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读书是不可能一口气把一篇哪怕是分量极小的文字读完的，在阅读中肯定需要停顿，这就需要自己去断句。《礼记·学记》云：“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东汉郑玄注云：“离经，断句绝也。”唐孔颖达疏云：“学者初入学一年，乡遂大夫于年终之时考视其业。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唐韩愈说：“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由此可见，句读是古人读书的重要方法。由于句读不当而产生的笑话，自古就不胜枚举，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有如下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对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恶心，人多不说喜也。虽然，其所以得免于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独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审而是，固足矣。’”
明崇祯本《汉书》的标点和段落
据考古发现可知，我国古代很早就在写作、抄书过程中使用过一些表示句读的符号。如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甲本帛书中除了章首有圆黑点“·”作为章号外，一个完整的句子后面，也有一个不规则的小黑点，这应该是古人抄书时随手加上的句读符号。1972—1976年间，在甘肃居延考古队发掘出土的一批汉简中，除表重文的符号“=”外，还有“■”、“▓”、“●”、“W”、“∠”、“∕”等符号，它们均起着句读或后来标点符号的作用。如：西汉末年的竹简“吞北隧卒田恽∣（此为一朱笔符号）正月食三斛∽正月庚戌自取=卩”；汉元帝时期的竹简有“□□平●戊失亡货负●已失火□□”；破城子探方27中有“■右第二十九隧卒三□”，“■右卒三十桼人”；更始二年的竹简“茭滑戎∠王阳∠吕尚∠韩寿□”等。（以上材料均采自《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汉简中的这些特殊符号，都有它们各自特殊的用途，有的是起到后来“，”的作用，如“●”；有的起到“、”的作用，如“▲”、“·”、“∣”、“∠”等；有的起到句号的作用，如“卩”；有的则起到标识章首或分行、分段的作用，如置于行文起首处的“W”、“■”等符号；有些符号如“∽”、“S”、“▓”、“=”等我们还不好确切地断定它们在行文中所起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有些放置于文末的符号如“W”等，在抄写或书写时还特意用硃笔迹表示其特殊性；有些是两个符号连用，如“W”“S”、“，”“卩”、“△”“S”等，就非常令人费解。同时，在汉简中还出现了后世的逗号“，”和顿号“ヽ”等类似的符号，其作用也和后世的用途差不多。这说明，至迟在汉代，人们在书写或抄书时还是使用一些特殊的符号来表示句读，以便于人们的阅读的。
《说文解字》第五中有“”这么一个符号，许慎解释说“，有所绝止；识之也，凡之属皆从”。对此，历代学者都有解释。宋人徐楷说：“犹点柱之柱，若汉语读书，止，辄乙其处也。”清人段玉裁说：“此于六书为指事。凡物有分别，事有不可，意所存主，心识其处者皆是，非专谓读书止辄乙其处也。”朱骏声也说：“今诵书点其句读，亦其一耑也。”近人杨树达说：“即今所用之读点”（《古书句读释例·叙论》）。都肯定“”起码是一个句读符号，也就是说“”为“读”的本字，是把句子断开的一个标记符号。
句读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序》，云：“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高诱在《淮南子叙》中又说：“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由此可知，句读一词的出现至少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唐沙门湛然在《法华文句记》中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就是说“读”表明语意未尽而需要停顿，“句”表明文辞语意已尽。唐人刘蜕在《文冢铭》中说：“十五年矣，实得二千一百八十纸。有涂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珠围者。”清人罗汝怀解释说：“围即当今之圈，是唐人已有圈点之法而宋人则盛行矣。”（《绿漪草堂文集》卷16）这说明“读”在很早的时候就有符号来表示，而“句”在唐朝以前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专用符号。唐朝以后，我国的通俗读物开始普遍地运用“。”作为句号。
依据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我国句读符号使用规范的确立，应该是在宋朝。宋朝人岳珂在《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说：“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或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然亦但句读经文而已。惟蜀中字本与兴国本并点注文，益为周尽。”宋朝学者毛晃在其《增韵》中也说：“今秘省校书式，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中间。”“、”和“。”成为点读书文的正式符号，并成为今天顿号和句号的来源。后来，到了明朝刊本小说出现时，才开始增添了两个专名号：一个是人名旁加一直线“│”，一个是地名旁边加两直线“‖”，它们都加在直行字的右边。上述两种点和两种标号，就是我国最早的标点符号。元代，程端礼在其著作《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差不多确定了读书时断句的一些基本规则。程氏的这本书，具体地规定了“句”和“读”的区别，书中所言的句读符号已较为规范。至清代，学者对句读的研究用力最勤，成果也最多。尤其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还在其自刻的书如《广雅疏证》、《经传释词》等上，都自加了句读符号，从而开创了自己著书自标句读的先例。
古代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不仅为后人阅读古代典籍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且也为现代新式标点符号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载《光明日报》2007年7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