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真修经发愿文 资料图片
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敦煌遗书，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打开了了解我国中古社会的一扇窗户。
敦煌写经的时间跨度，从4世纪一直延续到11世纪。在漫长的岁月里，不少经卷都变得残损破烂，需要修补才能继续使用。古人是如何修补佛经的？他们没有为我们留下详细的记载。幸运的是，敦煌文献中留存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多与一位和尚有关，他就是道真。
道真和尚俗姓张，约生于915年，去世于987年，生活时代是五代宋初，当时敦煌在归义军的统治之下。他是敦煌三界寺的僧人，负责管理寺院的佛经。在典藏佛经时，他看到许多年代久远的写经都有所残损，感到这是对法宝的不敬。再者，敦煌地处偏远，物资匮乏，佛经得来不易。因此，道真和尚发愿修补佛经。国家图书馆藏BD05788《佛名经卷第十三》上面，有一则道真本人题写的修经题记：“沙门道真修此经，年十九，浴（俗）性（姓）张氏。”这是道真19岁时修经的记录。
修补损坏的经卷，需要用到纸张。当时纸张是军事战略物资，非常难得，归义军政权专门设军资库司来负责纸的管理和支用。寺院里没有那么多素纸，道真便四处收集废纸，过期的地契、合同、公文、告示、档案，以及缺头断尾的佛经，都被道真收集起来，用作裱补或配补残破的经卷。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藏S.2952号的题记中，道真有过“纸墨难得”的感叹。
长兴五年（934），道真大规模配补、修复三界寺的佛经，发愿“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据敦煌研究院专家施萍婷先生研究，这次整理佛经，其全过程都在敦煌遗书中有所反映。道真和尚整理前三界寺原有藏经目录，现存敦煌研究院，即编号345的《三界寺应有藏内经论目录》。道真修整后三界寺藏经目录的初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即BD14129号《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S.3624《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是修整后三界寺藏经目录的定稿。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S.6225号正面，写有佛经目录：“集《大般若经》一部，六百卷，具全。又集《大般若经》一部，未全。《大般涅槃经》三部。《大悲经》三卷，具全。经录一本。”背面则写有题记：“三界寺比丘道真诸方求觅诸经，随得杂经录记。”据此可知，这是道真寻访、修复的佛经目录。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道真在934至935年间，也就是在他19到20岁这两年，整理、寻访、修复三界寺藏经166部，特别是把篇幅长达600卷的《大般若经》整理成足本，可谓功德圆满。这次佛经修补活动，堪称是中国古代记录最完整的图书修复活动，对于我们了解古人怎么使用、怎么保护书籍，提供了很多有益的信息。道真后来担任沙州僧政，是位阶仅低于都僧统、都僧正的高级僧官。他所访得、修复并整理的佛经，都成为三界寺的藏经，后来存入藏经洞，封藏千年，保存至今。
自从敦煌遗书发现以来，这批文物文献的来源，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要点问题之一。对此有过很多种不同的推测，比如避难说、废弃说等等。有关道真补经的零星资料，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修补古坏经文应是三界寺藏经的重要来源，藏经洞文献文物与道真搜罗古坏经卷和修补佛典的活动有密切的关联。
（本文节选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重点项目《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之《敦煌遗珍》，作者林世田、刘波，单位：国家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