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先生安徽桐城罗家岭人，名德厚[1]字耕望号归田，以字行[2]，所谓归田者，取陶野人“归园田居”之意[3]，可见其心意指归大抵在于恬淡自然、不与世事，观其一生治学亦以躬自砥砺、勤耕不辍垂范后世，余英时谓其为史学界的“朴实楷模”[4]，诚然也。先生论著精当，且卷帙煌煌，如《两汉刺史太守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为现代学人之佼佼者，先生史学思想、研究路数从中可大抵揣度，而先生又著有《治学三书》，尤以示人治学门径为己任，综合数端，先生之史学可概而略述也。
据先生自述其幼年对数理之学颇有天赋[5]，又对地理学饶有兴趣，后因机缘[6]而转入史学之门，于民国二十六年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章实斋有言“学问不可无宗主，但不可有门户”，详绎先生所撰《钱宾四先生与我》，可知先生之学实源于宾四先生。虽然耕望先生很早便专心于制度研究，大学毕业论文的选题即是《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后作为《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上编上卷出版，但真正为其日后治学方向做了决定性指导的，当是钱宾四先生来到武大后做的第一次讲演：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便是行政制度[7]。纵览耕望先生所成诸作：五卷本《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为易簧后及门弟子李启文所整理）当属历史地理；《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两卷四册《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当属后者；其他单篇佳作几乎无一例外[8]，晚年所编之论文集，即以上下分篇：上篇述地理，下篇述制度；与此同时耕望先生未能完成的几项研究计划《唐代人文地理》、《国史人文地理》也是围绕着历史地理的方向继续深入的[9]。对此，耕望先生自己和师友门生也有共识[10]。
宾四先生不仅为其点明了治学之路所在，还将一种“通识”的眼光传授于他：“现在人太注重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一个人无论是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就”、“中国学术界实在太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此种“磅薄”的气象、“通识”的要求，正是所谓国学的精髓所在，近现代学人莫不以此为治学标的[11]，而此种“通识”又是建立在专家之学基础上的，宾四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要先专精某一断代，然后来看通史，在这一基础上重新认识此段历史，续而再挑某一断代大下力气，回来再看通史，这样一段一段延展开来，最终豁然贯通、浑然一体。蒙文通亦有类似的看法[12]。耕望先生便如此的大力气去实践了，他也是从秦汉入手——这一点颇有宾四先生之风，先生亦曾著有《秦汉史》一书，然而耕望先生似乎对先秦之学未能深下功夫，于宾四先生学历史必以《左传》为柱石的观点[13]稍有不同——写出了《两汉太守刺史表》等作品，续而又将目光投向又一盛世唐朝，撰写了名著《唐仆尚丞郎表》，其后他又著有《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填补了汉唐之间的制度研究空白，虽然他没有写出通史类的著作但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和《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合编）和上述其他著作中已经体现了一定的通史眼光，从而在宋以前的区域内完成了从断代到通史再到断代的研究思路[14]，这些都是大角度、全范围的研究课题，而鸿篇巨制《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总结性地发挥了这一“专”与“通”、“精”与“博”的治学特色，写出了古代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说：“盖余为学，既详征史料作深入研究，又期广被于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特以强毅沉潜，遵行计划，深思虑、穷追索，不畏难辛，不求近功而已，”可谓“夫子自道”。其《治史经验谈》第一篇第一节便是谈“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可见耕望先生对此是如何的“情有独钟”啊。
如果前两者只是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的话，宾四先生更将一种治学精神贯穿其身：“我们读书人，立志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这是极高的学术境界。耕望先生于此似乎略有所悟而实得不夥。在撰述《唐仆尚丞郎表》的过程中，耕望先生发现了两《唐书》的若干问题，曾经有意仿王谦之之于两《汉书》对二书作重新校注，同时又因搜录了若干“唐史人文地理”的材料而想就此深入，两难之下，求教于宾四先生，钱先生意在后者：“把一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发挥自己的心得”[15]，于是便有了《唐代交通图考》的创写。但是，细揣宾四先生的意思，大抵在于有了一定的根基后，大可抛开细密考证的路数，从简单的史学研究上升到对国学全部问题做融会贯通的理解，将自己的精神注入其中，做到“有我之境”，即最高意义上的“春秋笔法”。而耕望先生却仍然用过去的方法，一条路线一个驿站的缀连史料、考订过去，耕望先生也意识到了自己未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余撰为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16]，故而他也似乎无法欣赏那些具有“有我之境”的上成之作，比如对宾四先生晚年力作《朱子新学案》，他便因不熟悉思想史而不置可否，而对陈寅恪巨著《柳如是别传》更是不屑：“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发泄一己激愤外，实无多大意义”，“几乎失去理智地作此无益之事”[17]。在耕望先生看来似乎只有那些可以最后板上钉钉、且具宏大规模的考证类著作才有价值[18]，实在是大有偏见，“人”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朱子新学案》、《柳如是别传》都是立意于“人”之精神与“史”之精神的探求，剔除了“人”，所谓“客观”的学问似乎不能算是第一流，故而在其师宾四先生的眼里，他始终只是一个专家，余英时反驳“他已经不是一个专家”的话[19]，大概只能看成他是几个方面的专家。似乎是因对“人”学领悟的不深[20]，耕望先生对中文出身之人颇有微辞，他在《治史答问》第十一篇中谈到：中文出身者不可能在史学上有大作为，只能搞学术史研究和史籍校订。如此的说法似乎太狭隘，这和其幼年数理特异而国学功底稍弱大概不无关系[21]。宾四先生在年轻时便熟读《文选》等书[22]，其在中学所任之课程都是国文而非历史[23]，大凡一流学者莫不是文史淹通，陈贻焮先生著《杜甫评传》不但综合诸家诗作详加编系、参合联串，且于地理、制度无不考订精审，绝不亚于出身史学之人，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入了杜甫的内心世界，从杜甫的眼中回看唐史兴衰，这似乎就比耕望先生那种简单地运用唐诗材料进行纯粹的史实考订要高明不少[24]。他在学术中始终没有在更高层次上灵动起来，而且也没有丝毫“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的想法，只是一个矻矻终日藏于“中研院”和港大的学者[25]。虽然业已“格物”而“致知”，在学术的高度上难有比肩者，但是似乎少了一份读书人对社会的责任，“治国”、“平天下”的认识在耕望先生身上难以寻觅。
如此看来，耕望先生似乎只是部分的继承了宾四先生的学问[26]，但却有着自己的风格。从他的诸多著作以及《治史三书》中，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其所勤勉一生的学术诉求就是“朴实”，而其所获成就便在于最大可能地复原了某些史实。他在《钱宾四先生与我》中多次谈到自己非常愚笨，不够灵活和机敏，而宾四先生则鼓励他：“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他于此受益菲浅“除了学术方面的引导与诱发，教我眼光要高远规模要宏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我的鼓励”，在这种激励下，他根据自身情况摸索出了一套十分朴素的研究方法：
其一：坚持用史料说话，“正史、政书及地理书之外，子、集、金石、简牍、类书、杂著等，诸凡当世或稍后有关之材料无不旁搜掇拾，取供考订”[27]，不仅如此其对佛藏[28]、笔记、稗官野史也颇为留意[29]。而又尤重正史，所谓“治中国史，正史仍为最重要之史料”[30]，精读耕望先生诸作，可见其对历朝正史特别关注，如《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唐仆尚丞郎表》，几乎大都使用正史材料，在世风纷纷唯新材料是求、慨叹可见史料发掘殆尽、不屑于精读正史的当代[31]，这一做法无疑具有极佳的拨乱作用。在研究过程中耕望先生不但近乎完美地做到了地毯式搜罗材料，他对选题的研究情况也是了如指掌，耕望先生《唐仆尚丞郎表·序》中短短几行字就把唐代中央行政制度研究情况的大概清楚地做了交待，“未入其门，先闻其声”，这使得研究者在一开始就对该书的研究价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虽然现在的学术著作和论文都有“学史回顾”的要求，而与之相较，眼光大抵狭隘许多，而在具体的考证过程中，又厘订和纠查出两《唐书》和既往研究中的几千条错误[32]，这样已经不是被动的接受和采用材料，而是辨正地考索史料，在更高层面理解史料，从而在坚实和灵活两个方面全面挖掘出可见史料的价值。
其二：在细读文献过程中，“聚集许多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33]。纵观耕望先生诸著，正可见出这一研究轨迹，如在《唐仆尚丞郎表》中，耕望先生仿照杜佑《通典·职官》的书法，按照官职等级，从“仆射”到“仆丞”、从六部“尚书”到“尚书侍郎”，将各种史传记载中的人物逐层系于官职之下，又将细密排比后的材料，缀于各人之下，如庖丁解牛一般将有唐一代中央“八座”行政制度的具体情况悉数解开；他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如法炮制，先标出一职位如“刺史”，后系若干史料以期说明“刺史”之诸多问题，然后再续说其州府佐僚，并系若干史料来说明“州府佐僚”之问题，这样如掰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深入进去，并与相关的“都督”问题比较阐发，从而对整个制度做了揭底性的细密研究；在《唐代交通图考》中他先描述一条交通线，然后结合驿站，一段驿程一段驿程的详加征引考订，再将所考驿程串连成线，极其清晰地揭示出若干鲜为人知的史实，续而再将若干条路线编织起来，形成了一张大网，将一幅生动的唐史画卷展现开来。耕望先生能够如此绵密细致、条分缕析地梳理和排比史料，似乎与其少时尤精数理不无关系，他在具体研究中经常不自觉地使用一些排列组合的方法，如在侨州郡县与实土诸州郡县的关系问题时就不厌其烦地列出了几种可能情况，其在考订长安洛阳交通线问题时也如是将华、虢、陕州之间的道理排比组合[34]。用如此缜密的思维进行精细全面地考订，自然收获丰硕、成果卓著，而且根基牢固，几乎无懈可击，如《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35]一文彻底理清了《通典·职官》中模糊误谬之处，揭示了唐代尚书省与寺监百司之间的关系变化，尚书省内部仆、尚、丞、郎之间的权利演变消长，从而可以更加清晰地鸟瞰整个唐朝中央行政制度的运动发展；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发前人未发之覆，揭示出魏晋地方行政制度中，除众所周知的州、郡、县三级，另有更高层级的都督区为人所忽视；《唐代交通图考》更是在精熟材料的基础上，复原出了唐代交通路线的重要部分；这样如此辉煌的成果，实堪“大问题、大结论”之称，怎不令人叹为观之。
其三，持之以恒，至死方休。耕望先生于一九九六年十月因脑溢血而病逝，他在归返道山前三个月写给友人钱树棠的信中称：“我由去年正二月赶写一篇论文，耗费精神太多。自后头晕屡发，精神困顿不堪。又患上‘百经逊’病，精神更是困顿不堪。近来策仗而行，亦是寸步难移，几乎随时可倒下……”[36]，而常日又是“每天工作，从不间断，故无所谓星期六、日休息”[37]，可见耕望先生确是耕耘到死学方止。回看耕望先生所成诸作，几乎都是引证浩繁、体大思精，若没有长期不懈的努力做基础，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做支撑，怎会有如此的成就？余英时在《中国史学界中的楷模》一文中说：“（《唐代交通图考》）在西方和日本都只能出之于集体实践之一途，即由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指导一、二十个助手分头进行。现在耕望则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他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了。”在学术界至为浮躁和腐败的今天[38]，耕望先生这种学术追求的纯粹精神、真理探究的忘我境界无疑对整个学界都是振聋发聩的。
上述几点，只是就大处着眼来看，其他具体的方法门径，《治史三书》言之详矣，可哺枵腹。耕望先生虽操劳终身，却每每不忘提携后学、解疑示迳[39]，既显学问渊源有自，又望精艺后继有人，张载所谓“为往圣续绝学”者，先生是也。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