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敦煌莫高窟第323窟。
一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
在苍莽辽阔的欧亚非大陆，有这样两“条”史诗般的商路：一条在陆路，商队翻过崇山峻岭，穿越于戈壁沙漠，声声驼铃回荡遥无涯际的漫长旅程；一条在海洋，商船出征碧海蓝天，颠簸于惊涛骇浪，点点白帆点缀波涛汹涌的无垠海面。
这两“条”商路，一端连接着欧亚大陆东端的古中国，一端连接着欧亚大陆西端的古罗马——两个强大的帝国，串起了整个世界。踏着这千年商路，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理念的人们往来穿梭，把盏言欢。
正是通过这条史诗般的商路，一个又一个宗教诞生了，一种又一种语言得以升华，一个又一个雄伟的国家兴衰荣败，一种又一种文化样式不断丰富；正是通过这条史诗般的商路，中亚大草原发生的事件的余震可以辐射到北非，东方的丝绸产量无形中影响了西欧的社会阶层和文化思潮——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深刻、自由、畅通，相互连接又相互影响的世界。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将这个蛛网一般密布的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几千年来，恰恰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这个地区，把欧洲和太平洋联系在一起的地区，构成地球运转的轴心。丝绸之路打破了族与族、国与国的界限，将人类四大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串连在一起，商路连接了市场，连起了心灵，联结了文明。
正是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显示出探知未知文明样式的兴奋，西方历史学家尤其如此。古老神秘的东方文明到底孕育着人类的哪些生机？又将对西方文明产生怎样的动力？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回答了这些疑问：“东方化的西方”即“落后的西方”如何通过“先发地区”的东方，捕捉人类文明的萤火，一步步塑造领导世界的能力。
正是在丝绸之路上，西汉张骞两次从陆路出使西域，中国船队在海上远达印度和斯里兰卡；唐代对外通使交好的国家达70多个，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长安；15世纪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到达东南亚诸多国家，远抵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
正是在丝绸之路上，世界其他文明也在吸取中华文明的营养之后变得更加丰富、发达。源自中国本土的儒学，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佛教传入中国后，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和理论。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整个世界的革故鼎新，直接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或是民族国家，她更是一种文明，一种独特而深邃的文明。中华文明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世界主流文化之一，对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其他地区文化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排他性最小，包容性又最强。我们奢侈地“日用而不觉”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中国由于迅速恢复了统一和秩序而赢得了伟大的领先。
由是，经济得以繁荣，文化得以传播，文明得以融合。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16、17世纪以降，丝绸之路渐次荒凉。中国退回到封闭的陆路，丝绸之路的荒凉逼迫西方文明走向海洋，从而成就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推动了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和繁荣。
今天，作为负责任的东方大国，中国在思考，如何用文明观引导世界布局、世纪格局，这是中国应该担负的使命。
《易经》有云：“往来不穷谓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文明的断裂带，常常是文明的融合带。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再次将全球的目光吸引到这条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道路上。随着丝绸之路的复兴，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梳理，更是东西方文明又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交融、交锋。美国学者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其实，在今天的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不仅是平的，而且是通的。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大道并行而不相悖。作家莫言说过一句饶有趣味的话：“世间的书大多是写在纸上的，也有刻在竹简上的，但有一部关于高密东北乡的书是渗透在石头里的，是写在桥上的。”丝绸之路就如同那些镌刻在石头上的高密史诗，如同宏博阔大的钟鼎彝器，事无巨细地将一切“纳为己有”，沉积在内心，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中华文化不仅是个人的智慧和记忆，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集体记忆，是我们在未来道路上寻找家园的识路地图。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像种子一样飘向世界各地，但是不论在哪里，不论是何时，只要我们的文化传统血脉不断，薪火相传，我们就能找到我们的同心人——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容，那些久远熟悉的语言，那些频率相近的心跳，那些浸润至今的仪俗，那些茂密茁壮的传奇，那些心心相印的瞩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识路地图上的印记和徽号。今天，我们有责任保存好这张识路地图，并将它交给我们的后代，交给我们的未来，交给与我们共荣共生的世界。
二
中国是文章大国，有文字记载并从完整作品开始计算的文学史，已达3000年之久。作为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重要文体，中国散文更是源远流长，浩浩汤汤，在殷商时代已初具特质，这是从正值盛年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情怀和文化自信，元气蓬勃，淋漓酣畅。
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承续着这股源源不竭的潮流。第一辑包括14位名家的散文佳作：王巨才的《垅上歌行》、丹增的《海上丝路与郑和》、陈世旭的《海的寻觅》、陈建功的《默默且当歌》、张抗抗的《诗性江南》、梁平的《子在川上曰》、阿来的《从拉萨开始》、吉狄马加的《与白云最近的地方》、林那北的《蒲氏的背影》、韩子勇的《在新疆》、刘汉俊的《南海九章》、叶舟的《西北纪》、郭文斌的《写意宁夏》、贾梦玮的《南都》。
这些作家，有耄耋长者，有青年才俊，他们风格迥异，各有妙趣，14部书稿，清典可味，雅有新声，纵横浩荡地连接起丝绸之路的文明长廊。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王巨才的《垅上歌行》，如同生养他的黄土高原一样，即便沟壑纵横，纵使黄沙扑面，仍令人感受到难以忘怀的苍茫和浑厚。他执笔半个世纪，所思所想所劳所愿，皆是时代命题、人民篇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的这句话是王巨才散文的最好写照。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此四者，也恰是王巨才的文章道法。王巨才的笔触，致力承继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以来浩浩汤汤的汉唐文风，字里行间迎面扑来的是浓郁的时代氛围和强烈的生活气息，是契合着历史大势和社会走向的艺术图景与审美风度。
丹增的文字具有自然般的神力，复苏了一个古老大陆的命运和梦想。丹增，翻译成汉语，就是继承、弘扬和扶持佛法。从青藏高原到彩云之南，丹增不断地以明察而热切的力量，加持自我，照亮周遭，为日渐消弭的世界筑起了一道永恒的记忆堤坝。不论是藏文还是汉语，黑黢黢、密麻麻的文字背后，我们仿佛看到那些不甘心的光芒挤压出来，它们飘浮着，陌生，别致，灵动，晦涩难懂，曲折复杂，像雾像雨又像不羁的风，像预言像隐喻又像莫名的谶语。他笔端的生死，不是两极，而是一体；他胸中的万物，各有其灵，尽善尽美。生死万物都平等地沐浴阳光，开枝散叶，春种秋藏，它们是神祇的宣示、真理的昭告，大音希声，却震慑寰宇。
陈世旭将书斋由相对安静的老区迁至繁华喧嚣的大都市，他的写作却愈发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淡泊和从容。陈世旭勤于读书，长于思辨，学养厚实。他的文字简洁洗练，刚健沉雄，大气磅礴，既浸淫着寥廓的古意，又充满了蓬勃的现代感。他热爱自然，寄情山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从美学和世界观的高度阅读大地文章，延续了中国文字自古以来洋溢着的无限张力和灿烂传统。
耳顺之年重返故地，陈建功日常生活的双城记里，有着比他自己的想象多得多的悲欣交集。在“寻根文学”风生水起的时候，他找到了“京味儿”的魅力。他的散文，沉着中有昂扬，追索中有挣扎，平静中有波澜，温醇和煦，却如寒风一般劈开一城的雾霾，清冷凛冽。陈建功同他的文学一道，置身历史进程的迷狂，搏击历史洪流的漩涡，却大开大阖，收放自如，他的文学就是他的人生。他深深地懂得，伟大的时代不仅需要讴歌者，更需要叹惋者与沉思者。答中有问，问中有答，方能无所不能，无远弗届。
张抗抗出生于江南杭州，这座盛产丝绸的城市两千年来吸引着东西方无数朝圣的使臣。她的笔墨，也有着人间天堂的钟灵毓秀：一叶扁舟泛海涯，三年水路到中华；心如秋水常涵月，身若菩提那有花。她的文章取材深广，目之所及，似乎无所不包，琴棋书画、茶米油盐、高山流水、鼓瑟吹笙，尽入笔端，充满着诗意的想象，包容着深邃的哲理。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寻常人家，无论是自然之美，还是心灵感悟，一旦进入她的视域，总会散发出无穷的韵味——一粒沙里，洞见世界，半瓣花中，说道人情。
《子在川上曰》，这是一位诗人送给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地的颂歌，也是一位作家送给家乡的生命礼赞。梁平的文字，饱满丰盈，细腻真挚，如子规啼血，恰东风长歌，幽微中蠡窥宏阔，黯淡里喜见光明。跟随梁平的笔端，我们沿长江、嘉陵江溯流而上，一路奔跑、沉潜、翱翔，同他的爱与恨、愤怒与期冀、疼痛与愉悦同频共振。在他轻灵如诗的文字中，我们仿佛得见他椎心泣血的笔墨、响遏行云的呼号、掷地有声的追问——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他关乎大悲喜和大彻悟的哲学问道，是他寻求死之尊严与生之庄重的心灵追索。
从《尘埃落定》开始，“阿来”这两个字便注定有了特殊的含义。带着敦厚的憨笑，拖着沉重的脚步，阿来从他身后敦厚沉重的高原走来，如同晨曦浮动在大地之上。阿来出生于大渡河上游马尔康的嘉绒藏族，而他生命的道道履痕都始终围绕嘉绒。在这里，他见证了世世代代半牧半农耕的藏民族的寥廓幽静，见证了具有魔幻色彩的高原缓缓降临的浩大宿命，见证了那些暗香浮动、自然流淌的生机勃勃，见证了随着寒风而枯萎的花朵、随着年轮而老去的巨柏、随着时间而荒凉的古老文明。阿来的目光，掠过高原，掠过天空，掠过河流，掠过冰封的大地，掠过凋谢的荣耀，然后——抵达不朽。这就是阿来，他用温暖包裹起彻骨的寒凉，用锋芒挑落被华丽尘封的沧桑，他是这个时代寂寞而执着的“书记官”。
从苍茫寂寥的大凉山走到历史纵横的古都北京，再走到灵魂直接天际的青藏高原，吉狄马加始终坚持自己是一个彝族文化的守望者。他的眼睛里盈溢着圣洁的太阳，他的血管里回荡着马蹄的声音，他的灵魂在字词诗行间舞蹈，他的心在高山和原野间歌唱。数十年来，吉狄马加痴痴地用他的寂寞的吟唱、他的豪放而富有灵性的文字，编织着一个属于自己，更属于同样痛苦、倔强、高贵的伟大民族的颂歌与梦想。他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视域宏阔，洞察敏锐，警譬精妙，蕴含着超凡脱俗的慈爱与悲悯，从而具有了超越种族局限的人类情感，具有了穿越时空暌隔的深邃伦理，具有了史诗的气质和力量。
林那北的散文每每让人有惊奇之感：中国的方块字竟然还可以这样挥洒，甚至是——还可以这样挥霍？阅读她的文字，如同在亚马孙森林中的冒险，你不知道前方出现的会是鹦鹉还是猕猴，鳄鱼还是猛虎，但是你一定知道，你将会遭遇离奇，遭遇惊诧，遭遇错愕，它们是生活的热辣辣的底料，活泼泼的味道。然而，林那北散文的魅力恰在于此，正是文字的疏离嫁接了认知的陌生，认知的陌生带来了阅读的艰涩，阅读的艰涩又制造了思想的愉悦，她的书写具有了非常有趣的气质：以矛盾结构矛盾，以悖论解构悖论，以想象冲击想象，精密，精细，精深，精致，重要的是——好看。
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你就是什么。在社会的榛莽漂泊、在未知的命运流浪，心如猛虎、魂无定所。生命的焦虑由此而来。韩子勇的《在新疆》，告诉你的，就是这样一份关于飘泊、寻找和指认的隐秘笔录。
出生于湖北赤壁的刘汉俊，却以海南主题文章闻名。如果说，一人与一地，出生是一种因果，那么相遇、相知便是一种缘分。刘汉俊与海南的缘分，是刘汉俊之幸，更是海南之福。李白曾云，大块假我以文章。刘汉俊为文之道，是“大块”之道，他优游岁月，披览史料，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却不仅仅为文而作。刘汉俊的文章，察时观世，说古道今，它们站在未来，提前为被审判的时间作出判决。他让我们懂得，好的散文，是一切文体之上的文体，它们以最匍匐的姿态，阐释最昂扬的力量，终将浮出历史的地表，超越时代的局限，它们在一切写作之上，在万事万物之上。
叶舟由诗而入散文，他的散文仍难得地葆有高蹈轻扬的诗性和从容不迫的诗心。古老的甘肃，堆积着西北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壮阔历史，叶舟以诗人般敏锐的观察、鲜活的灵感、独特的想象和拳拳的赤子之心，将这些故事和历史收纳进他的如椽巨笔之下。叶舟擅长叙事，他的散文如诗行般跳跃，却雍容华贵、气韵悠长。他对于丝绸之路历史的描述有着独特的理解和体认，他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文明世界，每一段岁月的纹路，每一次幽远的回溯，都无比精彩，深邃高远，令人难忘。
从年节民俗、乡土伦理中走出来的郭文斌，宽柔，慈敏，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他的为文，就像他的为人一样，谦卑中有傲岸，安详中有叱咤风云。他用悲悯的目光打量着世界，世界也以慈悲的胸怀拥抱着他。郭文斌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语言，以及驾驭这些语言的高超技巧，使得他拥有众多的拥趸。他们在他的文章里找到了内心的吉祥如意，找到了远离喧嚣纷扰的精神上的世外桃源，这也使得他的文字和他的思想都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浪漫和诗意，如大地一样广袤敦厚，雍容包藏。
望之若新，忽焉若旧；望之若刚，忽焉若柔；望之若春，忽焉若秋；望之若华丽，忽焉若朴素。这是贾梦玮对文学的期待，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的期待？秦淮河水仍静静地流淌着。贾梦玮伫立河畔，许多许多个世纪之前的故事就这样缓缓流淌在他的笔端，如同身边荡漾的水波。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六朝古都南京的历史况味如此富饶、丰盈，那些温馨和美好、张扬和放肆、落寞和枯索、无奈和参悟，此时此刻，都与河水一道，潺潺而来，忿而不怒，哀而不伤。在旧日旧事中捡拾淘洗的历史，不仅有着沧桑的面容，更有着清晰的年轮、流淌的血脉。
人事必将有天事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1500年前，刘勰针对当时泛滥一时的讹滥浮靡文风，提出文章之用在于“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而今，刘勰的感慨更值得我们深思。“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的宗旨也恰在于此——以文载道，以文言道，以文释道，以文明道。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正是文化血脉的蓬勃，完成了时代精神的延续。中国散文近年来以汪洋肆意的姿态在生长，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而且作为一个文学门类，它在虚构与非虚构两端都各趋成熟。在我们的散文写作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式作家丰富着我们的园地，他们职好不同，风格迥异，文字或剑拔弩张、锋芒逼人，或野趣盎然、生机勃勃，或和煦如春、温润如玉。他们的写作，构成了中国当下散文创作不可忽视的事实：家国情绪，时代华章。
这套书库总计150余万字。翻阅完这部作品，不禁想起莎士比亚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版式设计：蔡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