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11年的何兹全，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与教学中，他淡泊自守，孜孜以求，在史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史学思想。
不倦探索 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何兹全着力最多的领域。他长期潜心于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于1989年完成了近50万字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学界称这部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论著”；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标志着中国史研究最新水平的新书”。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对中国文化的根源、走向、主流、未来等，也有许多深入的思考。其基本观点和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是史学界讨论多年的重大问题。何兹全在系统而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汉魏之际封建说”。他的这一思想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50年代，发表《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沉寂多年的史学界重新开始活跃起来。1979年第1期的《历史研究》发表了他系统阐述这一观点的文章，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第一，自战国以来繁荣的城市经济到汉魏之际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此后的几百年中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形态从交换经济演变为自然经济；第二，社会上占大多数的人的身份也从自由民、奴隶，变为半自由且隶属于主人的部曲、客等依附民阶级；第三，社会的中心问题已不再是土地兼并，而是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荒芜、人口减少和依附关系加强而出现的人口争夺；第四，半自由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更加紧密，地著问题得以解决。这四个方面是中国古代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典型现象，也是其“汉魏之际封建说”的主要依据。“汉魏之际封建说”从20世纪30年代萌芽到70年代末得到系统而全面的阐述，何兹全在对中国社会形态更替的深入研究中体现的执著精神、求实态度深为同行所赞许。与“汉魏之际封建说”相联系，何兹全提出战国秦汉古代社会说，认为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而战国秦汉是中国的古代社会时期。
探索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何兹全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思想，提出了中国国家的出现应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从萌芽到产生有个过程，不是氏族制度一分解、有了阶级，就是阶级社会了，国家就出现了。盘庚以前的商和夏属于氏族部落联盟时期。盘庚到东周初是氏族部落到国家的过渡时期，但氏族组织仍是它的社会基础。在部落联盟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早期国家”的概念。他从阶级分化、土地制度和国家形式三个方面阐述了春秋战国前作为“早期国家”的依据，认为这一时期社会仍以氏族部落为单位，还没有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氏族内部虽已有阶级分化，但矛盾还没有尖锐到出现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王的地位已经突出，有了王廷和群僚；氏族部落向真正意义的国家过渡，逐步接近国家，可以称之为早期国家。
开创寺院经济研究和兵制史研究。寺院经济和兵制史是何兹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两翼。他认为，中古社会是中国的封建社会，而寺院便是这个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中古时期的寺院不但是宗教的组织，也是政治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封建关系。因而，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寺院经济，具有独特的价值，有助于全面考察中国社会的构造，了解中古社会的性质。从1934年9月何兹全发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把佛教社会和寺院经济纳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之后，几代学者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成绩喜人。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何兹全主编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一书，反映了他开创的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对兵制的研究，何兹全同样倾注了很大热情。1935年发表《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一文，成为他研究兵制的开端。在文章中，他提出三国时期的州郡领民、屯田客、军户这三种领民是分籍分属的，属于不同的行政系统之下。就其身份地位而言，州郡领民为最高，屯田客次之，军户最低，进而廓清了三国以后具有社会显著特征之一的人口分割的基本概况、生产关系情况以及领民的社会作用和地位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何先生的兵制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一步。《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十六国时期的兵制》、《孙吴的兵制》等论文就孙吴世袭领兵制等问题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证明了十六国兵制是对魏晋制度的继承、北魏前期兵制是部落兵制后来受到汉族兵制及十六国兵制的影响、府兵制与北魏前期部落兵制有渊源关系等。在兵制史研究中，何兹全善于揭示制度的发展变化，总结制度变化的规律，从而使纷繁复杂的古代兵制变得清晰明确。
择善而从 形成独特史学思想
何兹全的史学思想既带有中国史学家群体的特征，又有其鲜明的个性。“择善而固执，上下而求索”，就是他史学风格的高度概括。
坚持唯物史观，执著而不教条。1930年，何兹全从家乡山东菏泽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在那里，他深受自由而严谨的学术空气所熏染。更重要的是，他得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并逐步将其确立为自己的史学指导思想。他曾诚恳地说过，在他读过的书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等。这些书使他懂得，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他在总结自己学术生涯的《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中概括说，任何历史现象，从纵的方面说，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点；从横的方面说，都是当时全面形势中的一环。不了解历史发展大势和当时社会全面形势，就不能真正认识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的本质。而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根，离开唯物史观，学问就是漂浮的，就会本末倒置。何兹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而不是教条。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科学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要执著而不教条；反映在史学研究上，就是要尊重史实，努力创新。可以说，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史学实践，是何兹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首要条件。
重视理论与史料并重、宏观与微观结合。何兹全始终对理论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他说，“要紧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也可以学，而且越学越能丰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越学越会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高明。”无论是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独到见解，以及魏晋封建说的提出，还是他的寺院经济研究、兵制史研究，都涉及到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国家的起源、交换经济、农奴制与封建社会的关系以及专制主义等。他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精神考察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寻找历史规律，既不生搬硬套，也不盲目附和。同时，何兹全非常注重史料，主张让史料说话，从中引申出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他重视宏观研究，倡导从世界史的大视野出发考察中国历史，强调以发展和全面的角度观察问题，同时指出微观研究不可偏废。
关注史学的普及与提高。像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何兹全也非常关注史学的社会意义。他提出，历史学有两个使命：一是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真实和客观发展规律，二是把这些认识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他认为，历史学的提高是重要的，这是历史学不断前进的标志；历史学的普及也是重要的，它关系到个人文化修养和民族文化素质的水准。“对于普及，我特别有热情。”这句话反映了何兹全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心迹与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