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章先生的，现在已不可考。本科的时候我对于他并不算了解，只是偶尔听老师或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们提起。当时我想，一个人能让这么多老师和学生同时对其肃然起敬，其为人学问必有不同流俗处。也许正出于这一点小小的意念，促成我在中文系读完硕士后主动打报告申请转至先生门下。
古籍所常常会被看作是中文系的一个研究室，不仅外系的人这么认为，大多数中文系的本科生也是这么想当然的。直到我读研后才弄清楚，其实从规格上来讲，复旦古籍所是完全独立的，章先生1985年复旦中文系主任卸任后便创办了复旦古籍所，一转眼二十年过去，现在古籍所已经成为中国明代文学研究的重镇。近年来和中文系的古代文学部分优势互补，组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行政、人事上仍相互独立），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影响更是与日俱增。不过对于本科生而言，古籍未免有些令人望而生畏，一个师兄便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你读研千万不要读古籍所，太苦太累，找工作也难。他顿了顿，又说，即使导师是章培恒先生也不要考。当时听着似懂非懂，但后来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进了古籍所，到现在也没有后悔过。
在中文系读硕士的时候曾经选修过章培恒先生和骆玉明先生合开的一门课，是关于古今文学演变的。章先生讲前半部分，骆老师讲后半部分。章先生个子小小，形态不扬，说话带有沉重的绍兴口音，并不好懂，但奇怪的是，他的语调似乎带有一种天然的节奏，能够震住全场。每次他一说话，全场都会变得肃静。中文系学生向来课堂纪律不好，但在章先生上课时，却少有这种现象。虽然章先生向来是鼓励学生大胆发言的，但也不知怎地，学生们都有点怕他，有话也不大敢说。这也难怪，别说是我们，听说连中文系和古籍所的老师都有点怕他的。所以章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令人敬畏。有次我在上楼时碰见他，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好，左闪右晃，竟慌得几乎摔倒。这门课我最后拿了优，这对平时不怎么认真应付上课的我来说并不多见。也许因为听了章先生的课，就会突然产生一种责任感吧，不把文章写好，自己心里首先就过不去。章先生常常会给人这种力量。
硕士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已经提交了直升章先生门下的报告，正在等待回复。一天在复旦的大门口碰到先生，见他颤微微地走过了，咳嗽得很厉害。我走上前想要扶他，但终是不敢，只是很笨拙地自我介绍了一下，表达了想入门的愿望。我忐忑地问，听说先生最近身体不太好？话刚出我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哪有这么问人家的身体的，更何况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不过章先生却没有生气，还带了点幽默感地纠正道，不是不太好，是很不好。顿了顿，又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会考虑，但现在我的身体很差，常年在医院里住着，你跟了我恐怕也很难学到东西，你自己要想清楚。我说我会认真自学的。他又咳了两声，说道，再看看吧，如果我身体有所好转，就可以带你，如果身体恶化，那就只好抱歉了。说完他背转身去，说，我到校部去一下。留下我在原地怔怔地想了很久。
后来我终于如愿与偿，成为章先生的弟子了。但一来因为他身体不好，二来也由于我性格内向，我跟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博士第一个学期，已经过了四个多月，我居然没有去找过他一次。而章先生也似乎把我忘了。后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再拖下去我博士就白念了，于是赶紧去找先生。先生听说我要来，就约我下午见面，我本以为师徒俩的第一次见面肯定是拉拉家常的温馨场面，所以也没什么准备，就浑身轻松地去了。谁想到他一见我，劈头劈脸就问，你既然研究文学，那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什么是文学？语气颇为严肃，我当时一下子就慌了，脑子里翻江倒海，在琢磨章先生到底是什么意图。我试着说了一下经典教材上的答案，看他似乎颇不满意，又开始换说法。这方面的文学理论的书我还是看过一些的，所以我连着换了四五个答案，从曹丕说到韦勒克，但章先生的表情却越来越严峻，他打断我的话说，我考你什么是文学，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是想知道一下你自己对文学的看法。文学的流派很多种，文学研究的理论也有很多种，你用哪一种方法去研究，我并不想干涉，只要认真去做，都会有所成就。但你现在东拉西扯，逻辑混乱，全无主见，满足于各种理论的生吞活剥，这样做学问，又怎么能成功呢？我当时被说得冷汗直冒，入门前就听说章先生的弟子是复旦读文学的学生中最辛苦的，现在看来果然。章先生见我十分尴尬，慢慢把语气放缓了，说，研究文学，没有理论功底是不行了，我看你对西方理论很有兴趣，那你不妨认真学一下这方面的东西，将来以此来做研究，也未必不是一条新路。从明天开始，我让谈蓓芳老师跟你一起学西方文论，你学完后再来找我。于是在接下去的大半年里，我跟章先生几乎没什么见面的机会，而是躲在古籍所的小会议室里跟谈老师学习西方文论。谈老师其时刚从美国游学归来，对西方文论也很有兴趣，我们年龄相差也不算很大，面对她远比面对章先生压力小，所以我倒是也很乐意。就这样从冬到春，从春到夏，我们从超现实主义到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海阔天空地神侃，有时候也忙里偷闲，谈谈我们共同喜欢的电影。日子过得慢悠悠的，简直有些快活不知时日过的感觉了。
但是归根到底，我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兴趣不是很大，当时读古代文学，多少有点误打误撞的意思。本科毕业时，觉得自己古代文学方面的知识十分欠缺，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意识，就选读了古代文学。我当时的想法，反正自己对当代文学很有兴趣，即使读了古代也不会放弃当代，这样就可两全其美。我当时甚至存在着一种颇具野心的想法，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博学之人。现在看来，这种想法非常之可笑，但在当时却颇为认真。刚上研究生的时候，我每天的日常功课就是泡图书馆，广涉各种典籍，历史、哲学、文字学，也不管有无兴趣，反正通通都囫囵吞枣，能装多少算多少。可惜不是自己的东西终究不是自己的，我本非记忆良好之人，许多知识从脑中经过，也就如淙淙流水，轻轻地拂过苔藓，不留下多少痕迹。时过境迁，如今深夜独坐，回想往昔，看看现在，也只有抚膝轻叹而已。
但是我对读书的这种全身心投入并未持续多久，到读博的阶段，我开始检讨自己的兴趣，最终得出结论，我读古代文学，是完全选错了方向。试想一个一看到竖版书头就发晕的人，他又怎么可能去把研究古籍当作一生的事业呢。再从思维上讲，我生性懒惰，读书往往限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境界，缺乏持久的生挖细掘的毅力。我热爱写作，耽于幻想，自认文字的感觉尚可，但在理论的阐发方面，却是毫无所长，即使勉强写一些评论，也常常被讥为像是散文，而非论文。我越这样认真地琢磨自己，越是觉得前途茫茫，不知身在何方。章先生执掌古籍所多年，作为他的弟子，对于古籍的研究应该是基本功，而我也许连这些基本功都很欠缺。虽说只要有恒心和毅力，这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总是能补回来的，可我偏偏又缺乏这方面的心思。我最初有留在高校的想法，本来多少有点羡慕老师的清闲，觉得平时教教学生，写写小说，就算拿钱少点也是高兴的。但其时我却开始明白，像我这样的个性，呆在学校里也是误人误己。世态苍茫，诚然无所捉摸，可也只能囚居其中，我也许只能坦然面对外界的喧嚣红尘。
刚进古籍所的时候，我还有点纳闷，说起来章先生的著作并不多，早年一部《洪昇年谱》，中间一部《献疑集》，后面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其主要代表作了，跟一些大学教授动辄著作等身的情况大相径庭。但学术的成就并不是用数量来堆积的。章先生师蒋天枢先生，此公一生几乎没有什么著作，为人忆起还是因为晚年整理陈寅恪先生文集的缘故，但在业内一向有很好的口碑。而陈寅恪先生本人，著作也是寥寥。因此我想章先生的严于律己，大概也受到了师辈的影响。他有一次跟我们聊起国内研究《文心雕龙》的现状，叹息道，那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出来的论文简直没几篇可以看的！很是伤感。他自己写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带着问题去研究，论点明确，不作空论，而在论证的过程中更是逻辑清晰，如抽丝剥茧，层层推进，直达本质。《献疑集》中的有些文章，读起来可能有些枯燥，其观点也未必全为学术界所认同，但章先生所显示出的学术功底和治学精神却是大家都很敬佩的。而章先生在培养学生时，也特别注重学术基本功的训练。架子搭不好，练一辈子也是无用之才。他大概是这个思路。他参与主编的一些重点古籍，如《全明诗》、《古本小说辑成》、《近代小说大系》、《新编明人年谱丛刊》，都注意辑佚补缺，为学术研究提供方便。所里新进来的研究生，不管是什么专业，一般都要先上古籍整理的课，把古籍一本本地点校过去，而我在中文系读硕士时，就没有这种规定，每次到图书馆，我只是信马由缰，在漫无边际的古籍海洋中神游。
但章先生也绝非只讲考据，在文学观念的开拓上同样为人称道。当年他跟骆玉明老师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次以人性为中心解剖中国古代文学的历程，一时之间洛阳纸贵，顿时成为沪上最畅销的学术书。九六、九七年的时候，连复旦理科生见面也时常会互相询问看了《中国文学史》没有，可见其影响之大。一本纯粹的文学教材，能够引起那么大的轰动，这跟人们厌倦了沉腐的旧教材有关，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更新，教材的更新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以后出版的各类文学史著作，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因此说章先生编的这套文学史为同类作品的划时代之作，也许并不过分。但是章先生本人却并不满意，他觉得此书光谈人性，却忽视了跟文学密切相关的人的情感。因此打算以情感为主线，重新写一本新的《文学史》。此消息发布后，一时舆论大哗，不少媒体发表评论，指出章先生此举纯属为了骗钱。当时许多评论预测章先生很快就会推出新的文学史，趁着余热大赚一把。然而事与愿违，时至今日，新的文学史也没有推出。那么，是章先生写不出一本新的文学史吗？当然不是。事实上此书的上、中两册在前两年早已写竣，但对于关键的下册由于涉及到与新文学的对接关系，章先生十分慎重，数易其稿，反复修改，不到自己满意，绝不轻易推出。一晃近十年过去，我们若再回顾当时的争论，便会觉得有些媒体的评价太过草率，而忽视了学者的良知。
章先生近年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中国古今文学的演变。他一贯认为如今研究界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研究方法是很有问题的，有些问题需要打通来研究才能得到较为清晰的解答。对于这一点我个人尤有兴趣，所以我最早拟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今诗歌的演变。我自己写新诗，自信对现当代诗歌比较了解，而在古代文学中，我涉猎最多的也是古代诗词，所以我感觉自己应该能胜任这个命题。但将想法向章先生汇报后，他沉吟了一下说，写文章不能光凭自己的兴趣，古今诗歌演变这个题目范围太大，你可能做不来。我建议你不若找一个专题来研究，这样对基础性知识的要求会低一些。后来他帮我确定的方向是研究李渔。对于这个题目，我自己倒也是蛮喜欢的。李渔可谓是中国古代最富奇才的文人之一，他的天性、禀赋，都是那么令人着迷。而且对于李渔，由于读硕士时跟当时的导师江巨荣教授一起点校过《闲情偶寄》，也通读了他的全集，对他的生平、作品有相当的了解，若以此为题作论文，当不至有缘木求鱼之叹。另一方面，李渔被公认是中国古代极富现代气质的作家，西方学界对其一直很有兴趣，我跟谈老师学的那些西方文论的知识，此时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现在想来，章先生对于我这个学生，体现了很大的信任度和宽容度。只要我不去找他，他从来不过问我在干什么。一般的师兄师姐都上许多课以拓展知识面，但我除了必修课，没有多选过一门课。甚至章先生给其他年级的同学开的课，我也从未听过。我成天就躲在宿舍或图书馆里自己琢磨李渔。天长日久，有点走火入魔，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中了李渔的毒，就去找章先生，请他帮忙解毒。章先生对于李渔的看法，比一般人要高一些，比我要低一些。但他也从不强求我的观点要跟他一致，只要觉得言之有理，他更喜欢让学生自己去求证。
在学术界存在两种类型的老师，一种是发扬型的，就是对学生的优点进行引导，让他随着自己的兴趣去发展学术。另一种是纠错型的，就是对学生的缺点进行批评，让他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章先生的风格可以说是纠错型的。刚接触他的学生会觉得很紧张，甚至可以说害怕。因为每次见他几乎都有一种一无是处的感觉，自己辛辛苦苦研究那么久，原来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章先生对学问的态度很严肃，容不得学生有任何一点的骄傲和自满，不仅对我如此，对其他师兄弟亦然。我有一位师兄已经是教授了，但每次上课，先生对他从不另眼相看，有时我看着师兄四五十岁的人还被批评得那么厉害，心中真是七上八下。想学问这种东西真是无边无际，钻得越深，也许越发觉自己的浅薄。然而先生的批评都是对事不对人，大家对其批评也口服心服，有些时候甚至巴不得他多批评一点，才知道自己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就我自己而言，我虽然由于天资有限，不足以成大器，但在学习态度上，章先生对我的批评一直如影随形，不敢或忘，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也将始终提醒我反躬自省，不敢稍有放纵。我最初每次跟章先生谈话前，到他门口都不敢进去，总要踱来踱去好几遍，先把自己的思路理清楚才敢敲门，而敲门的时候手指甚至在发抖。但是几度徘徊中，我对于研究的态度却大有改善，我收敛起自己的粗疏和随意，一心钻进古籍的世界中，倒也慢慢琢磨出许多乐趣。
章先生在学问上是如此严厉，但在生活中却很和气。可能由于大家太敬畏他的缘故，开始都不大敢跟他接近，但越到后面我们就越放松了。他年轻时酒量很好，但近几年身体不好，很少喝酒，但仍喜欢看我们后辈喝。有时候他自己忍不住酒香的诱惑，便拿酒瓶盖装一点白酒，放在餐位前，酒虫动了就闻一闻。在酒桌上我们比较放松随意，常常还会跟先生开些玩笑。先生自己也喜欢跟我们讲一些他经历过的趣闻轶事，有时候大家还没被逗笑，他自己倒笑得乐弯了腰。先生本身的趣事也不少，比如他有一个很奇怪的风格，每次他请学术名宿来作报告时，总是听着听着就闭上眼睛，许久不动，完全睡着了的样子。最初见到这种情形时，我们都大为惊讶，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可以睡觉呢！前一阵看到南大一位教授的回忆文章，说章先生去当程千帆先生一位博士生的答辩委员会主席，程先生对其弟子的论文提了一些比较严厉的批评，搞得评委们都有些不好意思。只有章先生若无其事，居然就睡着了。而当程先生批评完弟子后，章先生也立刻苏醒，宣布答辩开始。其实后来我们琢磨起来，先生并非真的睡着，这只不过他独特的一种养神方式而已，每次当教授们作完报告后，章先生概述其演讲内容，总是逻辑清晰、重点突出，而这一切给人的感觉却好像他在做梦时听到似的，想想还真是有些神奇。
这几年所里进了许多小师弟师妹，章先生非常认真地给他们上课，让我们看了既佩服，又感慨。像章先生这种身份的教授，恐怕现在已经很少有给学生上大课的了，事实上他自己在中年后也很少有这种经历，但如今为了这些小师弟师妹却肯破例，薪火相传，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而且跟这些徒孙辈的学生一起上课，先生自己是否也感受到更多年轻的朝气呢？我记得博士论文答辩的那一天，吃完饭后先生对参加答辩的其他几位先生说，各位慢走，我就不送了，我下午还有课。一问是给一群硕士生上的大课。当时看着章先生头上的白发，心中顿时非常不舍。
章先生一直很喜欢武侠小说，他是大陆金庸热的开创者之一，早在八十年代就写过一篇《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对当时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金庸武侠小说作出了较高的评价。他也几次跟我们说他很想退休后认真写一部武侠。但他看来是没有这个机会了，他是复旦的终身教授，没有退休一说。他以所为家，以学问为家，学生就如同他的孩子，离开了古籍所他似乎总会觉得缺了点什么。他平时很少回家，打家里电话多半没人接，我听说他连大年三十都是呆在所里工作的。真正做到以学问为自己的栖息之所，这需要怎样的境界呢，我不能知。
章先生是绍兴人，他的性格也颇有些类似于鲁迅，爱憎分明。他批评人的方式总是直言不讳，不委婉隐瞒，这既是出于他的身份，也出于他的性格。刚接触时会觉得实在过于严厉了些，让人很下不了台。但事后大家都知道先生是对事不对人的，过了就好。而他自己对于批评，也很乐于接受。他今年已年至七十，但刚烈的性格一直未变。文革时他因此而受牵连，时至今日仍然会时起干戈，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使他改变性格。他对于一些看不惯的事情，总是直言，也因此遭受非议。有人很不理解，他都那么大的名声了，为什么不清高一些，让人人都把自己供起来不好吗。但这不是章先生的性格，他习惯有话就说。即使偶尔说错了话，也在所不惜。我是这样理解的。章先生的另一个特点是极不喜欢繁文缛节。关于这一点，流传着许多经典的段子。有传说他每年过年都要东藏西躲，找个清静之地写东西，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应付那些前来拜年的人。就连我们这些在校的学生，平时也养成习惯，过年过节不怎么去烦扰他，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哪有学生过年不给导师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的，后来问了师兄，他们说，章先生不喜欢这些形式。于是也慢慢习惯了。章先生学生众多，有些已功成名就，但他一向不怎么接受学生的礼物。而对于在校的学生，更是严格。有一年春节临近，放假前我们同门三人合起来给章先生买了件毛背心，其实也就几百块钱，而且师兄师姐都是有工作的人，但章先生坚决不收。我们急中生智，上课时我偷偷把毛衣放到角落里，想以此方式强塞给他。上完课我们就回家过年，心里早把这事给忘了。但第二年开春上课，章先生一见我们就把那件毛衣拿出来，让我们退回去。我们再三劝说也无济于事，只好悻悻然地收回来。章先生为人大概如此。
去年十月，我回复旦参加博士毕业典礼，按例想请先生吃顿便饭。师兄师姐跟我说原来先生不想参加，说反正同届毕业的其余几位学生都在上海，见面机会也多，没必要浪费钱，同时，他的工作也很忙。后来听说我来了，才改口答应。因为我是远客，见着一次少一次。吃过晚饭，先生提出，要回请我们喝夜宵。那天晚上我很是惆怅，虽然平日我对复旦多有腹诽，但到离别季节，才发现我的爱恨早已跟复旦纠结在一起，斥之不去。先生对我不留上海，也许是有些遗憾的，我跟他解释说是父母的意思，他便释然。他得知我后天就走，带着歉意地说明天要接待客人，恐怕没法再见我了。翌日晚上，我跟沪上旧友欢聚，因为马上就要离开，正是离情满腹。到接近零点的时候，先生忽然打电话来，他先是抱歉地问我休息了没有，我说没有，正在跟朋友们聚呢。他很遗憾地说，那就算了，本来我今天的事情完了，想再约你出来喝喝咖啡的。语气仍是一贯地平淡从容，而我紧握住话筒，语音哽咽，却是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