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传
1945年生，河北保定清苑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从事明史、社会史文化研究。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主要著作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史》《走进晚明》及论文《明初商屯质疑》《关于明代民屯的几个问题》《〈明太祖实录〉三修本评价问题》等，参与并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中国通史》（明史卷）等工作，主编《明文化丛书》，并撰写其中《明朝文化概论》。
南都繁会图 资料图片
演讲人：商 传 演讲地点：浙江义乌商城讲坛 演讲时间：2015年10月
晚明社会转型最终伴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了，中国从此失去了一次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历史遗憾。回首明朝灭亡的那幕“天崩地裂”的悲剧，究竟谁应该对这一切负责呢？是张居正，还是万历皇帝？或者是东林党与阉党？抑或是那个时代从上至下的每一个人？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是改朝换代。每个朝代，长不过三百年，短不过数十年，便都灭亡了。自秦统一中国开始，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建立与灭亡，即“初”与“末”。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读历史，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不仅有“末”，还有一个时段被定义为“晚”，这三个时段即晚唐、晚明和晚清。
“晚”与“末”的不同之处，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晚”的时段相对“末”要长些，一般都尚有数十年时间的延续；二是被称为“晚”的时代，虽然出现颓势，但是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却十分繁荣；三是“晚”的时代，一般都具有社会变迁的特点。
被误读的晚明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晚”的时代中，晚明最具特色。因为晚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没有外来干预下的自身的社会转型。
今天大多数学者认同晚明时代始于万历时期，此距明亡，尚有大约七十余年，时间虽然不算长，却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最多彩的一幕。从传统观点看来，晚明时代是伴随着神宗万历皇帝的荒怠开始的，明朝的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弊端，尽显现于此时。而且历来有这样一种说法：明亡于万历、天启，而非亡于崇祯。也就是说，明朝自万历时起，其虽未亡，而亡势已定。
万历朝虽然社会矛盾复杂，社会问题繁多，但即谓之为明亡之始，则是只看到表面的现象，是对于晚明历史实质不甚了解的误读，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主要原因：1.清朝统治者为说明取代明朝的合理性，刻意夸大明朝的失误。2.明亡以后，明朝的遗民纷纷找寻明亡的原因，同时对晚明的政治与社会风气多有批评。3.清及以后的史家，在论及晚明的时候常常会与太祖、太宗时代相比，因此会认为晚明国势日颓。4.过去对于历史的研究，一般重于政治史研究，忽视了晚明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模式等方面的发展。5.对晚明发生社会转型的变化实质不了解。
晚明时代最主要的特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到了隆（庆）、万（历）间，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不仅在城镇，甚至一部分江南农村也出现了明显的雇佣劳动方式。我们在史料中看到一个名叫谭晓的农民，他采用收买抛荒田地，雇佣劳动，利用农林养殖等生产方式，成为农村新富裕阶层的代表。这条史料中的情况打破了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充分反映了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以及整个社会的变化。
晚明的时代特征
明朝中叶以后，明朝人的生活发生了转变，我们今天称之为“由俭入奢”。到了晚明时代，人们转为了追求纵欲与奢靡。这起初只是官员与商人们的追求，然后是自上而下，很快便影响到整个社会，造成“士风俭薄，民风奢侈”的世态。促进这种变化的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比如纸张的使用，洪武年间，国子监生们用过的课本和写过仿书的纸张，要按月送到礼部去，仿书发送光禄寺包面，课本送到法司，用背面作草稿纸用。到永乐宣德年间，年节烟火花炮还用旧纸制作，成化以后，鞭炮均用新纸。待到万历年间，官员们上任或者在年节时得到的贺卡，多不胜数，而且制作精美，极为奢侈：“郡邑上任，或遇令节，红帖积受，多至百千，今昔奢俭迥别。”（李乐〈见闻杂记〉卷二）伴随着经济发展，形成了奢侈的风气。这种风气表现到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我们从大量史料中看到，晚明至少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竞奢的风气，比如人们的穿着，“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摺，倏忽变异，号为时样。”（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再如请客吃饭，明朝中叶以前，一般人家是不请客吃饭的，即使偶有请客，不过家常便饭而已。明中叶以后，“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诸远方珍贵之品，稍贱则惧渎客，不敢以荐。每用歌舞戏，优人不能给，则从他氏所袭而得之，以得者为豪雄。”（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这里所说的通州，是南直隶通州，即今日江苏南通市，时属扬州府，较之苏松杭常诸地，犹有不及，然其风俗即已如此，且此种风俗，不仅限于南直隶、江、浙，当时的北方各地，也是“流风愈趋逾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万历〈博平县志〉卷四〈民风解〉）
晚明竞奢风气的意义不仅在于竞奢本身，而更在于对于社会奢侈风气的全新的论点，因为这才体现出了商品生产冲击下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现象。正当晚明奢靡风气盛行，而人多以为忧的时候，在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县）一个名叫陆楫的人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人们享受奢靡的同时，所有与此种奢靡相关的生产服务，也都从中获利，得到了奢靡者之利，因此也便养活了许多小民：“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这种公开为奢侈消费辩护的理论，明显代表了工商业的价值取向。
晚明政治的变化
万历十七年（1579）岁末，一份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骂神宗皇帝的奏疏成为晚明政治状况的生动写照：“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缠绕心身，臣特撰四箴以进，对症之药石也，望采纳之。”（《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
《明史》中记称：“会岁暮，留其疏十日。”看到骂自己的奏疏，留十日而不知所措，这要算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体制下的一件怪事。这显然不同于我们对明代专制政治的认识。
晚明时代，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许国就曾说道：“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万历二十一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奏立储事后，王锡爵与顾宪成一段对话更是对于皇权的挑战。锡爵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则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许国所论，是世风对于传统等级观念的变异；宪成的所言，则代表了当时部分士大夫不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观念，其内涵之中，不乏对于传统体制及专制君主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反传统与反君主专制的思想。
至万历中叶以后，社会舆论对于时政的批评，已经从官场而至民间，从少数而至普遍，从口喃耳语而至抵掌剧谈。内阁首辅沈一贯于万历二十六年所上揭帖中称：“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
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从积极方面看，推进了人文主义萌芽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学对于晚明社会思想变迁起到了理论基础的作用。西方学者讲到明代中叶以后思想遗产时总结了如下的要点：强调实践；对时代日用需要产生觉醒；提高历史意识；强调生命力及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愈来愈强调物质世界；倾向于批判性的理性主义；倾向深邃的人文主义；提倡三教合一的综上所述合潮流；寻找儒家本质；倾向古典儒家中“天”的概念或天主；更深入地研究古典作品；注重理性形而上学形式。
晚明人文思潮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旧时的等级，这在当时被称为“僭越”。打破旧日严格的等级，是向非等级的阶级社会，也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我们也因此可以说，晚明时代政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几点历史思考
晚明既然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在政治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但是明朝毕竟灭亡了。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总结晚明的历史教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国家权力异化 国家公权力，本为平衡各利益群体之诉求，解决社会矛盾之作用。所谓“异化”即其失去上述作用，而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公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无制度约束的税费征收。
其中最称典型者，莫过万历矿税之祸。万历矿监税使四出，固然出于神宗求利心切，而近侍无不以为此乃不可失之发财机会，加之官民中应和者及其间的掮客们推波助澜，终于将一个本可成为近代采矿业发展的机会导演而成为一场矿税之祸发生。
《明史》论此，称：“至（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明史》卷三百五《陈增传》）但其后事态之发展，则非仅为朝廷费用匮乏，逐渐发展而成为部分利益集团对于民间社会财富之攫取。
在中世纪的欧洲，关税起源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客商缴纳了这些捐税，就可免遭抢劫。后来各个城市也征收了这种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关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晚明时代的中国，显然不是现代国家，虽然它已经发生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领主和独立城市，于是路桥税便成为政府和掌握公权力者获取社会财富的最方便的手段。
万历朝此种设卡收税与矿监税使横行的结果是商贾不通，其结果一方面是国家按制征收关税因矿税之征而锐减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皇室财政收入却大幅度增加，即所谓“内帑嬴羡”，同时众多的矿税监及其附庸者也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一个名叫王临亨的刑部主事奉命前往广东审理积案。亲见并记录下了当地的税收情况：“岭南税事，从来有之，凡舟车所经，贸易所萃，靡不有税。大者属公室，如桥税、番税是也。小者属私家，如各埠各墟是也。各埠各墟，属之宦家则春元退舍，属之春元则监生、生员退舍，亦有小墟远于贵显者，即生员可攘而有之。近闻当道者行部，过一村落，见设有公座，陈刑具，俨然南面而抽税者。问为何如人，则生员之父也。当道一笑而去。”（《粤剑编》卷二）
“大者属公室”，“小者属私家”，这里面的“公室”与“私家”成为向百姓勒索财物的一个整体，因此也就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集团。所谓“私家”，非寻常百姓。如其岭南的村落，能设公座，陈刑具而敛财者，也必然是生员的父亲。这些权势人家虽然掌握公权力的程度不甚相同，其攫取社会财富的权力亦有所不同，但其总体利益却是一致的，因此当道者才会明知其违法，却一笑而去。
几乎与与同时，在英国发生了因税收引起的“贝特案”。公元1606年是万历三十四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对进口葡萄干征收额外进口税，引起一个名叫约翰·贝特的人反对并向理财法院起诉国王。贝特起诉理由是国王此行为违反了未经议会同意间接征税的规定。但是该案于1606年6月30日至7月7日，经过共8天审理后，四名法官判决支持国王在一般关税外另行收取进口税。这个案件虽以贝特败诉告结，却从此开始了议会与国王之间就征税问题展开的长期宪政斗争的开端。两年以后的1608年，由于政府将进口税范围扩大到了所有进口商品，其税收目的便不再是为了规制贸易的行为，而是为了增加王室收入，所以到1610年，议会下院便要求国王将所有未经议会同意而设定的进口税全部取消。此后双方在此问题上的斗争以互相的让步而得以暂时的缓解。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和英国的税收事件，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复杂的社会矛盾 社会转型时期旧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社会矛盾因种种变化而更显复杂。应对并解决此类矛盾，是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然而晚明社会矛盾复杂化的结果，却导致党争，造成上层政治混乱。
矿税监之四出，几遍于天下，而江南无矿富庶之地，尤为矿税监所觊觎，以为肥饱私囊之手段，民变亦随之而起。其中最著名者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闰四月临清民变。此中反映社会矛盾之信息甚多：有对游商小贩的强征，有以税收为名的勒索，有对富商大贾财产的权力寻租，有对于农民田地的侵占，有对地方秩序的破坏，有随意动用警力的失误，还有事后对于真相的隐瞒。从国家控制角度来看，这是因政府权力异化的行为导致的控制秩序的破坏。如果我们很难简单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间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这一事件。城市民变的主旨是希望政府调整政策，与农民起义要推翻政府的统治不尽相同。待到崇祯末年，农民起义遍及江北，而当年“民变”最厉的江南地区，却安稳不动，成为支撑大明朝廷的最后的基础。
晚明的“民变”，社会学称为“民众集体行动”。这是社会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事情，随着社会转型而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要求国家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任何政策的调整，都只能在新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之后，而很难在格局发生变化之前，尤其是社会转型利益关系发生快速变化的时期。但是如果政策不能随着新的利益格局变化，或者不能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就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并发生群体性强力事件。但是此类民众事件，不同于农民起义之类有阶级斗争，“民变”不以推翻政府为目的，只要求政府政策改变，以适应其利益诉求。
由于事出于利益格局的变化，一般来说，此类民众的“集体行动”起初多为经济因素所致，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利益背后的政治因素逐渐显露出来，此类事件也便由最初相对较为单纯的经济起因，发展成为民众对于政府政策不满的政治起因，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借以发挥人心之不满，则已成为一时难以转变的社会问题。
万历的前十年，是张居正的时代。内阁与宦官结合的首辅专权，虽然没有留给朋党多少空间，但从居正的夺情之争起，朋党政治也渐成明廷政治之主流。居正去世后，党争遂兴。
我们今天论晚明党事，即以东林诸党为主，东林诸党的形成，其实与士风的变化应有重大的关系。居正殁后，朝中不再有政治的权威，官员们为伸张自己的势力，相结成党，从上到下，风气甚至传入儒学，生员皆“以猖狂为气节，以结党为豪举。事关一人，乃倡通学而聚蚊雷之声，事关本学，乃联各学而成鸱张之势，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至于缙绅子弟，倚仗父兄，尤恣凶横。”
晚明的党人所争者，初以清流与当权之争，后渐成东林与诸党之争。虽然人多以东林为君子，以阉党为小人，而东林党人也确实表现出对于君权的限制和国家制度执行等方面的主张，但无论是东林，或是齐、昆、浙、宣诸党人，所争者皆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已，因此他们毕竟不可能真正成为公众利益代表。其所争论之焦点，皆传统道德之争，非社会矛盾之所在，党同伐异之举重在争夺主政的权力。且党人为此而多自相标榜，甚至哗众取宠，造成极为不良的政治风气。
明代党争之由来，乃自朋党而至党社，这本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东林党相对于阉党，无疑是正派且进步的势力，但是晚明党争与社会的结合，复杂社会矛盾在朝廷的反映，且也不乏投机者为沽名钓誉而攀附于东林、复社，最终将一场政治之争转变为利益之争，造成国家政治的混乱。
人文精神的缺失与社会不良风气的盛行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男耕女织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体制，遇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相应而生。许多因逐利而有失商业信誉的现象也就在晚明社会转型期相应而发生了。
一个名叫路克文的葡萄牙人来到了中国，他到南部中国走了一些地方，立即被中国的富庶震惊了。他在笔记里面记录下了当时一些集镇的情况。在繁荣的市场中，卖牲畜的商贩给牲畜吃喝，以增加牲畜的重量，卖鸡的小贩也会在柜台后面给鸡注水。
明朝人自己也看到了这些情况，而且南、北两京，苏州这些经济活动极为发达的大都会，也正是伪劣商品的销售地。当时商人书写刊行的客商指南之类的著作中，也有涉及假货的记述，特别提醒客商们注意。这恐怕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文化“基因”，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因子。每当发生社会转型变化的时候，这种社会弊端便会萌生，而并不需要人们去着意为之。所有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可以不花气力或者少花气力而一夜致富，这在当时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心态。商品生产在推动社会转型时，必然助长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晚明时代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浮躁时代。
这种心态表现在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虽不逮先辈，亦少涉猎，聚会之间，言辞彬彬可听。今或衣巾辈徒诵诗文，而言谈之际，无异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犹循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近来荡然，或与先辈抗衡，甚至遇尊长乘骑不下者。”（《建业风俗记》）再如记山东郓城：“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在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崇祯《郓城县志》卷二）
人文精神是近代社会变迁发展的基础。晚明社会由俭入奢的变化，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但是在这种社会发展变化中出现的不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而是因奢侈与僭越造成的人文精神的缺失。我们在晚明史料中看到的，虽然有自由与个性的追求，有平等与僭越的行为，“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所表现的不仅是浮薄，更是缺乏社会责任感与博爱精神的表现。
我们读到晚明史时一种从心底产生的不安，正是因为这种缺乏人文精神的风气，不仅在市民与商人当中盛行，并且也影响到了知识层。明人曾记书肆坊刻间印行历届科举试卷之事，以证世风之华实：“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钞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八）又谓“禾城谈时雍者，号继岩，世婴儿医也，神术冠一时。余宿其书舍，晨兴，约一时许，远近抱婴孩至者，不下四、三十人。视毕，无不与药辞金，大约十受二、三，此特小者尔。余通家徽人开典于禾，长郎中痘，痘本无恙，诸医故言不佳，索厚谢。与谈亦素交，夜趋视毕，诸医皆在，谈不敢明言。第曳主人远去，附耳曰：‘令郎痘好，不药无碍。’后果如其言。徽商设席酬以百金，笑而不纳。嗟乎！孰谓医仅小道哉？如谈，可以警贪风世矣。”（李乐：《见闻杂记》卷十）这些文化人的逐利，才是对世风最大的破坏。
我们看到西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抨击了宗教的权力。其中关于宗教代表人物的伪君子面孔与他们纵欲行为，是无情的嘲讽与揭露。但是晚明时代一部屡禁而不能止的奇书《金瓶梅词话》，其中的批评充其量不过是因果报应的陈腐观念，而字里行间对那些富家与官府之家的荒淫无度却表现出了欣赏与艳羡。低俗文化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对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引导。
纵欲成了晚明时代全社会的风气：所有的人都对那些利益集团们对于社会财富的攫取表示愤怒的同时，每一个人也都在想尽方法瓜分到尽可能多的一份利益。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在晚明竞奢风气的背后，不仅有商品生产条件下对于旧有观念的真正冲击，更突出表现了人们拜金与对于享乐的追求。明朝灭亡以后，有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先帝痛恶者贿赂，而当事者至以交际为端，甚有同乡亲故而不设一饭焉。借口功令己不敢出，盖亲故绝，则暮夜之金更无知者，其自便实甚，而不近人情之谤始独归先帝矣。大者如银子多换金子，金子重换珠子，盈千盈万，不可方物，即书帕不行而易以银杯，谓之上寿，皆自博古图中翻出新式，雕刻工雅，加三加五工钱，饱银匠之腹，亦何为者？余尝见一火房都吏，役满应得注选，乃揣摩主司好尚与忌讳，遍觅宣窑器数十只，价值百金，以献，而得一美缺主簿者，此亦世道之变也。（史惇：《恸余杂记》《贿赂之变》）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则从国家层面提出危机的原因说：
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奋然振作，简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积年废弛政事一举新之，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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