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做什么事情，研究什么问题，大局观念、大局意识都很重要，应当对全局具有全面观察、全面把握、全面分析的能力。
近年来，学者对于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有不少讨论。有的主张历史研究理当以碎片为基础，不必担忧“碎片化”，有的主张拒绝碎片化，回归整体史。见仁见智，各有道理。我不大赞成“回归”二字。从前的所谓“整体史”缺陷比较明显，通常实证性较弱，具有以论代史的倾向。所谓“碎片化”如果是指增强实证性，只怕在某种意义上还可视为一种进步。关于大局观或整体观问题，我无甚高论新论，只是旧调重弹，说些老话而已。我个人感到，当前或许以下两点值得进一步注意。
一是处理好“大”“小”关系。或者说处理好“做问题”与“做体系”的关系。我的大学生时代，是强调理论指导，强调体系框架的时代。师长常教导，别钻牛角尖。不要去研究那些无价值的琐碎问题，如“明成祖的生母”“洪秀全的胡子”之类。明成祖朱棣是嫡出还是庶出？其生母究竟是妃还是达妃？洪秀全有无胡子？他长的到底是“一”字胡还是“八”字胡？今天看来，这类问题虽然不能说绝对不应研究，只怕意义相当有限。
如何尽可能做到大小结合，既避免流于琐碎，又不致陷入空疏？前辈史家树立了榜样。据说胡如雷先生生前曾说：“以小见大，陈寅恪之谓也；以大见小，吕思勉之谓也。”陈寅恪立足于“小”，他探讨“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看似琐碎，与明成祖的生母、洪秀全的胡子似乎并无二致。但他赋予这一议题深刻的学术蕴涵，以此说明唐朝的婚制与伦理，并进而涉及唐代的种族与文化。在他看来，“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之所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实可谓化琐碎为深刻。吕思勉着眼于“大”，其学术旨趣是“说明中国社会的总相”，治学以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见长。吕思勉同时又着力于“小”，注重研究具体问题，舍得在排比史料、分类札记上下功夫，有总计762条，一百余万言的三大册《吕思勉读史札记》传世。吕思勉的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就是在这些考证性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以大见小、大小结合的学术理念和实践，为当前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范例。就个人来说，我倾向于：学贵自成体系，钻研应有重点；如若漫无边际，势必不得要领。赵俪生老师说：“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当然，光思辨也不行，还需要考据。
二是哄抬历史地位不可取。如抬高断代史的地位，既有所谓“唐粉”，也有所谓“宋粉”。我们喜欢“数第一”，其实宋代的若干“新”现象，唐代已有之。有专家将南宋视为从大陆帝国到海洋帝国的转型，并称这是“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未免言过其实。又如抬高地方史的地位，本人就曾被包弼德教授戏称为“大四川主义者”。研究地方史应当具有全国观念，不应当简单地为某一特定区域争历史地位。再如抬高研究对象的探讨，如唐宋富民问题的研究者宣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解构唐宋社会的一把钥匙。还有为祖宗、为家乡人辩护甚至翻案，如蔡京以及王钦若、史弥远等。当然对于这些人物从前是否一味鬼化，现在值得再研究。通史姓“通”，重在一个“通”字。哄抬历史地位，对总体史有害无益。
南宋的大局
南宋时期的大局，我个人认为是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牵动着、制约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要认清若干南宋历史的若干实情，只怕都离不开南北对峙、战时状态这个大时局、大背景。这或许是常识问题，但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又往往有意无意地被淡忘，似乎有必要稍加述说。
北宋大多数时段尚可视为和平环境。无可讳言，北宋战事较多。但宋太祖开国伊始，为巩固政权、拓展疆土而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进行得相当顺利。南宋人蔡戡概括为“所向皆捷，二十年中，边塞肃清”（《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五），大体属实。开宝末年特别是景德初年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战争状态基本结束。难怪宋人多有北宋“百年无事”之说，说得最多最夸张的当推北宋名儒自号“安乐先生”的邵雍。他一再声称“一百年来号太平”，“天下太平无一事”，不厌其烦地强调“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在他的《伊川击壤集》中，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南宋人度正回顾北宋社会，讲得同样夸张：“承平百年，天下无事，四方无狗吠之警，中国有安靖之福。”（《性善堂稿》卷六）尽人皆知，北宋绝非“太平无事”。边境几乎始终存在辽朝的威胁、西夏的困扰，内地人祸天灾、官逼民反的事件层出不穷。但就总体而言，北宋大体处于和平环境，虽然和平多半是用“岁币”换来的。宣和、靖康之际，北宋这座貌似金碧辉煌的大厦一触即溃，其根本原因固然是腐败，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大意失荆州”，最高统治集团忘记了“居安思危”的古训。
与北宋不同，南宋重建于危急之中，一建立就不得不异常艰难地应对残酷的战争。确如当时人所说：“军兴以来，天下多事。”（《宋史》卷一六一）南宋立足东南以后，宋金双方渐渐大体势均力敌，谁也很难攻灭谁。虽然如此，金方一旦主攻派得势，便举兵南下江浙，如兀术南下、完颜亮南下；宋方一旦主战派当政，就挥师北伐中原。宋金战争尽管打打停停，停战时间远远长于作战时间，然而即使在停战时间，南宋也处于备战、迎战状态。难怪在和议达成之后的嘉定年间，袁燮仍说：“边境未宁，干戈未息，正国家多事之秋。”（《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二）
正因为北宋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士大夫一遍又一遍重复：“兵者凶器，战者危事。”熙宁元年（1068年），元老重臣富弼建议宋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此言分明片面性极大却受到相当广泛肯定：“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宋史》卷三一三）而南宋始终处于战时状态，韩世忠晚年“口不言兵”则是对当政者软弱退让，屈膝求和的无声抗议。他发出了“自古英雄都是梦”（《齐东野语》卷十九）等悲叹之语。宋孝宗时，户部侍郎钱端礼迎合宰相汤思退，一再声称“兵者凶器”（《宋史》卷三八五）则遭到广泛的讥评。可见南宋是个不能“口不言兵”的时代。
北宋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统治集团总是围绕着变法图强展开争论。因此今人讲述北宋历史往往以两次改革即庆历新政、熙丰变法为线索。而南宋的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存。统治集团总是围绕着和、战、守展开争论。因此今人讲述南宋历史常常以三个和议即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为线索。北、南两宋同中有异，时代特征不尽相同，甚至差异较大。徐规先生说过：“以北宋史的研究来代替南宋史的研究，是不妥当的。”实属中肯之论。在不少问题上，北、南两宋都不能“一锅煮”。
战时状态与南宋经济
南宋经济的时代征是什么？用“战时经济”四字予以概括，或有强调过分与简单化之嫌。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固然颇有道理，但似乎也有作些补充或略加修正之必要。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影响着南宋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下面仅略举数例。
一是逼向海洋。宋元时期是我国海外贸易发展的鼎盛阶段，南宋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正如学者葛金芳在《南宋手工业史》一书中所说：“在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之后，南宋朝廷依赖外贸、面向海洋的发展倾向表现得更为强烈。”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发展倾向不完全是南宋朝廷的自觉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则为了摆脱因军费开支巨大而造成的财政困境，不得不发展海外贸易以拓展财源；再则因对立政权的阻隔，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难以畅通，不得不加紧建造海上陶瓷之路。一言以蔽之，战争迫使南宋“头枕东南”，战争逼迫南宋“面向海洋”。虽然“面向海洋”意味着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更加开放，其积极意义十分重要。但南宋帝王的意愿不是“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而是“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四方”，因而临安不称京城而称行在，陵寝不叫陵墓而叫攒宫。然而他们空有恢复中原之想，实无北伐取胜之力。
二是片面发展。对比北宋、南宋经济，给人的印象是：北宋经济的进步较为全面，而南宋经济的发展则比较片面。南宋矿冶业低迷不前，但农业生产突飞猛进；铸钱业勉强维持，但兵器生产规模巨大；造船业领先世界，但煤铁生产不如北宋。原因何在？因素虽多，其中相当重要的是战争带来的直接刺激和间接影响。矿冶业、铸钱业、煤铁生产的衰退分明是战争造成的恶果，兵器生产乃至造船业、制瓷业的发展也与战争有直接间接的关联。如果说所谓宋代“煤铁革命”是就北宋而言，那么“农业革命”应当是主要就南宋而论。南宋农业长足进步与战争不无关系。没有战争迫使偏好面食、会种小麦的北方民众的不断南迁，小麦生产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南宋东南地区的牧羊业比从前有所发展，其原因也与此相似。好吃羊肉的北方官民大量南来，使得东南地区“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七）。市场需求旺盛是推动着牧羊业的发展，但毕竟为气候条件所局限，其发展水平不能与北方相比。
三是大发纸币。北宋纸币的印行和使用大体仅局限于四川地区，南宋则出现了不少地方性的纸币，如东南会子、湖会、淮交等。与面向海洋相同，大发纸币并非南宋统治者自觉性较强的理性选择，而是不得已而被动为之。宋孝宗曾说：“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四）他惟恐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物价猛涨，不许滥印纸币，以致当时纸币贵如黄金、重于现钱。后来果然不出宋孝宗所料，出现了嘉定纸币贬值、宋季纸币危机。然而即使对纸币持极端保守态度的宋孝宗也不可能停止印行纸币。原因何在？战争显然是个重要因素。宋金、宋元战争以及南北政权对峙造成了有关资源的短缺，以致铜钱铸造量减少，不得不印行纸币。此其一。其二在于军费开支巨大，朝廷不堪负荷，将印行纸币作为弥补财政缺口、摆脱财政困局的手段。绍兴年间朝廷在临安创行纸币，固然是适应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但其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佐国用”（《文献通考》卷九）。
四是捐税极重。对此较早集中予以揭示的是清人赵翼。讲到北宋，他已感叹：“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说到南宋，他更指出：“取民无艺”，索取没有限度，并以经总制钱、添酒钱、卖糟钱、牙税钱、头子钱、房钱、月桩钱、板帐钱、和买折帛钱等为例，哀叹道：“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赵翼将其原因归结于出于战争需要：“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廿二史札记》卷二五）这不无道理。宋孝宗当时就解释道：“朕意欲使天下尽蠲无名之赋，悉还祖宗之旧，以养兵之费，未能如朕志。”（《宋史全文》卷二五）但其中确有统治者以战争为幌子，借以敲诈勒索百姓的因素。民众理所当然地起而抗捐抗税，如淳熙年间广西发生李接事变。当时人朱熹说：“李接寇广西，出榜约‘不收民税十年’，故从叛者如云，称之为‘李王’。反谓官兵为贼。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朱子语类》卷一三三）然而这类事变并未星火燎原，没有形成全国全民性的反抗行动。原因何在？依我看来，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女真贵族、蒙古贵族大敌当前。即从前常说的一名老话：“民族斗争转移了阶级斗争的视线。”
五是依附关系。从前研究者往往将直接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关系视为传统社会“最内部的秘密”“隐蔽著的基础”，或许强调过分。但这毕竟是一种重要的审视角度。上世纪60年代初，华山对宋代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实际状况究和发展趋势作过考察。他认为，两宋走着相反的方向，北宋逐步减轻，南宋“逐渐增强”。他说：“南宋灭亡前夕，江南农民已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走上了第二次农奴化的道路。”（《再论宋代客户的身分问题》）如今看来，此说未必准确。南宋时期佃农的地位从总体上看并不比北宋时期更低。南宋时期人身依附关系强烈的地域除边远落后地区（如夔州路）外，主要是战争前沿地区或战乱频仍地区。战乱使得势单力弱的孤立个人或家庭难以独立生存，不得不投靠有势力者。南宋的某些“山寨”类似于魏晋时期的“坞堡”，因战乱而形成，其内部人身依附关系强烈。这显然是战乱给南宋社会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人们都知道，唐宋变革不开始于北宋，而开始于中唐前后。从人身依附关系变化的角度看，宋元变革不开始于元代，而开始于南宋，特别是其晚期。
战时状态与南宋政治
南宋处于战时状况影响着南宋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以对政治体制格局的影响最为明显。南宋人说：“今天下多事之际，乃人主马上图治之时。”如果说北宋初期最高统治集团力图从“马上得天下”转换为“马下治天下”，那么南宋帝王则不得不“马上图治”。所谓“马上图治”，其含义与战时政治相近。人们不难发现在政治领域，与北宋相比，南宋有若干相当明显的变化。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这些变化大体都与南宋处于战时状况有关。对此研究者多有揭示，仅以下面三点为例。
一是权相反复出现。南宋时期，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等权相、权臣何以不断出现？最早专题予以详尽考察的，当推林天蔚的长篇论文《宋代权相形成之分析》。其重点在于考察其制度性的原因，不足之处在于只字未曾提及这些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战争年代的关系。其实，这些“制度性根源”的根源显然在于战争环境。正如林瑞翰在《宋代官制探微》一文中所说：“南渡以后，兵兴则令宰相兼知枢密，又重其财用之权。”“自开禧以后，宰相复总民政、兵政、财政，三权为一而相权复振。”
二是武将权势增大。“天下多事之际，帅府宏开。”如所周知，南宋初年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诸大将扩军自雄，政治上暴贵、经济上暴富，公然号称某家军，以致朝廷有所谓“第二次削兵权”之举（参看虞云国《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其实，此后武将势力扩张的问题并未解决。吴氏武将集团便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吴玠、吴璘、吴挺、吴曦相继执掌四川兵权，被指斥为：“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宋史》卷三九一）此外，如余玠并非科举出身，一武职人员竟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重庆知府、四川总领、夔州路转运使，这在北宋和平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南宋武将势力增大，原因显然在于战争。南宋人一再引用这句古人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强调“强敌在境，天下多事，今将材为急。”出于战争需要，朝廷对武将不得不放权。与北宋不同，南宋不用宦官领兵，废止宦官监军，即可视为一条放权措施。同时又力图坚守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放权，武将尾大不掉；削权，又有“自毁长城”之虞。南宋朝廷处于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正如当时人所谓：“上无驭将之术，而将有中制之嫌。”（《宋史·兵志》）
三是言官力量削减。首先对此予以揭示者，当推已故旅美学者刘子健。他认为，与北宋相比，“南宋言官始终没有力量”（《南宋君主和言官》）。此说为不少研究者所认同。刁忠民进一步指出：这一变化“决非单纯的职官制度的变化，而是当时政治局势的缩影”。（《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他所说的政治时局主要是指权相政治。的确，皇帝总是袒护他所信用的权相，并因而压抑言官。如宋高宗时，言官弹劾权相，高宗立即诫谕“台谏，为国择人，勿复再言”。（刘一止《苕溪集》卷三一）宋孝宗则指责敢于抨击权相的言官系“卖直”，以沽名钓誉。这里要补充的是，只怕也与战时状态相关。如前所述，南宋权相政治的形成本身就与战时状态相关。此外，朝廷任用、罢免言官，往往与主和、主战相关。高宗、秦桧主和，主战者、监察御史王纶“与秦桧论事，忤其意”（《宋史》卷三七二），旋即被罢免。宋孝宗主战，“士大夫主和者皆议（宰执大臣张）浚（主战）之非”，孝宗一再表示：“朕依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宋史》卷三六一）孝宗所谴责的“浮言”“浮议”显然主要来自按制度可“风闻言事”的台谏官。少除乃至不除台谏官是南宋最高统治者控制言路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处于战时状态、出于战争需要又为他们提供了口实。正如《宋史·职官志》序所说：“当多事时，诸部或长贰不并置，或并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户部不省不并。”可见当时朝廷有相当充足的理由，对台谏官的员额予以压缩削减。其实，压制言官只是南宋从严掌控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还包括禁小报、禁私史、兴文字狱等。宋高宗时期，文字狱频发。赵翼《廿二史札记》对此有简要概述：“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狱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士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所谓“忌讳”，分明是指对金主战。秦桧“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廿二史札记》卷二六）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更加严厉地施行私书之禁。其起因是：“其秋，商人载十六车私书，持子复（即熊克）《中兴小历》《九朝通略》等书，欲渡淮盱眙军（即今江苏盱眙）以闻，遂命诸道帅、宪司察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总之，其理由是战时状态必需采用非常手段。
此外，战时状况与南宋文化也不无关系，如正统论、夷夏观的变化等。这里恕不多说了。
张邦炜 1940年生，四川省江安县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曾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著有《宋辽金西夏社会生活史》（合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宋代文豪与巴蜀旅游》（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