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二甲四名进士秦潮殿试卷（局部）
殿试，顾名思义，于皇宫大殿举行，且由皇帝亲自命题并主持之考试也；又称御试、廷试、廷对等，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施行的一系列考试中，属于最高级别的考试。
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成形于唐，定制于宋，集大成于明清。而殿试之制，则始于武则天。其于改大唐国号为大周之天授元年（690年）开科，在东都洛阳上阳宫洛成殿亲躬策士，开殿试之先河；直至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973年）方成常制。后经元明两代，内容多有损益，形式屡经变更，至清代最受重视，亦最为严密成熟。
清代，科举考试分为由各省学政主持之院试，每三年两次，中式者为生员，俗称秀才，头名称“案首”；生员有资格赴省城，参加钦派考官于各省会主持之乡试，每三年一次，即于夏历子、卯、午、酉年秋季，习称“秋闱”，中式者为举人，头名称“解元”；举人有资格赴京城，参加丑、辰、未、戌年春季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会试，习称“春闱”，中式者为贡士，头名称“会元”；全体贡士须再通过由皇帝主持的殿试而成为进士。进士又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约占与试者三分之一；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约占与试者三分之二；二甲、三甲之头名均称“传胪”。因殿试后，例由黄纸书写新科进士姓名、甲第及名次，并张贴以布告天下，故称“金榜题名”。也因此，殿试颇似鲤鱼跳龙门时之腾身一跃，又如长跑选手撞线前的全力一搏。
殿试时间，清初定于二月会试，三月发榜，四月初殿试。雍正五年（1727年）、乾隆二年（1737年），均因闰月，改在三月会试，四月发榜，五月初殿试。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定为四月二十一日殿试，二十五日举行宣旨唱名出榜之盛大仪式，史称“传胪大典”，遂成定制。
殿试地点，亦屡有变更。最初在天安门外，顺治十五年（1658年）后改在太和殿前丹墀（台阶）。遇风雨则移入太和殿东西两庑。雍正元年（1723年）起在太和殿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始，改在保和殿内，遂成定例。
试卷题目，为经史时务策一道，即以《四书》《五经》文中摘句为题目。策题以皇帝名义发问，评阅试卷官员称读卷官，应试者以臣子身份应答。文章格式为八股文，并限字数。清初多为三题，约二三百字，所询一二事；康熙以后多为四题，有时五题，约五六百字，亦有上千字者。乾隆二十六年（176年），改由读卷大臣密议八条中圈出四道为题。
殿试过程，以一日为限。按规定凌晨入场，日落交卷，即所谓“辰入酉出”。殿试前一天，全体贡士须先参加在紫禁城内保和殿举行之复试。复试毕，于四月二十一日应殿试，亦在保和殿。原则上皇帝应亲临考场主持殿试，旨在突出最高统治者“天下宗师”之地位，以及中式者“天子门生”之身份。而应试者自黎明即入，历经点名、散卷、赞拜、行礼等繁琐礼节，然后颁发策题。题纸用宣纸裱成，极为考究。每页长四十厘米，宽十二厘米，有红线直格，每行二十四字，要求每字皆须书写工整。考生逐一跪接题纸，到自己座位上开始答题。应试策文，不限长短，一般在2000字左右，起、收及通篇行文均有定式，并用正体楷书书写，且严禁添注、涂改。
试卷尺寸，据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先生所撰《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云，殿试卷清初用白宣纸裱四层，乾嘉以后加至七层。清初为十五开，前六开素页，备写履历弥封（弥封即将应试贡士之姓名糊住，以防考官徇私作弊），后九开画直行，备写策文。嘉庆后，素页只用二开，策文用纸减至八开。两面为一开，每开十二行，上有红线竖道，无横格。清初，试卷长约420厘米，高约48厘米、宽约18厘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改小，约长250厘米、高44厘米、宽11厘米。另发放草本一帧，尺寸略小，纵横与正卷相同，有横格二十四字，供应试者起草之用。试卷、草卷，均由礼部备办，于入场时唱名颁发全体贡士。
殿试评卷，先由读卷官代劳。殿试卷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用誊录。清代乡试与会试，均采取试卷誊录制度，而殿试试卷为考生亲笔。日暮交卷后，经糊名弥封后收存。至阅卷日，分别交予读卷官8人，每人一桌，轮流传阅，各加“○”、“△”、“\”、“1”、“×”五种记号，得“○”最多者为佳卷，再从中选出“○”最多之十本，进呈皇帝，钦定御批一甲第一、二、三名即为状元、榜眼、探花，及另七人名次。其余二三甲名次，一般由读卷官根据所得五种记号，依次排定。最后由填榜官填写。
贡士应殿试，原则上无被淘汰出局之虞。只是决定甲第、名次而已。其起因，可追溯至北宋。据宋王栐所撰《燕翼诒谋录》卷五载，因贡士张元当年殿试落第出走西夏，官至丞相，屡屡犯边，而成宋廷心腹大患。因此，宋仁宗赵祯嘉祐二年（1057年），变更殿试所行末位淘汰之法，以防文人反叛为敌所用之事，自此历代相沿，直至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馆阁体，是指因科举制度而形成考场通用字体，以乌黑、方正、光沼、等大为特点。明代称“台阁体”，清代改称“馆阁体”。首创者为明永乐时之翰林院侍讲学士沈度，其书法风格秀润华美，正雅圆融，深受成祖朱棣赏识，因而名重朝野，乃至片纸千金。上有好，下必甚焉。士子争相仿效，遂成标准书体。至清康熙时，圣祖酷爱董其昌书法；至乾隆时，高宗又推崇赵孟頫书法，因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主流书体尊奉赵、董为典范，而二人书法又皆以规整、圆融为特点，使馆阁体风格更趋圆润秀美。清代科举考试，比明代更重馆阁体，要求乌、方、光、大。一方面可体现出气象博大、笔势恢弘之美，而另一方面，亦难避千篇一律、陈陈相因之弊。当时士人，馆阁体仅为安身立命之入门功夫，书法则是毕生追求，故书法在馆阁体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特色，是传统士人之惯法通则。
殿试结束之翌日清晨，皇帝依例单独召见前十名新科进士，史称“小传胪”。而正式揭晓殿试名次，则安排在皇帝召见之后。由填榜官负责填写榜文，所用黄纸为表里二层，称为“金榜”，有大小之分。小金榜交奏事处，存于大内；大金榜则钤满汉文“皇帝之宝”玉玺，于二十五日传胪时，张挂于长安左门外，以昭告天下，咸使知闻。因“鲤鱼跳龙门”之典，长安左门又被称作“龙门”。
“传胪大典”，是科举时代国家最隆重的仪式之一。而放榜传胪之后，则有“状元游街”之盛举。届时，新科状元公须领诸进士拜谢皇恩，一甲三人直接授职，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并特允从午门正门出宫，依次经过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清门，至长安左门外观看张贴金榜。其后，状元公率同科进士赴礼部，参加专门为庆贺中进士登科而举行的宴会，唐、宋称“探花宴”，明代称“琼林宴”，清代则称“恩荣宴”。宴会之后，状元公尚需率众进士赴孔庙，拜谒至圣先师孔子。礼拜既毕，再赴国子监立碑，将新科进士姓名，泐于石碑之上。至此，殿试程序全部完成。
因清代科举分为文武两途，故文殿试之外，尚有武殿试，因其影响、地位及作用远不能与文殿试同日而语，于兹不赘。
因种种原因，近百年来，对科举制度之评价，往往妄言贬损有余，而客观公正不足。其实，正是由于有此行之千三百年，通贯十余朝代，超越地域局限、排除权钱干扰，唯才是举、据德立身的相对公平、公正、公开之严密制度，才使中华文明之火种生生不息、绵延不断；使国人对文化之尊崇深入骨髓，对圣贤之敬畏发自内心。而同等时间，同一地点，统一题目，举世瞩目，世评清议，相互监督，惩罚严酷，以及规则严格缜密，标准整齐划一等诸多因素之制约，几致欺世盗名、作弊冒滥之丑类鲜有所为，基本绝迹。而评判人才标准之确立，是科举抡才制度之第一要素。考试制度之要点在于规范竞争。八股文便是在严定程式，防止作弊，客观衡文，快速评卷的摸索过程中逐渐形成完善的应试文体。从考试技术和操作层面考察，八股文对保证科举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发挥过重要作用。应殿试者需要具备各种能力，能在整整一日之内，几乎水米不进，杂念皆无，屏气静心，文思泉涌，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不失一字，不错一笔者，其体必健，其艺必高，且意志坚强，以当天下之任，毋庸置疑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