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中国近代史，无法绕开魏源和他的名著《海国图志》。这部著作显示了中国文明的伟大：不因失败而失去信心，反而因失败而向强者学习。
鸦片战争将要结束，1841年7月，力主抵抗的林则徐却被清廷视为“肇事者”而发配伊犁戍边，途经镇江，与老友魏源相晤。在过去几年，魏源曾为江苏布政使、巡抚担任幕僚，在中英冲突中，魏源与林则徐的态度大体一致，主张抵抗，同时也主张向西方学习。
回顾往事，林则徐、魏源无不感慨万千，遥望前途，林则徐已心灰意懒，不敢奢望还有机会重回内地。分手时，林则徐交给魏源一部书稿，希望魏源今后有机会予以补订，以开拓国人眼界，明白世界大势。
林则徐的这部书名《四洲志》，是他在钦差大臣任内物色专门人才编译的“参考资料”。据研究，其主要知识来源，为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概略介绍了域外知识。
在林魏之前，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世界，事实上，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就知道大九州、小九州，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且此后千百年，中国人也通过各种方式与域外文明打交道。只是到了清代，特别是到了康乾盛世，物质上的丰富让中国人飘飘然，周边的藩属也给予足够的尊重、羡慕，奉中国为“上国”，于是中国人也自以为世界中心，自诩为“天朝”。
遵照林则徐的嘱托，魏源加紧工作。一年后，在《四洲志》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50卷，1843年初刻于扬州。又过了若干年，又有60卷本、100卷本相继问世，不断翻刻。
从《四洲志》到《海国图志》，不仅扩大了规模，而且性质也有微调。后者已从前者战而胜之的情报性质转为普遍性知识，全书围绕域外文明这个中心，全方位系统介绍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行政、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风土人情诸多方面，是世界文明最早的中文百科全书。
《海国图志》是“有思想的学术”，在介绍域外文明时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处处隐含“师夷长技”的用心，实用主义色彩最为浓厚，诸如西方国家怎样造船，怎样造炮，《海国图志》无不给予力所能及的细节介绍。
睁眼看世界，是林魏的伟大贡献，也是《四洲志》《海国图志》的价值所在。林魏被誉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启蒙先驱，毫不夸张。
中国毕竟不是主动向西方学习，而是在与西方经历了数十年交往，特别是战争失败后的反省，因而，不论是林则徐、魏源，还是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上焉者如林魏想到了学习西方，下焉者还在那里鼓吹攘夷，鼓吹排外，鼓吹中国文明中心论。为了打碎这部分愚昧者的迷蒙，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论开宗明义：
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个最大的思想，是一个傲慢的中央帝国在被征服之后的选择。中国被打败了，不是想翻盘吗，那么，“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中国可以继续傲慢，但无论如何，要想对西方人战而胜之，不能不从研究、学习开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来就是中国圣贤的教诲。魏源接着这样的思路往下走，顺理成章，无可挑剔。
在这部书中，魏源建议中国人应该正视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中国不仅应该大度地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而且应该“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国资本开放市场。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种子，渐渐嫁接至中国农业文明老树上。
《海国图志》意识到了历史大转折，意识到了中国无法固守单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应该增强“海国”意识，应该与世界互动，双向开放。
100多年后重读《海国图志》，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一个敏锐的知识人对世界大势的清晰判断，中国如果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在鸦片战争后发奋改革，应该很快可以步趋西方，与世界一致。然而，“天朝上国”的惰性太强大了，失败很快成为过去，刚刚醒来的雄狮打个哈欠又睡着了。中国辜负了林则徐、魏源的一片苦心。“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左宗棠：《海国图志序》）。
中国是一个崇尚工具理性的国度，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实践的检验，许多道理在很多人看来就不一定具有真理意义，因而近代中国的每次大进步，几乎都伴随着失败，总是“失败实践”后的觉醒。失败得越惨烈，进步就越大。
1851年一个偶然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此时的日本还处在锁国状态，但魏源这部书却让日本人如获至宝，在此后五年间，《海国图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几个，深刻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江户晚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阅读了《海国图志》后，格外佩服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为应该像魏源那样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规划日本方略。在许多人仍将西方文明视为“奇技淫巧”之“邪教”的时候，佐久间象山由魏源启示开始了对世界及日本前途的重新思考。
《海国图志》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赢得应有尊重，也没有转化为变革的力量，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这使中国错失至少20年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