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墓志的发现不断地增多，它的体量和规模已经形成了和传世文献相匹配的容量。清人所编的《全唐文》两万多篇，石刻文献现在发现大概在一万四五左右，已经开始成为我们研究唐代文史不可或缺的资料。每个墓志出土以后，出土者、发掘者大都进行了整理研究，长期以来对这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主要是强调它对传世文献互证的作用。我觉得这批文献发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传世文献的互证，而要综合起来看，把这么大体量的文献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更原始、更直接的方式展示唐代历史文化信息，使得我们可以更立体化地认识唐代社会与唐人生活，这样为我们唐代文史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
对于我们研究唐代文史的人来说，20世纪这一代研究者是很幸运的，幸运就在于在本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为唐代文史的研究开了一扇大门，同时敦煌学和唐代文史学成为传统文史学的一大显学。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我们国土的大量开发，包括房地产或者是水利工程的开发，地下各种各样的石刻文献都出来了，尤其是唐人的墓志出土量尤其庞大。当时在敦煌文献发现的时候，陈寅恪先生就说利用新出土的文献研究新的问题，对学术研究来讲称之为“预流”。对今人来说，对唐代文史第二大文库即墓志的发掘发现如何去运用它，如何运用它去研究唐代文史的问题，应该也叫“预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可先先生的研究是“预流”之举，他的作品也算是“预流”之作，而《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就是他的代表作品，这是我对唐代石刻文献研究的一个个人认识。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新出墓志文献的价值以及它的研究方法探讨亟需要提升。在读可先先生前面著作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石刻文献是非常零散的，而石刻文献以墓志为主，墓志文献的语言是格式化的，它对人物评判的内容是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对这样一种格式化、礼仪化的语言，我们如何去运用它其中有效的、有益的史学信息，探讨与之相关的唐人社会生活的一些问题，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我们对石刻文献的研究应该要上升一个层次，那就是如何能够把这些零散的、格式化的文献提升到一种专题研究的高度，利用它对某一个专题展开综合性的研究。
可先先生的这本著作利用石刻文献来研究唐代家族问题、家族与文学发展的问题，我觉得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带了一个很好的头，就是如何去提升我们关于唐代墓志文献、石刻文献的研究层次、研究高度，家族研究应该是一个方面。因为在这里涉及到文献出土的一种方式，古人卒后是按家族埋葬的，一个大的家族往往都有集中的茔地，发现一个墓志以后，连带这个家族的墓志就有可能发现。利用这种出土信息系统地整理相关的家族石刻，以此来探究家族文化的构成，乃至家族文学在唐代文学中的地位和意义，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从这本著作上来说，利用石刻文献对唐代九大文学家族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系统化、立体化的家族文献材料，对我们继续拓宽研究路径，提升研究境界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善于利用石刻文献这种格式化语言中所透露出来的零星的、却能够反映当时历史重大问题的一些信息，以开拓文史研究的新空间。比如书中揭载的《卢公亮墓志》，就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发现，和其他史料相比，这一个墓志可能是最具有重磅效应的。因为我们知道，影响中晚唐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牛李党争，史家推演到长庆元年那场科场案，司马光、欧阳修因为这场科场弄得两派人争论纷纷，对今天人来看觉得有点茫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当时直接的史料不多，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小说记载的，或者是后来宋代的史学家说的，当事人说的情况是很少。卢公亮墓志非常直接地展示了这场科场案的背景，因为卢公亮本身就是这场科场案的牺牲者。这个文献非常重要，对我们厘清牛李党争的来源是极其重要的史料。墓志文献中涉及到唐代的政治政变和政治事件，有些并不是像卢公亮墓志这样直接叙述的，因为当时背景也不能直接叙述，因而往往闪烁其辞，本书能够从闪烁其辞的墓志书写中把历史真相还原出来，这种原创性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一大创获。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么从文学的角度去盘活大量的社科文献。我曾想做一个尝试，因为墓志文献有时间记录的，是从初唐到晚唐有将近三百年的时间，墓志又是格式化的文献，比如每个时期就像我们今天的网络用语有一个流行词，对层次越低的人，请托写作墓志者的水平也就越低，这种人只能用一种格式化的文本，但就是在这些低层次的墓志之中，我们可以找到每个时期最流行的话语词语。如果能够做这样一些尝试，把这些格式化的语言按照时间段排列出来，确实可以看出唐代文风前后流转的一些趋势。但是这种研究要做比较艰苦的工作，需要去统计这些大量的石刻资料，探寻其所预示的含义，把它归类。从这个方面值得去探索，就能够直观地发掘出当时文风用语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墓志是石刻文献，是原始的，没经过选择的，而实际上可能它就是那个时代最通行的语言，大家都用的东西，我们把它综合一下考察一下，就能够感受到当时文风的实际状况。我们的学者如果有志做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预流”的工作，也会取得很大的成就。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