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古代文学典籍的时候常常会碰到“总集”这个术语，例如说《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或者说《楚辞》因为地位特殊，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中单列一目，排在别集和总集之前。那么，什么是总集呢？
可以用两条边界线来划定总集的范围，其一，它乃是书籍之四部分类（经史子集）中“集”部的一种；其二，它是相对于“别集”而言的，其中包含着不止一人的作品。
别集是某一作者个人作品的结集。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云：“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自闾里，赋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辞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迄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这话大体是对的。“集”的出现晚于“经”“史”，也晚于“子”；大约总要到东汉，为个人编集子的办法才开始出现，魏晋以后此风渐盛，例如曹植就曾为自己编过文集，据其《前录自序》（《全三国文》卷十六）可以知道，这部《前录》收录了七十八篇辞赋，是从更多的作品中经过筛选删定而成的，可惜现在看不到了；既有《前录》，应当还有《后录》，现在更看不到。曹植死后，他的侄儿魏明帝曹叡于景初（237～239）中下诏云：“陈思王（按这是曹植的谥号）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这里特别提到“前后”，可知即使曹植本人未及编定其后期作品，也已由官方给他编定了，但一共只有百余篇，大约许多不利于其父曹丕和他本人的作品，如《七步诗》等等都被淘汰掉了。这就是所谓“寓禁于编”。
等到“别集”即个人的文集多起来以后，一般读者来不及看，这就需要编撰一些将许多人的作品各选一些精华集合而成的“总集”。这种选本比较早的有西晋挚虞编撰的《文章流别集》，他又为作家们立传，则称为《文章志》。《晋书》本传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著录《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史部簿录类另有《文章志》四卷。到这时《文章流别集》多出十一卷，当是后人有所续补；又将原先附见于《流别集》中“论”的部分抽出来与他的《文章志》合编为《文章流别志论》；而《文章志》仍然有单行者。挚虞编撰的这些书早已亡佚，从传世的遗文看去，则正如刘师培所说，“志者，以人为纲者；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作家论、文体论从此成为古典文论的两大热点。稍后另一位编辑总集并有所议论的名人是东晋的李充，他所编撰的《翰林》乃是类似《文章流别集》的大型选本，而其中“论”的部分单列出来称为《翰林论》，则近于《文章流别志论》，现在还能看到一些遗文。
《文章流别集》《翰林》一类早期的选本性质的总集后来都失传了，而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撰的《文选》岿然独存，并完整地流传至今，由于其中所选作家的个人的集子几乎都亡佚了，于是《文选》就成了人们了解和研究萧梁中期以前文学最重要的典籍。研究《文选》后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文选学”，简称“选学”，至今仍方兴未艾。
《文选》是赋、诗、文都选的，一共有七百多篇；稍后又出现了一种专门选诗的总集《玉台新咏》，影响也非常之大。萧梁中期以后到陈，有一场来势凶猛的“宫体诗”运动，读《玉台新咏》即可了解这一运动的概况和特色。宫体诗风一直影响到隋及初唐。
《文章流别集》《翰林》《文选》等等都是选集性质的总集，追求的是“精”，其中又往往显示选家的文学主张。另外还有一种以追求“全”为目标、以存一代文献的总集，这种书往往在规模比较大，并且在书名中首先标出一个“全”字。
出现得较早而且极其著名的是《全唐诗》和《全唐文》。这两部巨型“全”字号总集都是清朝官方安排编撰的。九百卷的《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涉及诗人两千两百多位，编成于康熙年间，康熙四十五年（1706）在扬州刊印，主持其事的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们充分利用明朝人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和明清之际大藏书家季振宜个人编撰的全唐诗稿本，稍加订补并统一体例，很快就编成印行了。这算是一项政绩工程，所以其中不免问题甚多。新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全唐五代诗》（周勋初等主编），后出转精，到2018年出齐以后应当可以取代《全唐诗》。
《全唐文》编撰的时间比较长，雍正、乾隆间就已经安排专人着手，到嘉庆年间正式启动，由董诰领衔，徐松、孙尔准、胡敬、陈鸿墀等专家主持其事，五十多人参与，工作了六年，编成一千卷的大书，收录唐文二万余篇，涉及作者三千多人。《全唐文》总体水平高于《全唐诗》，不过其中遗留的问题也还不少。
凡是标榜“全”的总集总归很难真正齐全，又容易出现各种毛病，实在不大可能一举而止于至善。后经几代中外学者的努力，为《全唐诗》补出的集外佚诗大约有八千多首，对于原书中录文有误、小传出错、编次不妥、体例未善等问题更多有订正。《全唐文》可补者约有两万多篇，与《全唐文》存文篇数大体相当，单是敦煌文献和出土墓志的数量就非常巨大；在录文、小传、编次、体例等方面，《全唐文》也还有些可以改进之处，尚待进一步努力。
在《全唐诗》《全唐文》之后，以“全”字起头的古代作品的总集陆续出现了多种，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等等，还有若干种这样的大书尚在编撰和出版的过程中。
总集的数量很大，情形也很复杂；下面举出六种略加介绍以见一斑：
《乐府诗集》 宋人郭茂倩编撰，一百卷，按乐府诗的性质分为十二类，保存了极其丰富的乐府歌辞，也有部分不能入乐的徒歌、谣谚和新乐府（唐代文人模仿乐府诗写成的新诗）。有宋刻本等多种刊本，现在通行的是余冠英先生审订的近人点校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
《古文苑》 相传为唐人所编，北宋人孙洙得之于佛寺经龛中，南宋人韩元吉整理为九卷，有南宋淳熙刻本；稍后章樵再加增补注释，分为二十一卷，有明代成化刻本。这两种本子均流传于世。《古文苑》是一部古代诗文总集，收周至南朝齐的作品二百六十余篇，均为史传与《文选》所不载。后者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会稽掇英总集》 宋人孔延之编撰的会稽（绍兴）地方的诗文总集，凡二十卷，前十五卷为文，后五卷为诗，共收八百余篇，按内容编排。原有旧抄本、《四库全书》本；今有邹志方先生点校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近年来各地注意搜集整理、重新出版本地历史文献，与《会稽掇英总集》类似的地方性总集得到高度的重视，例如在新近出版的《扬州文库》中就收录了《明广陵诗》五十六卷、《淮海英灵集》二十二卷等地方性总集二十六部。
《古文辞类纂》 清人姚鼐编撰的古文选本，凡七十五卷，按文体分十三类，收录战国至清的古文辞赋七百余篇。此书对确立桐城派文统、推进桐城派古文运动发挥过重大作用。有嘉庆初刻本、道光间晚年定本；后来有各种再印本，又有接着往下编选的次生性总集多种。
《唐诗三百首》 清代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普及型唐诗选本，按诗体编排，共选唐诗三百一十首，涉及七十七位诗人。此书兼收并蓄，不拘一格，“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题辞》），形成这样一部供家塾使用的启蒙读本。面世后影响极大，几乎家喻户晓。后来就此书做进一步工作的有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等等，近年来陆续推出的新加工本仍然层出不穷。
《古文观止》 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选本，共选清代以前的古文二百二十二篇，按时序排列，多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此书流行之广略近于《唐诗三百首》，鲁迅先生认为其影响同萧统《文选》一样不可轻视（详见《集外集·选本》）。并无特别见解的选本颇近于所谓“无我之境”，能够适应不同读者的一般需要，易得人心。此书新旧印本极多，且近年来有多种白话文译本问世。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学者吕思勉先生曾经用这本总集给中学生讲古文，其记录稿现已出版（在黄永年先生记录的《吕思勉文史四讲》一书中，中华书局2008年版），很可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