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史》（十卷）郑师渠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历史学家郑师渠教授担纲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共10卷，540万字，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两次。经时间验证，这是一部留得住、传得下的学术精品，是人们认识、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范本。它受到学界重视，源自其鲜明的学术特色和过硬的学术质量。
“通”是这部多卷本史书的第一特色。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曾计划编著一部大部头的中国文化通史，然壮志未酬，生前仅完成《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中国历史研究法》及《社会组织篇》。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史研究成为学界热点之一，学术成果琳琅满目，但多属于断代或专题研究，始终缺少一部厚重的与中国文化的规模相匹配的多卷本通史。十卷本《中国文化通史》的问世，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全书在积极总结和反思民国以来特别是新时期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而出新。纵向上，各卷之间脉络贯通，于沿革流变之中体现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凸显中国文化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横向上，注重时代精神对文化现象的整合，同时注意到文化的层间、空间差异，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关系，较好地体现了文化史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中国文化历久而弥新，发荣滋长，内容极其丰富，在形成通史方面具有优势。《中国文化通史》取文化的狭义，以精神文化也就是观念形态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将中国文化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划为六个时期，突出三个高峰。这“六期三峰”分别为：中国文化的奠基期和第一个高峰期——先秦，奠定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根基，其中，百家争鸣的出现标志着华夏文化走向成熟，代表了中国古代理性文化的高峰；中国文化的成长期——秦汉，以封建经济政治制度为基础，以汉民族形成和各民族交往的加强为背景，确立了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民族统一的文化格局；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南北文化大规模沟通融合，文化结构再作调整组合，初步形成了以儒学为正统、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格局；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辽宋夏金元，以宋文化为峰巅，在人文和科技诸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程朱理学代表了中国儒学的新形态，对国人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盛极而衰的迟暮期——明清，此期专制主义达到了极致，中间虽有阳明心学的兴起、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大型类书的编纂、乾嘉考据学的成就，但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暮气已深，渐失创新活力；中国文化转型和谋求复兴的时期——近代，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中西文化会通融合，中国文化的结构发生了空前的变动，孔孟儒学及封建纲常名教持续衰落，近代新思想新文化得到广泛传播。“五四”以后，中华民族以民主和科学为价值追求，并创造性发展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文化由此迈向了伟大复兴的新历程。
从先秦至民国，六个阶段，三座高峰，清晰展现了一幅跌宕起伏、迤逦不断、气势恢弘的中国文化画卷，令人荡气回肠。这种处理方式高屋建瓴，较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及其阶段性特点，其意义不仅在于改变了此前文化史分期略显疏阔之弊，而且表现了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曲折和生命力的顽强，有助于彰显和弘扬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生生不已的精神。总序所提示的爱国主义精神、尚“和”精神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等，如主旋律般贯穿全书。各卷既注意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更着力表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避免了虚无主义和民族虚骄情绪，有利于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
这部大型史书是群策群力、集体合作的结晶，汇聚了陈吾桐、吴怀祺、王冠英等一批著名学者担任分卷主编，当时的年轻作者如今也成长为学术骨干。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力所在，该书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知识以及国内外研究成果的一次综合性创新。以黄兴涛教授担任分卷主编的民国卷为例。以往，学界对民国时期的文化史虽有研究，但尚不深入、系统。该书将民国史完整地纳入通史之列，独立设卷，这一做法在当时是先进的。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卷将学术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该卷前四章专门论述了民国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文化的时代精神、重要的文化论争，以及中外文化交流，这些内容是此前的著作所忽略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国文化通史》一方面为专业研究者搭建学术平台，为研究者全面系统地认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打造了坚实的基础，有助于推动文化史研究走向深入，为拓宽和深化文化史的专题和断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另一方面，全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总结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是在为推动中国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必要的理论学术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