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考古学史和博物馆史是思想和智力的冒险。对学科一路至今的“来时路”的观察是否可能与学科自身对“过去”的观察截然分开？学科史的写作究竟应该是客观记录，还是感同身受地重演再现？正如卞之琳《断章》中的名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如果楼上人并不在乎桥上人看什么，那么对桥上人的观看与对路上人或者车内人的观看别无二致，而观看者也无需是楼上人。正是由于同看风景，楼上人才既能留意到也能理解桥上人。
立足于风景的站在楼上看桥上就是我心仪的考古学史和博物馆史的写作之道。在过去的四年里，我尝试以此立场观察和写作博物馆史。《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为这场令人愉悦的冒险画上句号，与2012年出版的《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构成高唱低和的姊妹篇。
为什么要回望中国博物馆的最初一世纪？因为来路已漫漫不可寻。对于中国博物馆史而言，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是不容回避的重要节点。作为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掌门人，郑振铎对一路走来的中国博物馆当时做出的总体评价是“数量太少”、“质量太差”的“古董铺子”和“杂货摊子”。这自然是中国博物馆界准备改弦更张重整出发的投影，但也是当时多数博物馆破败凋零的现实反映。然而，这并未能真实地反映出1949年之前中国博物馆的发展状态。事实上，中国博物馆的第一个八十年成绩不俗，只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给中国博物馆带来了灭顶之灾，而战后数年间的恢复不足一成。因此人们对中国博物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记忆已经漫灭不清。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博物馆，对大多数筚路蓝缕的开创者们的记忆都已褪色，那些不在聚光灯下的“暗流”传统尤有被遗忘之虞。就像康恩面对第一个黄金时代的美国博物馆群体，感慨博物馆曾经雄踞智识生产中枢一样，在持续数年的资料爬梳和现场回访中，我也不断地被曾经活跃地投身于启迪民智，振奋民族精神的早期中国博物馆所深深折服。令人遗憾的是，在最近半个世纪的回顾中，如此多元、灵活的早期中国博物馆被扁平化、同质化了。
来时路有何回望价值？考古学史或者博物馆史的多元式书写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众多暗流传统，但我并不认同大费周章地追求绝对意义上的最早或者最全，打捞罕被提及的记忆。如果一段历史从未对后来者形成或显性或隐性的影响，也就意味着学科遗产价值的缺失。因此，我反而更关注典型个案，以及被过度拔高或者贬抑的传统。在我的心目中，学科史写作实际上是学科自我定位和评估遗产的方式。因此，学科史的写作冲动实际来自当下的学科实践。当下博物馆发展面临的诸多抉择其实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在选择何去何从时，回头寻找历史经验和智慧无疑是事半功倍的办法。博物馆面临的文化遗产归属权和代表性争议，不也同样摆在都会博物馆和民众教育博物馆面前？博物馆应该如何积极地打破自我约束，融入社会之中，不也曾经困扰早期大学博物馆的从业者们？他们的回答，无论对错，都将成为我们的借鉴。因此，为了前瞻而后顾，为了去脉而追溯来龙，这才是回望的真正价值。
如何回望来时路？如果考虑到，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博物馆都各有独特走法，绕开对各自步法的理解，对来时路的观察就只能止步于浮光掠影。如果认同考古学和博物馆都是物的叙事机制，物质文化研究的成熟就使回望变得可遇又可求了。物质文化研究强调，物质不是与精神相对立的客观基础，而是物质、社会和精神属性三位合一的整体，也是具有高度能动性的行为者。这构成了《名山》的方法论出发点：早期博物馆事业的先贤们以物叙事，而我们的学科史回溯则从物出发，以物逆意。物成为我们超越时空，叩问中国博物馆的先行者们的中介。先行者们的努力也就不再是不带情感的时间、地点和事件的堆砌，而变成通过馆藏、空间和展陈三个方面表达的博物馆叙事。
无论是化私为公的故宫博物院，还是白纸新造的中博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萌生到定型的过程中的踌躇反复、顺流逆流都无一遗漏地体现在馆藏的拆分、重组和馆舍的改造新建上。故宫一再强调却又不断重释的“完整故宫”观念，中博院以几近苛刻的方式营建新馆，都表明馆藏和馆舍是博物馆的核心，也是博物馆史的中心内容。同样重要的还有常设展和临时展，常设展以博物馆的永久馆藏为展陈品，表达相对稳定的基本定位，而临时展则灵活地调用一切可堪调用的资源，表达对变化的时机的关怀。在此观念之下，我们再去观察无论是作为中博院实际开幕展的1948年联合展览会，还是作为抗战动员的1940年广东文物展览会，都会发现，中国博物馆的先行者们都深知此理，熟谙此道。
回望来时路固然是我的写作初心，而寻找去向途才是使冒险变得有意义的终极动力。毕竟能将学科遗产转变成为继续前行的榜样和借鉴，才是每一次冒险的最好回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