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策划出版有“帝国时代”系列、《戊戌变法史》《书海泛舟记》《父子大学》等。正待编辑推出的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万国通史（第二辑）”。
中国历史，令人着迷的还是古代，尤其是秦、汉。因此，在我们策划“帝国时代”系列的时候，决定最先推出《大秦帝国》和《大汉帝国》。
关于这两段历史，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正史、野史、戏说、趣谈……都能说出个精彩纷呈来。然而，写过清新可读的《西洋史》的陈衡哲先生讲得好：“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求我们明白它的。”
历史到底想叫我们明白什么？或者说历史能让我们明白什么？
正史多想叫人晓古今而知兴废，野史则多想叫人明权谋而知进退。
《大秦帝国》《大汉帝国》洋洋洒洒百十万字，想叫我们明白的，无非是“人”和“人性”。说“明白”其实还不够贴切，应该说想叫我们“看到”，所有文字只在呈现而已。然而，这种“呈现”自有其妙处。某种程度上它如《史记》，笔触贴近人物。不同的是，“太史公曰”已将个人观点贴于古人显著之处。而我们这两本书则多采用“曲笔”，“含蓄多情”，对于人物，不置臧否，一如《红楼梦》。
在《俏丫鬟抱屈夭风流》一回，晴雯的毁谤致死，袭人最有嫌疑；甚至黛玉之死也与袭人有关。少时初读《红楼梦》，总疑惑作者为何始终不说清楚这些情节，甚至想借宝玉之口奚落袭人一句，都话到口边又咽下。是作者对笔下的黛玉爱得不够深？是告密者另有其人？都不是。待时移世易，自己经历得多了，才懂得作者的胸怀。人间事，是非善恶不难判断，难的是知其“恶”，也念其“善”，乃不能不理解、不能不感怀，乃不能不爱，故而不忍说破。作者爱晴雯，爱黛玉，但是也爱袭人。这爱，不是两性间的吸引，是生而为人，彼此之间应有的惺惺相惜。在《大秦帝国》《大汉帝国》中，鲜见断然结论，而更多的是这样婉曲的笔调，它不极力说明什么，也不极力批判什么，只是再现帝国崛起中的形形色色。
当帝国的车轮滚滚而来，操纵者并不能完全操控，被裹挟者则身不由己，被碾压者只能听天由命。个体生命在其中皆如蝼蚁。这里的个体，不仅仅是平民，也包括帝国的开创者和设计者，包括帝王将相风云诸侯。当我们放下宏大的命题，诸如“帝国”，诸如“兴亡”，我们也许就能看到这一个个“小我”的脸上生动的表情，这才是帝国最本真的表情。正如作者所言：历史的真正主人是人，明白历史的核心就是明白历史中的人。而明白的前提是理解。如果我们能少一点终极评判的雄心、多一点力求理解的诚意，我们就能结识到众多先哲前贤、帝王将相，高士野夫、奇男烈女，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灯红酒绿之客……那些浑朴天然的人性，那些激扬放达的人格，因历史的一去不返而显得弥足珍贵。
钱穆先生说，我们对本国已往的历史应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是两部充满了温情和敬意的作品，这份温情与敬意不仅仅给予我们以往或辉煌或暗淡的历史，更给予我们历史中的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