”的性质。道是无分别相，它可以“齐万物”、“等人我”，不能被区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但却可以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道是人类知识之根，学术之本，它是宗教的终极信仰，哲学的智慧之源，科学的原始公设，美学的最高境界，伦理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世界文明的坚实支点，人类精神回归的家园。
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道德经?42章》)这段话是道学文化中关于宇宙创生和演化的基本图式，道学的道就是一种自然生化之道。其中“一”指先天混沌一气，道教内丹学家称之为元始先天祖气，是宇宙创生之始混沌状态中隐藏着的秩序，是产生万物普适的内在节律的信息源。“二”是阴阳二性，即引力和斥力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状态。“三”是有象、有气、有质的信息、能量、物质三大要素。在宇宙创生之前，道从虚无空灵状态中先化生出先天混沌一气，继而分出阴阳二性，再依次转化为信息、能量、物质三大基本要素，在宇宙大爆炸中由信息、能量、物质组成万物纷纭、生机勃勃的世界。物质是宇宙以粒子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部分和整体、个别和一般之间的区别。能量是宇宙以波动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运动和静止、连续性等运动状态。信息是宇宙以选择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有序和无序、方向性与合目的性。信息是物质和能量的形式或结构，粒子性的存在形式为束缚信息(熵)，表现为空间；波动性的存在形式为自由信息，表现为时间，因而信息本质上是时间与空间的耦合。宇宙中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生命界到人，都是由信息、能量、物质三大要素组成的，人的心灵或精神本质上是信息的高级形态。在自然界天然变化中发射自由信息的熵增过程，都是可用能减少的过程，这时系统的内能在量上虽然守恒，但在质上要发生退化，可用能会转化为束缚能。孤立系统的内能和信息是守恒的，物质、能量、信息都是可以按一定数学关系相互转化的。17这样，最小最轻的基本粒子（如中微子、光子）必然同时具有波动性、粒子性、选择性等三种特征，宇宙从创生起就有合目的性的选择趋势，生命现象的出现及人类心灵的花朵盛开决不是偶然的。新道学的宇宙图式，消除了西方哲学史上心和物（包括能）的对立，给出了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发现宇宙中早已隐藏着出现生命和心灵的潜在根据，这必将对未来的科学发展带来新的动力。www.taoismcn.com
基督教传统将不可逆的时间箭头充作西方文化的支柱，使人们相信耶稣的生、死及在十字架上受难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事件，时间是穿越过去和未来的一条无限延伸的不回头的线。这种观念和中国儒家文化大致相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道学将“宇宙”并称，“宇”是空间，“宙”是时间，即认为时间和空间有着本质的联系，没有空间的时间和没有时间的空间是同样不可思议的。道学认为时空的量度具有层次性，其大小、长短是相对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庄子?逍遥游》）“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道学从时空的发生探讨宇宙的本原：“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庄子?齐物论》）时空的本原就是道，道的特性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25章》）这就是说，道学认为时间的箭头既是不可逆的，又是循环往复的。18道从虚无中化生出先天一气，出现了引力和斥力，正物质和反物质，这就是阴阳二性相互作用的信息源。随着大爆炸后的宇宙膨胀，空间越来越大（大）、产生了不可逆的时间箭头（逝），在无与伦比的大尺度上（远），最终出现返复和循环的趋势(反)。道学认为过去中含有未来的信息，未来也影响过去，二者是无法相互摆脱和相互分离的。道学的内丹家发现宇宙中除了可观察、可测量的有形有象的世界(色界)之外，还隐藏着一个无法观测的虚无空灵的世界(无色界)，这两重世界相摄相容，即此即彼，亦此亦彼。科学仅能研究宇宙中的现象，道学才能洞察“物自体”。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围是探索“色界”的自然律，而道学却在逐步揭示“无色界”的秘密。科学逻辑推理的大厦是建立在无数根本不能证明的“公设”或假设上面的；有公设，就有局限，不可能确知无限的事情。新道学的智慧不但激发人们不断地改变这些公设或假设，不断转换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且还要求以内丹学心灵修炼的方式彻底拿掉这些公设，直接进入道的境界，从而超越现象感知虚无。道是不能数学化的，因为没有公设的数学是不可想象的，但道学和西方思想却是相容的。新道学是自然的学说，是生化的学说，是变易的学说，所以也是时空的学说，因为空间是变易的场所，时间是变易的次序。道学又是超越时空的学说，当内丹家入静心灵不动时，出现一片虚无空灵的渺冥景象，达到无时空的永恒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因之道学的智慧能从人的心灵体验中展现出来。新道学的智慧开拓了时空观的新境界，需要当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以实证的精神再对它进行理性的思考。西方科学思想一旦吸收了新道学的观念，必将获得一种革命性的驱动力，从而在新世纪里揭开宇宙、生命和人类心灵的奥秘。
道学文化的精要在哪里？究而论之，道学在本体论上强调一个“生”字，主张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世界观上突出一个“化”字，即认为事物按照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强与弱、祸与福都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在促进事物向有利自己方向转化时贵在一个“因”字，即因任自然，因循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夺取胜利。道学以“中”字为纲要，在治国平天下的用世之道上也巧在一个“中”字；在调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在一个“和”字；在个人处事应世上法在一个“忍”字；在人身修炼工程上诀在一个“逆”字。道学的精要在于参透自然、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以道术秉要知本，以“无为”为体，以“无不为”为用，贯彻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以不争为争的策略思想。道学是以“反”为“动”，以“弱”为“用”的哲学，因而是真正强者的哲学。进一步说，道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本身的超越性，反对人和社会的异化，以回归自然为目标。更进一步，道学体认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上本身的存在价值，将自然规律和个人命运握之于掌中，进而悟透生死，还虚合道，融身大化，最大限度地开发人体生命和心灵潜能，追求人同道的一体化。道学是一种既可学又可修的文化，丹道修炼是道学探索宇宙规律，参赞天地之化育的重要途径。如果谁能在刻苦研读道书中有了以上深切体验，并能按道的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便会将个人和天下过去未来的大势了如指掌，真正成为一个得道的人。
（四）
老子《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自然是道的特征，道学的智慧主张向道复归，也就是回归自然。“自然”在道家著作中是“自然而然”之义，乃道之本性，自然界(Nature)大致相当道家著作里的“天”。道学不赞成儒家荀子那种“人定胜天”、戡天役物的思想，而是主张“天与人不相胜”的天人互动的原则。庄子提出：“天与人一也”(《山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庚桑楚》)。道学这种与大自然为友的回归自然的思想，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又纠正了西方文化破坏自然生态的弊端。道学认为自然界里风吹海啸、花开花落、生灵繁衍，都依自然律而行，而自然律就是道。这些自然存在物天然具有道德和权力的含义，人类戡天役物的活动不能超过自然界允许的限度。现代社会的人们沉溺于科学技术创造的“人工自然”，同天然的自然界逐渐拉开距离。然而，人类距离自然界越远，社会一体化的联系越紧密，生存的基础反而越薄弱，甚至一次偶发事件也会使这些被现代化的绳索捆绑在一起的人们灾难临头。
在文化上，道学认为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美学）、伦理学是不可或缺且不能相互取代的五个基本要素，只有道能够贯穿于这五个基本文化要素之中。道学能激发科学与文学艺术的创造精神；能给哲学以辩证思维和究天人之际的恢宏气度；能以大慈大善，大诚大信的悲天悯人的宗教信仰情怀给人生以终极关怀；能为人类带来普遍的尊严并为社会提供无比高尚的道德观念；能成为人类知识的源头活水；它的价值观也可成为21世纪科技发展的重要导向。西方文化本来在“象、数、理”上比以周易象数为基础的道家经典有独到的高明之处，形式化的逻辑体系和高等数学的辉煌成就，促进了现代科学大厦的建立。然而20世纪以来，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证明在形式体系中完备性和一致性不可兼得，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使量子力学的物理定律变成统计性的几率描述。这一科学革命的趋势预示着西方科学需要汲取中国道学的思想才能创新。老子的道学思想和西方哲人巴门尼德（Parmenides, 约前5世纪）的“存在不能从非存在产生”的思想相反，主张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西方科学已从过去只研究“存在”，不研究“生成”和“演变”的根深蒂固的“构成论”旧观念，向“宇宙万物都是生成的”这种现代“生成论”的新科学观念转变，而“生成论”恰恰是道学思想的核心。新道学思想不仅可以革新西方自古希腊原子论复活以来“构成论”的思维模式，而且在科学方法论上也会导致以分析为主的还原论方法向有机整体论方法的变革。从现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看，生命科学必将成为新的科学革命带头学科，而生命现象是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它是不适宜用拆成小零件的还原论分析方法来研究的，新道学的整体观及生命观预示着科学观念的创新。
在世界社会化的大趋势下，21世纪人类社会变革的节奏还会加快，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层次更会加深。由于这一趋势，一方面各民族的多种异质文化将获得充分地发掘和发展，另一方面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取长补短，加速相互融汇的过程。道学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人类智慧的凝聚点，一种集多种异质文化优势而呈东西方文化互补形态的新道学文明将要出现。中国哲学家陆九渊（1139-1193）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１９道学是圣人的最高哲学思辩，而圣人的哲学智慧是跨越时间和空间，不受民族和国界限制的。无论东方或西方，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新道学思想都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灯塔。
社会观上，新道学的核心思想是建构一个模拟自然界或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自调节的最优的自动化系统，这个社会系统依乎天、地、人之道，无亲无疏，大公大慈，导人向善，是一种“万物将自化”（《道德经?37章》）的自然主义社会。在经济上，道学主张一种以自然生态立国的经济模式，反对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将保护生态环境置于经济生产的首位。在政治上，道学强调一种“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道德经?32章》）的分配制度，将普施利益于天下众生作为价值分配的支点。道学从来不反对每个人首先珍惜自己的生命和获得个人的幸福，但也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参赞天地之化育”。《道德经》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79章），认为人事的活动要取法自然界的规律，道作为自然法则是客观的，无所偏爱的，因而也是无私的，公正的。《庄子?天道》指出，“嘉孺子而哀妇人”，为儒家的仁义之治；“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为道家的自然之治。老子“以道莅天下”，认为“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道德经?77章》）人若能达到“有馀以奉天下”的至德，才能接近天之道的境界。道学之仁为大仁、大慈、大善，大仁则无亲，故对天下一视同仁。老子的思想是从母系氏族无剥削、无压迫、无私产的原始公社文化升华而来的，因而具有“天下为公”的超越时代的特征。
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多采用一元化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结构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积久则造成一人独裁人人为奴的局面。道学的政体倡导一种“三元一太极”的阴阳互补结构，以自然立法形成相互制约、上下反馈的自调节的和谐机制，百姓逍遥于大自然中自由发展而感受不到政权的存在。道学的社会才真正是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相互协调而形成的自动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它仅受天之道和人之道即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的限制。道学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道学的自然之治更是否定人治并包容法治的优点且超越了西方法治社会。盖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鼓励人的贪欲，而社会犯罪皆由贪欲而生，故法律繁多而犯罪不止，司法系统遂成为庞大的社会谋生行业。道学的价值观抑制人的贪欲，自然立法即是将人的行为规范到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上来。这样法律本身也是自然律，代天行罚至简至易无亲无疏，自然之治的法治也即是道治。《庄子》描述了道学不以私心治天下的自然之治：“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应帝王》)道学认为自然生态社会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人与禽兽乃至整个自然界都处于平等和谐的状态，人人自食其力，同德而不党，无宗法等级，无剥削压迫，具有纯真朴实的人际关系。“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道学关注民性的自然，人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与完整；认为能恢复人类真实、自然、纯朴、善良的本性的社会才是道学的“至德之世”。
在伦理上，新道学的要点就在老子《道德经》所说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５１章）这段话里。尊道贵德是道家伦理学的落脚点，“德”就是“得道”，是道在人类社会万事万物中的体现。由此可知，尊道贵德就要将道的“生化原理”和德的“中和原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展开，使之成为人生的和社会的价值标准。“生”有“生成”、“生长”、“生命”、“生存”、“创造”等含义；“化”有“变化”、“发展”、“转化”、“进化”等内容，二者集中了道的自然性，说明宇宙是由道“生成”的，并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整个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都在生生化化自强不息地发展着。道化生出先天一气和世界万物，这就是生化原理的作用。先天一气就是宇宙中无处不在的原始自然力，是万事万物生化发展的驱动力，是生命的源泉，是歌德曾经猜测到的“创造力”，它来源于道，是道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发挥作用的特性（道性）。道学中的道性也即是德，德的特征表现为“中和原理”。“中”之义有四，从事物规律上讲，“中”为“正”，即中正的必行之路；从事物变化上说，“中”即“度”，即在限度适宜的范围内活动；从空间上讲，“中”是“虚”，虚无乃道之大用；从时间上讲，“中”即是“机”，即“动善时”，因机乘势“不得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