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全集校注》书影 资料图片
1978年初，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启动。1991年，属稿将半，萧涤非溘然长逝，校注工作一度停滞。2009年，此书编纂重启，2014年终于出版。这部历经三代学者36年努力而成的《杜甫全集校注》，被学界视为杜甫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并在6月16日获颁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杜甫全集校注》终审统稿人、山东大学教授张忠纲向记者讲述了30多年来参与此书编纂的甘苦。
记者：《杜甫全集校注》有680万字的庞大体量，在30多年的整理历程中，您认为哪些地方整理难度最大？吸收了哪些近年的研究成果？
张忠纲：杜甫被尊为“诗圣”，他的诗被誉为“诗史”。在古诗词中，杜诗注本最多，在宋代已号称“千家注杜”，而且诸家诗话、杂著也多涉杜甫，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光是我们搜集到的杜诗注本就有200多种。在这种情况下做杜诗的整理，需要博观约取，去芜存菁，即使是具备很强鉴别力的学者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再是杜诗多引经据典，一般人难窥其奥。黄庭坚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王直方说“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诗”，还有人说“注诗最难，注杜尤难”，要精确地注释杜诗，阐发诗意，确非易事，非亲历者不能知。
近二三十年来，杜甫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可谓硕果累累，新见纷呈，特别是对杜甫诗文所涉人名、史实的考辨，更是我们所应汲取的。《杜甫全集校注》主要依据我所主编的《杜甫大辞典》及新近重要发现，对杜甫诗文的编年进行重新调整和编次。比如，过去的学者大多对杜甫行踪遗迹未做全面而系统的实地考察，故昧于地理，编次失当者，时而有之。《杜甫全集校注》依据最新研究和实地考察而调整的篇目，约占全集的五分之一。
可以说，《杜甫全集校注》不论在体例的周详完备，注释的详确精审，还是搜罗资料的丰赡，体制规模的宏富，都大大超过了此前著作。
记者：如您所说，对杜甫集的校注既繁且难，萧涤非先生去世后又遇到不少波折。你们为什么能够坚持完成这项艰苦的工作？
张忠纲：萧涤非先生曾说：“对于治杜诗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甘苦的，都是甘，不以为苦。研究杜甫是一种乐趣。尽管工作很艰苦，但苦中有乐，苦尽甘来，苦也就是甘了。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说来也有点怪，世上就是有那么—些人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而先生就是一个肯为杜甫“卖命”的人。他86岁高龄仍手不释卷，逝世前一个月，还在手不停批地审阅我们的样稿。先生以学术为生命的执着精神，使我刻骨铭心。
萧涤非先生曾郑重地对我们说：“杜甫晚年写过一首《南征》诗，其中有这样两句：‘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我们能不能成为杜甫的‘知音’？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这里又用得上杜甫早年的两句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应当有这个气魄。”没有亲眼看到《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是他生前最大的憾事。我之所以下决心完成这部《杜甫全集校注》，就是要对得起先师，对得起学术界，对得起杜甫。我在《统稿后记》中说：“‘诗卷长留天地间’，先师亦可含笑九泉，吾愿足矣。”
记者：从《杜甫全集校注》的编纂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几代学者的学术传承。扩展来说，您如何看待像《杜甫全集校注》这样的古籍整理著作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张忠纲：《杜甫全集校注》这样一部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详明、评论切当、附录完善的新校注本，是三代学人历经36年磨砺而成的。这种严谨扎实、孜孜以求的学风，对学术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精神，其意义恐怕更胜过《杜甫全集校注》本身。所以我在《统稿后记》中说：“注杜之艰难曲折，犹似老杜艰苦备尝之经历。注杜是炼狱，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可以提升人的道德情操，可以检验人对学术的赤诚。”
杜甫是诗人，又是思想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1300多年来有那么多人整理、研究他的作品。《杜甫全集校注》的编撰出版和它连续荣获学术大奖，必将推动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我想，只要认真学习前辈以学术为生命的精神，认真读一读杜甫等古典大家的作品，人们就会心生感动，由感动而热爱，由热爱而行动，继承和弘扬他们的精神，也就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杜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