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日，“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第一辑新书座谈会在商务印书馆召开。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先生代表丛书编委会发言，谈及他心中对“跨文化中国学丛书”追求的理解。）
“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第一辑
理解“跨文化中国学”这个概念
这套丛书的书名“跨文化中国学”，包含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跨文化视野，一个是中国学研究，王宁先生已经很好地阐述了跨文化视野、跨文化学在中国阶段性的发展和它的主要脉络。
中国学的概念源于国际汉学，国际汉学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它的源头是当时来华传教士的著述。1814年，法兰西学院第一次开设“鞑靼-满-汉语言教授”讲席，正式开设汉学课程。这件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专业汉学教学研究，内容主要是研究汉民族的经史、文物、训诂考据之学。20世纪国际汉学的发展中，在美国形成了以区域研究为方向的“中国学”。在中国大陆学界最早关注国际汉学这一变化的，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在1987年设立了中国文化书院汉学研究咨询中心，但是在1988年1月的院务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根据梁从诫先生的特别提议，做了重要调整，一是用“中国学”，不沿用“汉学”；二是研究范围不局限在传统的文化范畴，而是包括文学史、艺术史、科学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民俗史、考古学、民族学等全范围多视角的中国研究。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庞朴先生担任了中心的主任，北师大教授钟敬文先生、北大教授赵靖先生、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和副馆长孔祥星先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杜友良先生为委员。两个月后的1988年3月，以庞朴为主编的《中国学导报》第一、第二期就向19个国家的1100个中国学研究机构和中国学研究学者寄送。这大概是我国第一份以“中国学”命名的研究信息刊物，向全球学界的发送。
跨文化机构在国内的建立，最早也是中国文化书院，1995年中国文化书院设立了它的分支机构——跨文化研究院，乐黛云先生任院长，后来就和北大、南大的研究机构联合出刊了《跨文化对话》集刊。所以这个追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国文化书院历史进程中，一直在往跨文化中国学这个方向推进。
理解“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的追求
这套书追求的是我们对文化和历史进程理解的最大包容和最高统一。
这个追求的背后是一种理性的关切，一种对如何发现中国文化特殊性与世界文化的共有土壤之间关系的关切。“跨文化中国学丛书”总序有这样一句话：“它不是发现中国文化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而是研究中国文化如何向世界展示那些有机的、活跃的、包容的、有效的特质。”
这句话要表达的就是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在《中国教给我们什么》里强调的一个跨文化视野的基本观点。汪德迈先生提出跨文化首先要注意避免把一些文化的普遍性相对化，关注那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比如“大家都用两条腿走路”，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一定要关注文化的特殊性；二是要关注的特殊性是扎在世界文化共有土壤中的特殊性。他说“要理解中国，与其铭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如去发现中国文化特殊性扎在世界文化共有之土壤中的根基。”
然而，理性的关切背后还有一种感性的力量，这种感性的力量就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忧思。研究跨文化中国学的不光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国外的学者，它是全球课题。但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我用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的话来表达。他说：“为什么我总是忧心忡忡，一方面我怕失去我们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也怕我们不能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所以不能不忧心忡忡。”
我想，正是这种忧思，推动着我们的一种理性的关切，那种理性的关切是我们去实现我们的追求——对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体现出最大的包容和最高统一——的一种内在力量。
特别致谢
首先董晓萍教授是这套书的发起人，也是这套书组稿、编辑中出力最多的人。对她的谢意和敬意是我首先要表达的。
二是要感谢出版者商务印书馆。我们都知道一个作品它在社会化过程中会获得一个社会生命，这是作者和读者一起创造的。萨特在晚年曾经发过一个感慨，他说大家都认可这一点，但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作者们说我的什么什么作品，又有哪一位读者会这样说呢？但读者是参与了这个创造过程的。
我在这一点上更要强调，在人类知识生产的社会化过程中，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出版者，在历史的纪念册中，在人们的追溯中也往往会被忽略了。
今年是《资本论》第三卷（德文版）出版130周年，是《物种起源》出版165周年，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337周年，但是今天谁还去记得这些著作最初的出版人是谁呢？这些在人类精神史上像恒星一样存在的巨著，他们的出版人都可能在记忆中被历史所疏忽，何况一般的著述呢？
出版者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史、科学史、思想史中没有获得一个理应获得的致敬，不能不说是一种文明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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