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白先勇 时间：2013年5月 地点：南开大学
白先勇，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生于广西桂林。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其中《台北人》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七位）。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十年前的2004年，我已经来过一次南开，那次是叶先生（叶嘉莹）八十大寿，我来作了个演讲，那时候青春版《牡丹亭》刚刚在台北首演完毕，到内地来巡演。我讲青春版《牡丹亭》，同学们非常好奇。问什么时候能带到南开来呢？那个时候我心里也在想，这么多同学都想要看这个戏，我要想办法弄到天津弄到南开，我就冒险答应了。当时我说，“好，我明年一定带来！”但是我心里是拿不准的。
我们来一次不容易，因为八十几个人的大团体要演三天戏，九个钟头，每天三个小时。我看同学们那么热烈，心里就已经在祈愿希望第二年能够来南开。非常巧，第二年我们就启动了校园巡回，先在北大、北师大巡演完，然后来到天津。
天津可口可乐老总莫文斌先生，他是香港人，但是一直热衷于昆曲。他听说我的愿望后，很支持青春版《牡丹亭》到南开演出，因而成行。也是这个时候，五月天的时候，我们第二年2005年就来演出。当时我们在迎水道那个礼堂，有点旧，没有什么吊杆等设备，可是能够容纳一千三百多人。消息一出去，票一下子就抢光了，不止如此，我还记得蛮动人的一幕。很巧，那次我录下来了，当年在南开演出的盛况。我记得七点演出，有的同学四五点就来了，有的还带着大馒头，挤得满满的，像今天一样阶梯上面统统坐满。
那时还是侯自新校长主持的，只能进一千三百名同学，其他同学就很着急了，一直往里涌，想把门冲开。那三天演出真是盛况空前，热烈得不得了。后来我们又走了三十几个高校，演员们最忘不了的就是南开同学的热情。
我和昆曲结缘
这次我来干什么呢，讲昆曲的。本来我是写小说的，昆曲不是我的本行。但是我和昆曲的结缘，尤其是与《牡丹亭》，不能不说冥冥之中真的有“命运”。我年纪大一点，比较相信了。我年轻时候不信命运的，要逆势而行的，但是现在不得不相信，好像冥冥中有这么一双手，引导我走向《牡丹亭》。
我第一次接触《牡丹亭》，是在抗战胜利八年以后的上海，那时候我十岁左右。梅兰芳在八年后回到上海第一次公演，不得了，盛况空前。他是京剧泰斗，当然他昆曲底子也比较厚，但他是评剧、京剧为主，昆曲比较少。但是那次他演了四天昆曲，在美琪大戏院。梅先生和昆曲大王俞振飞先生，两个人配合在上海四天公演昆曲。再后来我遇见俞先生，他才告诉我为什么梅先生那次会演昆曲。他说，因为梅先生八年没演戏了，第一有点担心嗓子调门不够怕吊不上去，第二跟他合作的胡琴没跟着他，所以俞振飞先生就游说他一起演昆曲。
八年后一出演，不得了！那个黑市票卖得一票一条黄金，很凑巧我们家有人送了几张票。后来我就跟着母亲去看，当然我也不懂，因为大家都要看梅兰芳。但是那次我去刚好是《牡丹亭》的一段——《游园惊梦》。所以冥冥中，我跟昆曲第一次结缘的时候就是《牡丹亭》，俞振飞、言慧珠他们几个大家一起演这个戏。我当然不懂了，但是热闹得不得了。虽然不懂，可是昆曲音乐很奇怪的，尤其是《游园》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那段音乐非常婉转缠绵。小时候听了就一直留在脑中，记忆里就留下昆曲的印象。
后来到台湾就很少有昆曲了，有也是比较少的曲社与一些曲友。在台湾偶尔会演一些折子戏，像《游园》《惊梦》《思凡》《下山》。第二次看到大型的昆曲演出就是在上海了。我去到台湾、到过美国，经过三十九年，第二次又回到上海的时候是1987年。没想到当时复旦大学叫我去做讲座，在上海停留一个多月，临走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上海昆剧院在演全本《长生殿》，我当时兴奋得不得了。因为我知道经过“文革”这十年，昆曲是断掉的，我以为昆曲没有了。没想到啊，居然看到了《长生殿》！蔡正仁和华文漪两位大师，当时正值盛年，他们演得真是太好了！全本演完后，我记得我自己跳起来拍手，没想到昆曲在经过“文革”后居然还能在舞台上大放光芒，大唐盛世天宝兴衰在两个多钟头演完。
我那天感动的不仅在于他们演得好。还有我们自己了不起的传统文化、表演艺术，居然在“文革”后还能够如此重放光芒，那种感动让我在激动之下有许多许多感慨。那时我还完全没想到以后会做青春版《牡丹亭》。当时我想这种艺术一定不能让它衰微下去，这是我们的文化瑰宝，是明朝流传下来的了不得的文化成就，而且经过“文革”十年还能大放异彩。当时也是动心起念，只是个念头，也不知道怎么做昆曲。
但是后来上海看完了就去南京。当时昆曲大家张继青老师在南京，张继青老师外号“张三梦”，因演出《惊梦》《寻梦》《痴梦》得名。我托人请她在朝天宫江苏省昆剧团演这“三梦”几折戏。真是巧啊！叶先生也在那里，我们一块欣赏的张继青大师的表演，登峰造极！我小的时候在上海看《牡丹亭》，三十九年后又在南京听到张继青的《游园惊梦》一段，这次好像冥冥中提醒我：这个剧是了不得的艺术。昆曲的艺术到张继青的境界是让人由衷佩服的。
血、泪、汗磨出《牡丹亭》
再后来两岸已经开放，很多昆剧院、六大昆班经常去台湾表演。很多大师都去表演，我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接触，越来越觉得这个艺术了不得。可是同时，这个昆曲危机，不止是从20世纪才开始。昆曲老早就开始衰微了，最兴盛的时期是乾嘉这两百多年。后来由于很多原因逐渐下滑，好不容易“文革”后，昆曲慢慢起来了，到了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因为商业文化冲进来了，而且第一线的老师傅们渐渐到了退休年纪，中间又留下断层。其十年、前前后后十几年的断层，整个是断掉的，人才是断掉的，昆曲这种艺术不是要学就能学的，这是师徒之间口传心授传下来的，一招一式传下来的，老师傅不能教了这个艺术就断掉了。
像蔡正仁、华文漪，他们的师傅——所谓的“传”字辈师傅有四十几位。据说二十世纪昆曲全靠他们传下来的，他们每个人身上可以有六百折戏，到了华文漪这一代每个人只有三百。后来越来越少，很快地消失，再加上断层就快没了。而且观众越来越老化，90年代那时候年轻人不看传统戏曲，尤其是昆曲。他们觉得昆曲就是“困曲”——睡觉的，节奏很慢，而且唱的是诗，比较难懂。所以观众老化，演员也渐渐老了。表演方式渐渐不大跟得上21世纪舞台的美学，我也觉得昆曲可能会渐渐衰微了。
不仅是我，当时很多香港、台湾一大批关心昆曲的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在我做青春版之前他们就在推广昆曲，只是规模比较小。大家都有这种焦虑担忧，怎么办呢？那我们来制作一个大的经典、大的剧目，以这个经典来训练一批年轻演员接班；二呢，以新演员新制作吸引年轻观众来剧院欣赏我们的昆曲。
这时刚好有个机会，2002年底我在香港讲昆曲，演讲四场。第一场在香港大学那还好了，下面两场都是中学，沙田中心里一千五百多个讲广东话的中学生，就不太好讲了。让一千五百个孩子不玩手机听我讲昆曲，怎么办呢？在大学教了29年，还从没教过中学，这是我教学生涯最大的挑战。这样吧，我想，我一边讲一边示范演出，找几个年轻俊男美女，他们可能还有些兴趣。后来我定了昆曲演讲题目——《昆曲中的男欢女爱》，就是为了吸引中学生。
因缘际会，刚好选中了苏州昆剧院小兰花班的小演员，四个演员演了几折。其中一折就是《游园惊梦》，俞玖林扮演柳梦梅。还演了《思凡》《下山》，《玉簪记》里的《秋江》，统统是一些爱情戏，而且是昆曲里比较有名的折子。那些中学生很起劲，他们没有打电话也没有玩手机，还问一些问题，说明朝时候那么大胆？我就讲晚明时很大胆。我想中学生都可以听，那么也可以吸引年轻的朋友们了。
后来我就觉得俞玖林嗓子很清亮，当然那个时候功夫还不到。但是扮相、气质都很像柳梦梅，嗓子也很好。传统戏曲找个旦角很容易，“一窝旦”。找个生角难得很，因为男孩子本来学戏就不多。小生很麻烦，那种古代书生的样子非常难找，高矮胖瘦都不行，手长一点不可以，脖子短了也不行！比例要求特别高，戏服脖子一长不好看、水袖甩起来也很高，所以找个生角很麻烦。但是俞玖林统统符合。
男主角有了，苏州昆剧院院长赶紧把院里面的女孩子个个扮起来，让我“选美”。在忠王府古戏台，那些女学生一起选美。一眼看中了沈丰英，苏州姑娘本来就水灵灵的，那个女孩子眼角留情，我们叫“眼角暗香钩”。杜丽娘这个角色是大家闺秀，不能乱抛媚眼，要很端庄，但她内心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所以要有流露出来的时候。我让他们扮上演了一段，非常般配，很像汤显祖笔下的男女主角。
这个比较特别的是两岸戏曲精英共同打造的文化工程。台湾那边这几年培养出了一批舞台工作者、艺术家，还有舞美、灯光、服装设计、剧本。编剧本小组我是召集人，还有张淑香、华玮、辛意云。几个教过《牡丹亭》的专家一起合作五个月编剧本。我们编剧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传袭汤显祖的经典，不可以随便，抱着非常谦卑、虔诚的态度，原则上只删不改、尽量保留，像剪辑电影一样。55折戏怎么剪成27折，保留精彩的部分，编了五六个月。专家在一起好处就是大家都懂，不好的就是意见太多，调和一下整理出了剧本。
最重要的是请两位大师来。一位就是张继青，我看了她的戏很佩服！我去游说她，从南京到苏州来教。另外一个汪世瑜，年轻时候演柳梦梅出名的。我把他们请来，因为另外两个演员都是“璞玉”，需要磨，2003年开始我们磨了一年，从早到晚，朝九晚五。我也陪着他们磨，难怪会叫“水磨调”，这个艺术确实是要磨死人的，看了他们排演以后我对昆曲增加了十二分的敬意，真的是非常严谨，每一举每一动都是非常规范的，一点马虎不得。难怪这门艺术有这样高的境界。
我看过张继青训练我们的女主角，很严格。她平时都很和蔼的，教起戏来把我们女演员经常骂哭，一个水袖动作三十多次，到什么高度甩什么长度，笛音到什么位置，一板一眼。我们“柳梦梅”给汪世瑜老师操练得要跪了，戏服血迹斑斑——他留作纪念了，膝盖都出血了。我们这戏真的是血、泪、汗磨了一年才磨出来。
在台北演了六场，两轮。七千张票，一下子卖精光。宣传做得很大，压力特别大，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国际上知名的专家。如果戏演砸了，不光是我们戏的问题，昆曲前途攸关。没想到在台北第一次演的时候就引起了轰动。我很担心这些演员，他们没演过什么大戏的，在周庄演演草台戏一下子弄到台北大剧院，九个钟头大段大段唱，真怕他们忘词。居然没有忘词，下面人一直在拍手。我后来跟他们谈的时候，柳梦梅出场的时候手拿柳枝一直在抖，小春香也是膝盖在抖，不管怎样第一场很棒也就一直演了下来。
艺术的种子播出去了
惊梦的衣服是白的，是梦中的衣服。一个绣的是梅花，当然因为他是柳梦梅，女孩子身上绣的是蝴蝶，蝶恋花。我们的服装是一大亮点，是苏州的手绣，我们设计了两百套，非常有名，非常细致。讲到这我们非常幸运，因为这出戏投资很大，我们很讲究嘛，什么都要第一好，服装每一件都要几十万。我们非常幸运有一些非常有文化使命感的企业家，他们对我们非常的支持。手绣和车秀是不一样的，手绣那些花有层次的，一朵梅花有好几层，其实不同的红，看起来是立体的，车秀是平的。我们有十几个花神，每一个花神身上的花都不一样，都是绣出来的。
我们背景是抽象的，用的是背投。21世纪了，我们的想法是，表演艺术如果成功，如果引起共鸣，一定跟同时代观众的美学相符，如果它与同时代观众的美学不相符，它不会引起共鸣。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如何把科技跟舞台和有六百年的剧种结合起来是我们最大的挑战。科技用得不好的话一下子就会把戏破坏掉，所以我们这次非常节制，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遵循、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古典的基础上面我们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地融进去。《惊梦》这一场，背后都是姹紫嫣红开遍，如果她背后真的画着花画着牡丹，那就写实了。我看过《牡丹亭》的制作片子，它背后真有个大牡丹，而且是个霓虹灯的牡丹，而且还放光的，那个把我吓一大跳，那个不是昆曲的原则，昆曲的原则是抽象的、写意的、抒情的、诗话的，不好随随便便，昆曲的美学有一套，它已经有几百年下来，非常成熟完整的美学，不好随便去动它。
后来我们还带着戏去了海外，他们的剧评很严苛。那天我们在伦敦演得也非常成功，演了六场，两轮，很多很多知名人士去看。这个人是谁啊？傅聪！带着全家人去看了三场。这位先生，年纪大的这位老人家，很有名的，叫做David Hawkes，他是牛津大学的首席汉学家，是《红楼梦》的英译者。他是俞平伯先生的学生。他从Oxford，他从牛津来看我们的戏，看的时候他很高兴，他跟我讲：《红楼梦》里面也有《牡丹亭》。他用北京话讲得字正腔圆。他说他看我们的戏最喜欢杜丽娘。另一个是牛津大学Chinese Study Center的主任，他跟他品味不一样，他喜欢的是小春香。一个喜欢大家闺秀，一个喜欢丫鬟。我们在一个很有名的古老剧院，坐在中间那位是驻英大使傅莹，她去看我们的戏。她真的很用功的，她还先看剧本，看三天。她后来把她一群朋友都带去看戏，看完了以后她还用笔名写篇文章，说白先勇手上的金娃娃没有人接。她是有心的。
这是在伦敦演的那次，要英国人站起来拍手不容易的，他们也是非常热烈。最要紧的是他们那个《The Times》——《泰晤士报》，一个礼拜两篇剧评，非常肯定，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后来我们到希腊去了，参加希腊艺术节，在雅典。我们那一次很有意思，到了莎士比亚的故乡，到希腊悲剧的故乡去踢馆去。希腊人当然懂得看戏剧，这是他们的传统。
后来2009年在北大，这是我第三次进北大的。我记得那天晚上天寒地冻，零下九摄氏度。那天学生都热得不得了，看完之后，我好冷啊，穿个羽绒衣跑回去睡觉了，他们不放我走，几百人围在那里，我的感觉啊，就是要跟我讲一句话：白老师，谢谢你把这么美的东西带给我们。那我要听的也是这句话。我觉得那些学生看完以后，像参加到一种文化的仪式里面，脸是发光的。我想，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提升，看到我们传统的美——我希望，我们这些大学生，一生中至少有一次，真正接触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从此以后亲切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做昆曲也是，希望对看过我们的戏的人，无形中能给他们感应和启蒙。我刚刚来的时候，有一位观众说他十年前看过，在迎水道那边看过，今天又来了，可见是有影响的，十年后又跑来了。还有，前年我在纽约演出，有二三十个留学生跑来看，看完以后，里面有两个南开的，那个时候看过戏的，那个时候是本科生现在是博士生，一个念哥伦比亚一个念纽约大学。都跟我讲，因为那个时候在迎水道看过了，所以他们又来看，种子已经撒到那边去了，我也很高兴。
我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第两百场演出，非常成功。当时我们有个剧照展，我们拍了二十多万张剧照，二十多万张里面挑出来的，而且还用了光墙展出的。在北京大剧院歌剧厅里演的。两百场我们庆功宴的时候，这些演员大家都很高兴，走了两百场大家还是同一组人，很不容易，大家觉得很珍惜的。
2012年，CCTV给我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的奖，因为我推广昆曲有功。好了，十年，回到苏州去了。十年前，我们在内地头一次首演，2004年6月，在苏州大学，也是个好大的，很旧的厅。这些，“小兰花”（苏州昆剧院的演员班子），开始我跟她们结缘的时候，她们才二十出头，正是最青春的时候，现在青春不见了，不过演艺有很大进步，演过两百多场了。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苏州沧浪亭。
为什么到沧浪亭去呢？在2003年排演的时候，右边是沈丰英，左边是俞玖林。我们要演《游园惊梦》，讲那个戏词，讲那个戏的意境。游园是什么意义，杜丽娘在游园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十年前我跟他们讲，就带他们去游园。十年后，我们又跑去了。汤显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句戏词：“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开始的时候我给他们讲这个，都不懂，现在懂了吗？懂了。似水流年，一下子十年就过了。就在这里，忠王府的古戏台上面，当年我看他们两个扮上去演，我选中他们的，十年后我们又到了这个地方。大家都蛮开心的，做成了一件事情，全世界都跑过了，演了这么两百多场。
我们从2004年开始演，演到现在呢我们演了10年了，一共演了232场，我全世界都跑了，大江南北都走过，最远走到兰州、西安，最南到桂林、厦门都去过了。这些地方乾隆都没去过的。
我们在Berkeley演出，大概有两千多位子，大概有五成到六成是非华裔的。有意思的是，有些外国人看着也掉泪。我想，这些感动是因为爱情它美，美的经验是普世的。总而言之我们到美国去，有几方面考虑。第一个是外国观众的反应，第二方面就是报纸剧评的反应。让那几个大学，让学术界认识到还有昆曲这个东西，以前昆曲也去过美国，大部分是演给自己的同胞看的，这种主流的演艺场合，在西岸还是第一次。如果说当时趁着那时候一直再往下巡回的话，可能美国真的对昆曲有更大的兴趣。不过出去一次花费太大了，应该是政府送的，好像政府每年也送不少的东西出去，像昆曲这样，既然联合国都认为是代表作了，应该把它送到外面去。
平心而论，把我们的表演艺术拿到外国去，要真正得到西方人的佩服，真的不太多。他们可能捧捧场什么的，要他们真的从内心佩服，真的不多。昆曲在美国为什么他们真心佩服，第一是舞蹈，他们没想到舞蹈可以这么美，西方的歌剧有歌无舞，芭蕾美得不得了，有舞无歌。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昆曲是一个。它又不是音乐的形式，真的是非常高雅的艺术。所以在美国他们对这个的确是非常佩服的，他们觉得这个水袖动作怎么这么优美。我们的戏曲，有人说，那么慢，现在的爱情故事都是好莱坞式的，一拍两个小时。昆曲一折，眉来眼去二十分钟。有个剧评家说，他们《惊梦》那一场，勾来搭去的，两情相悦，不可思议。你想在舞台上面，男女相悦很难演。你用水袖勾来搭去，他用英文说so graceful，那么优雅。
我想，我们上次到美国去，到英国去，他们的反应真的蛮热烈的。我很高兴经过了考验，美国人、欧洲人都对我们的古老艺术完全能接受，不光能接受还能欣赏，而且非常尊敬，这个很要紧。所以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艺术，更应该保护。对我来讲，昆曲的意义，跟青铜器、秦俑、宋瓷的意义一样。所以每次演出不是演戏，而是一种文化的展示。我做了十年，中间有很多很多人帮忙，我非常感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有人出来扶一把，又走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现在转向昆曲的教育了，所以我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昆曲课，以讲座的形式，我每年去教他们一次，在中文大学也是，在台大，下学期，也是。希望昆曲在我们学术界，取得它应有的学术地位。它有那么高的艺术成就，在我们的大学里没有这个课程，我觉得很不应该。所以我试一试在大学里推广，至少同学们亲近这个以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会有所认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