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旨在唤起人们对世界范围内濒危、散失或正遭受厄运的文献遗产的关注。如今，全世界已有240多项档案文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中国的候选项目非常多，包括意义重大的甲骨文，而今年所选择参评的，是绘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这是怎样的一幅图，能够脱颖而出？
这幅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文物，为木印彩绘纸本，屏挂式，由8条幅纵向拼组而成，拼后全图版框高171.5厘米，宽452厘米。两个大图分别是南赤道所见星图和北赤道所见星图，外圈标有赤道和黄道12宫。在两幅主图之间及外沿，分别绘有《赤道图》《黄道图》等各种小星图14幅，黄道经纬仪等各种天文仪器4幅；同时在整幅图的首尾，还印有徐光启所撰《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叙》及汤若望署名的《赤道两总星图说》两篇长文。
它的唯一性是一目了然的：
它是现存于世的时间最早、尺寸最大的东方皇家御用星图原图。作为献给皇帝的作品，实用性之外无疑还有艺术再加工，木版墨印之后是填色，包括将全部星座镀成金色。据汤若望的书信记载，崇祯皇帝很喜欢这套星图，一直留在身边。到了清朝，该图被收藏于内务府，内务府舆图房的目录中就有记载。
星图由明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主持测绘，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等参与绘制，见证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图中所使用的数据，既继承了我国古代星图的内容，又吸收了当时欧洲天文学的成果。比如在此图上既有星座，也有星云，甚至银河系。比如在星座的命名上，凡我国古代已经组合、命名了的，就沿用原组合，并在图上写出其名称；凡我国古代没有组合、命名的恒星，则采用欧洲天文学上的组合法，并译出西方的星座名。在星座的测量与定位方面借鉴了西方测量法，更加准确。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幅星图是近代恒星天文学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从这幅图开始，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星图的形式和内涵都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历来有“知地者，智也；知天者，圣也”的表述。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明确地指出，对于以农业为本的社会而言，天文历法的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谁就有资格成为人民的领袖。所谓“观天象授民时”，天文学也是中国古代王权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天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极其辉煌。传说黄帝首创历法，《尚书·尧典》中已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载，证明在尧的时代已经确定一年分四季，并有闰月的设置。殷墟时期的甲骨文记载，殷人已能够准确地记录日食、月食和星象，将一年分为12个月。此后千年间，先后有近百种历法实施。但各种历法使用的时间并不长，出于统治的需要，改朝换代时，历法都会重新修正。但有明一代，一直使用的是元代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从16世纪末开始，对天文历法进行修正的呼声日益高涨。当时正好一批具有先进西方科学背景和专业天文学知识的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被还算开明的崇祯帝批准参与了中国的天文历法测制。《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诞生的背景，可谓千载难逢。
这种交流、这种参与并不总是能够发生。中国几千年的天文星象观测绘图史，基本上由少数人垄断。在晚明清初时期，由于西方先进技术的冲击，以及中国本身在天文学上的改革需求，才有了中西历法的融合，也使中国天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两位主要参与者——徐光启与汤若望。徐光启是中国明朝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在儒学、西学、天文学、数学、农学等领域均有相当的造诣，又官至高位，有足够的条件开中西文化交流之先河。在汤若望之前，徐光启的另一位好友利玛窦已经在北京逝世。我们学习的那些几何学基本词汇如点、线、平面、对角线就是由他和徐光启辛苦翻译过来的。正是在利玛窦、徐光启和汤若望的影响下，晚明士大夫研习西学蔚然成风，先后有150种西方典籍译成中文，西洋近代天文、历法、物理、医学、水利诸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中国；而在利玛窦之后，以汤若望为代表的更多传教士以数学家、建筑家、宫廷画家、舆地学家的形象走入中国宫廷，他们写下了更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仅17世纪出版的单行本就有66种。
中国拥有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这些年成为世界记忆的中国档案主要有《本草纲目》、古纳西东巴文字手稿、《黄帝内经》、清代科举考试金榜、元代西藏官方档案等九项。但它们并未有多少涉及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之间不同寻常的相遇，往往伴随着冲突与矛盾，而科学是建立对话的最灵活的手段之一，从这个层面上讲，《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自有其特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