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一峰 男，现为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嘉庚学院副院长，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含区域社会经济史、中外经济关系史、中国海关史、海外华侨华人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徐继畬
庚款留学生
洋务运动中的新式学堂
金陵机器局
主讲人：戴一峰 时间：二〇一四年六月 地点：厦门大学
1998年6月，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了一段话：
“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
对于他演讲中提及的石碑及其碑文，我有两点说明。
其一，该石碑并非当时的中国政府，即清政府所赠送。实际上，这是当时宁波地区的一批中国基督教信徒在传教士的提议和帮助下，响应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华盛顿纪念碑奠基时向美国各州、世界各国征集纪念物的号召所赠送的。
其二，克林顿引用的只是碑文中的一句。碑文全文如下：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 耶稣教信辈立石
合众国传教士识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
把传教士送碑说成清政府送碑，这且不去管它，这段碑文所提及的《瀛环志略》，值得研究。它是徐继畬于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843-1848年）间，在其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任内所编撰的一本世界史地名著。时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面对战败、开埠、割地、赔款的阵痛，一名清廷的封疆大吏，何以如此高调颂扬西方强国的领袖及其政绩。这不禁令我们深感疑惑和好奇：写下这段话的福建巡抚徐继畬是个怎样的人？《瀛环志略》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徐继畬又是在何种情势下，出于何种缘由说出这番话，其遭遇如何？历经百余年的历史风云之后，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连串的问题勾起了我们今天的话题。
名臣与名著
徐继畬（1795-1873年），字健男，号松龛，清代山西五台县人。其父徐润第，进士出身，潜心陆王之学，历任内阁中书、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职。徐继畬自幼承蒙父亲严格教诲，博览群书，悉心研习儒学经典，并曾随父寓居京师，师从著名文人高鹗等，因此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学的熏陶，形成厚实的儒学功底。
他18岁时入县学，次年即中举人。32岁时中进士，名列前茅，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步入官途。4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再越3年，即道光十三年（1833年），补陕西道监察御史。
徐继畬任职期间，时值清朝由盛入衰，官场腐败成风，时弊积重难返，他耳闻目睹，痛心疾首，“直言敢谏，揭露贪官，指陈时弊”，曾先后上疏揭露道府州县等地方官吏不理政务、专司钻营，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催征无度、中饱私囊等种种恶行，并呼吁杜绝各省督抚回护和钦差大臣调停的积习，以振纲纪。
道光十六年（1836年），徐继畬出任广西浔州知府。数月后，擢升福建延建邵道道员。他由此开始从内陆走向沿海，开始面对、接触和浸染东渐的西学，也开始从感受内忧转向面对外患，从而开始进入其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道光二十年（1840年），徐继畬调署与厦门毗邻的汀漳龙道道员。时值鸦片战争期间，厦门告急，徐继畬亲自率领军民沉着备战，扼守险要。次年7月，英军攻占厦门，他督军守卫与厦门一水之隔的漳州，遂对家人表示：城若失守，将以死报国。8月，浙江定海、镇海相继失守，他慨然长叹：“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米。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期间，他还著述《禁鸦片论》，详细论述了“鸦片之害与禁治之方”。
机会总是留给做好准备之人。目睹时弊之严重，外患之严酷，徐继畬殚精竭虑于探寻缘由和解决之道。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升任福建布政使，并以专员身份负责办理厦门、福州两个口岸的开放通商事宜。是年，厦门口岸开埠，他结识了美籍传教士雅裨理。在交往中，徐继畬不仅从雅裨理处获得许多世界历史地理知识，而且还获得雅裨理带到中国的地图册。显然，雅裨理向徐继畬打开了一扇开眼看世界的窗子。原本就对中国传统地理学——舆地学怀有浓厚兴趣和钻研精神的徐继畬，以从雅裨理处获得的地理资料和知识为本，并参考当时已经刊行的多种地理著作，编撰了《瀛环志略》的初稿《瀛环考略》。徐继畬在翌年七月自叙成稿经过时这样写道：“道光癸卯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镌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自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闻见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是曰《瀛环考略》。”
但或许因为初稿完成过于仓促，徐继畬对初稿不甚满意，《灜环考略》并未刊行。此后，徐继畬不断悉心收集中外、古今、官私的各种相关资料。他不仅从僚属霍蓉生处获得“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的两册地图以及“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而且自己也搜求得若干种。他还利用一切机会虚心请教西方来华传教士、官员和医生等各色洋人。尽管期间他已升任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公务繁忙，他仍利用公事之余，持之不辍。
正是凭借徐继畬这种虚心、认真、刻苦和务实的精神，在历经5年，稿数十易之后，《瀛环志略》终于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福建省城福州抚署刊行面世了。
《瀛环志略》全书近20万字，计分10卷，配有40幅地图，图文并茂。全书按全球、各洲、各国的顺序，分别详细介绍了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及其域内近80个国家的疆域四界、地理风貌、建置沿革、种族人口、风俗人情、宗教信仰、物产种类、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等等。尤其注重于介绍各国经济和政治的演化及现状，以考察其国势盛衰之缘由。是故，与一般的地理著作不同，《瀛环志略》其实是一部世界史地志。
怎么看与看什么
作为一部代表先进思想的先驱之作，《瀛环志略》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就此的研究不断扩展、深入，相继问世了多种论著。这里，我们拟转换视角，从怎么看和看什么两个方面来加以探究。
爆发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确实对中国社会的后续走向产生极大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惨败，朝野震惊。虽然绝大多数人在震惊之余，很快故态复萌，尤其是朝廷。清廷满怀祈望鸦片战争只是个意外，签订的《南京条约》也被视为“万年和约”，似乎从此依然可以做天朝上国的夜郎之梦。但是，毕竟有一些有识之士，感悟到了帝国的危机，希望看清楚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寻求强国方略。是故，开眼看世界便渐成了一种思潮，尽管还很微弱。然而，就开眼看世界而论，恐怕更重要的是：怎么看和看什么。所谓怎么看，指的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观念，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看世界；所谓看什么，则指的是看世界时的兴趣和关注的是什么，引起的联想和思考是什么，以及看后的感悟和收获是什么。就此而论，徐继畬确实有其高明、先进之处。这充分体现在他所著述的《瀛环志略》里。
看世界其实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话题。世界各种古代文明体都曾有自己看世界的心态和理念，是为其世界观念。我们的先人也不例外。这就是萌生于先秦的天下观。不过，先人的天下观并非仅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它更多地蕴含了政治意义、文化意义和伦理意义。它是个庞大复杂的观念体系，并且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变化。华夷秩序是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核心理念，朝贡制度则是其实践性制度安排，两者构成表里。
作为中国古代天下观核心理念的华夷秩序，是一个精华与糟粕共存的观念体系。其精华在于设计出一个天下一家、王者无外，和而不同、互利共荣的理想化世界；其糟粕则在于华夷分辨、以夏治夷的华夏中心观。历朝统治阶级为稳坐江山、一统天下而竭力宣扬华夏中心观，以致在明清时期逐渐演化成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思想桎梏，致使清廷醉心于天朝上国、万方朝贡的诱人场景，不能正视西方先进文明东渐、世界格局为之一变的新情势。
徐继畬自觉接受西学东渐带来的近代世界意识，以新的世界观念看世界。他因此客观地视中国为世界百余国之一，认识到华夏文明并非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也非世界诸多文明的中心。在《瀛环志略》原稿中，他原本依据这一观念将中国地图放在亚洲总图之后。只是由于好友张穆的极力劝阻，他才无奈地将中国地图挪到前面。他还一反当时朝野死抱“华夷之辩”观念，一律以“夷”字指称西方各国的做法，在《瀛环志略》一书中，除个别地方及摘引他人之语外，基本上不用“夷”字。甚至对于鸦片战争的肇事者英国，也不称英夷，而是称为英吉利。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客观、正确的看世界的心态，才使得徐继畬在开眼看世界时，能看到许多常人看不到的事物，关注和认知许多士大夫视而不见的历史发展动向。
始自十五世纪末，以葡萄牙为先驱的西方各国商业势力相继东来，并开始其海外殖民掠夺的历程。十八世纪下半叶以降，随着英国等西方各国工业革命的相继完成，一个世界性的工商业资本市场正在急速扩张中，以朝贡贸易体系为支柱的亚洲世界秩序正在遭到侵蚀，面临瓦解的危机，世界格局由此为之一变。
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名儒，徐继畬固然不可能完全洞察，并以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学术概念来描述这一变局的本质。但他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现象，并进而思考其缘由，探究西方强国富民之道。这正是他难能可贵之处。他在《瀛环志略》中不无忧虑地指出：“欧罗巴诸国之东来，先由大西洋而至小西洋，建置埔头，渐及于南洋诸岛，然后内向而聚于粤东。萌芽于明中，滥觞于明季，至今日而往来七万里，遂如一苇之杭。”“南洋诸岛国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他还看到造成大变局的缘由，在于西方各国不断向外扩张，或掠土殖民，或通商贸易，借此谋求经济利益，富国资源。他因此称英国“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并说：“欧罗巴诸国，皆好航海立埔头，远者或数万里，非好勤远略也。彼以商贾为本计，得一埔头，则擅其利权而归于我。”他由此看到西方诸国由海外殖民和商业扩张，以及发展国内工商业带来的富强。
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徐继畬开眼看世界所看到的令他印象深刻的新鲜事物。他在叙述英国时，特别介绍了其议会制度，称：“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并详细介绍了爵房和乡绅房（即国会的上议院下议院）各自的人员构成，职能分工，以及运作程序。随之强调：“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
他详细描述了华盛顿在率军获得独立战争胜利后，与众人共议创立总统选举制的情景。并着意引用了华盛顿的一段名言：“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而且还写下了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的被摘录在华盛顿纪念碑上的那段话。
作为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徐继畬透过《瀛环志略》所展示的新的世界观念和对千古大变局的敏锐察觉与清醒认知，是为晚清变革图强先进思潮的源头。
谤议与赞誉
徐继畬带着与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不同的心态看世界，并看到许多常人看不到，或不敢看，或不愿看的事物，这使得《瀛环志略》“甫一付梓，即腾谤议。” 扣在徐继畬头上的帽子有两顶：一是“夸张外夷”，一是“尤伤国体”。按时任京畿监察御史的史策先的话说，即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显然，那些抱残守缺，不愿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官员们，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夜郎美梦。足见其时，传播新的世界意识是多么艰难的事。《瀛环志略》问世三年后，新继位的咸丰帝以徐继畬在英人入居福州神光寺事件上处理不当为由，罢免了他的福建巡抚职务，内贬为太仆寺少卿。“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两年后，他被罢官归里。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再次惨败，帝国危机加深，呼吁变革的思潮迭起，情形才渐有改观。同治四年（1865年），徐继畬被重新起用，在总理衙门行走。次年，总理衙门主持重刻《瀛环志略》，并作为同文馆的教科书。此后的30余年间，《瀛环志略》不断被翻刻，刊刻本多达十余种，于是“不胫而走”，流传渐广，影响日深。从此后的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伴随着晚清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瀛环志略》对洋务派官员、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以及维新志士产生的影响，清晰可见。
洋务派领军人物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年）未涉洋务之前曾在写给左宗棠的信中指责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颇张大英夷”。然同治六年（1867年），开始兴办洋务的他“因《瀛环志略》关系现办通商事件”而两次仔细重读《瀛环志略》，并“兼画其图，抄其节略”。此后数年间，他一直致力于推行“师夷智”、“兴西学”的“自强之道”。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清朝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光绪二年（1876年）出使英国时，随身带着《瀛环志略》，用于对照途经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他惊讶于书中所述与亲眼所见是如此一致，深感敬佩而感叹：“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乎？”次年，他将记录旅途见闻日记题名《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刊刻出版。该书不仅如实记录了他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俗、宗教信仰、工商状况和政治制度，而且对此发表了自己的心得和评论。他宣称：“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因此主张：“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实在可以取法。”
另一位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在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1890-1894年）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时，同样随身携带《瀛环志略》，并从阅读中接受新的世界观念。他因此在出使期间，多方收集各种西方史地资料，“得数十册”，意图著述一本《续瀛环志略》。其后虽因猝然病逝未能如愿亲自完成，但根据其遗著所编辑的《续瀛环志略初编》依然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出版了。
维新派领军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同样从《瀛环志略》中吸收养分。康有为年轻时“涉猎群书为多，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光绪五年（1880年）游历香港，“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赢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而梁启超则自述，他光绪十六年（1890年）17岁时入京会考后，返粤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赢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后来，梁启超还将此书列入推荐的《西学书目表》。在回顾近代思想的发展历程时他再次指出：“外国地理，自徐继畬著《瀛环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
显而易见，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在晚清数十年间的社会变迁中，曾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正如晚清名士王韬所言：“方今光气大开，西学日盛，南北濒海各直省，开局设厂，制造舟舰枪炮，一以泰西为法，而域外之山川道里，皆能一一详其远近夷险，未始非中丞为先路之导也夫。”
两种图景的辉映
《瀛环志略》的问世，是徐继畬身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徐继畬历史性地成了这一产物的承担者。当我们以更为绵长、更为开阔的视野来回望这段不寻常的历史片段时，或许我们可以对它所蕴涵的意义有更为深刻、准确的理解和感悟，获得更为丰富和深远的启示。
始自十六世纪，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带来以史地知识为主的西学，如利玛窦的《万国图志》和《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等等，给明末清初的士大夫带了新的世界史地知识和新的世界意识。在厦门与雅裨理的邂逅固然是促成徐继畬撰写《瀛环志略》的重要因素。但徐继畬与雅裨理之间看似偶然的历史性对话，实际上是在上述长达300余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上发生的。
另一方面，十六世纪以降西方商业势力的东渐，给富有海外贸易传统的东南沿海商民发展私人海上贸易的机缘。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的兴盛，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帝国的朝贡贸易制度，而且也使得东南沿海的有识之士在亲身经历中感悟和接触新的世界知识，认知西来商业势力的强盛，以及环中国海地区地缘格局的变化，促成《海国闻见录》《海岛逸志》《海录》《海国四说》《裨海记游》《薄海番域录》《高厚蒙求》等一批著述的出现。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便是这一认知潮流的集大成者。
毋庸置疑，《瀛环志略》的产生，也与徐继畬个人的经历和素质密切相关。综观徐继畬早期的官途生涯，我们不难看出，从内陆调往东南沿海任职使他身处其时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中心，使他得以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接触、感悟新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为官期间对内忧外患强烈的感同身受，面对时弊所显现出来的刚正、清廉、较真、务实的品格和忧国忧民、疾恶如仇的情怀，则显然使他具备了编撰传世之作《瀛环志略》的优良素质。
历史长河川流不息，滚滚向前，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回望两个世纪前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经历的坎坷遭遇，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两幅历史图景：全球化图景与中西文化交流图景。
十五世纪末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被中外学术界公认为全球化的开端。此后的全球化进程，不断改变着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催生了沃勒斯坦所精心描绘的世界体系。十九世纪中叶，当中国的大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炮轰下被迫打开，徐继畬等一批先贤们开始开眼看世界。这段如水流失的往事留给我们的启示，不仅在于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且更在于必须保持理性的头脑，清楚怎么看和看什么。如果说昔日的先贤曾为开眼看世界经历了一番痛苦而艰辛的历程，今天的我们，面对当今日渐成型的多元化、多极化新的世界格局，理应具有更开阔、更辽远，也更清晰、更理性的全球视野。就是先贤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都曾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既留下许多误解和伤害，也留下许多硕果和佳话。今年春季习近平总书记的欧洲之行，透过演讲和著述，鲜明地传达了这样一种声音：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文化传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急速发展的今天，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乃是文化交流的正道。徐继畬等先贤们能够开眼看世界，固然是其时的内忧外患使然，但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高高耸立的华盛顿纪念碑上的那块镌刻着徐继畬170多年前写下的话的石碑，以及围绕这块石碑留下的种种佳话，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交流应秉承的理念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