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唐德刚先生的骨灰洒入太平洋。
他在《晚清七十年》末尾曾有豪言：这个民族终有一日迈过“历史的三峡”，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莫非，他早就择定了归寂处？
读唐德刚愈久，愈能读出海外华人内心深处的寂寞。这种寂寞，是一种身在局外、牵挂局内，却又使不上劲、帮不上忙的寂寞。它藏在那些说书人式的嬉笑怒骂和夸张佻达里。
这个出生在民国、1948年去国的活泼的读书人身上，有种抹之不去的文化结构和“转型”痕迹。反映在其文句上，半文半白外加西文，比方这句：“不知经济社会之情、不通古今之变，而一味以文论文，则‘吠非其树’（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矣。”唐先生早年有本文集，叫做《五十年代底尘埃》。
10多岁时圈点一遍《资治 通鉴》
唐先生的国文底子是在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老圩的私塾打下的，他说自己小时候过目不忘，不但能背《古文观止》，还能背一般人不大读的《续古文观止》，10多岁时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
“我辈读红楼，始自十二、三岁，读之于童子军帐篷之内。夏氏读红楼，以四十余高龄，读之于海外大学教授皮椅之上也。”“读高中时，很多同学都能试撰诗词，文言自更不在话下。此事敝同学阚家蓂女士（匹兹堡大学谢觉民教授之夫人）即可作证。那时，我们的国文老师如对学生的诗词、古文作业，不能正其音韵，修其辞章，评其优劣，对不起，卷铺盖走路！”
这是1986年他与夏志清先生打那场一点都不风花雪月的笔仗时透露的。
19岁，唐德刚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校长是蒋介石。那是央大历史系的“沙坪坝黄金时代”，名师荟萃，柳诒徵、朱希祖、缪凤林、郭廷以、向达、沈刚伯、贺昌群、白寿彝、韩儒林、金毓黻等人都在那里教书，而唐德刚毕业论文《郡县起源考》的指导教授则是顾颉刚。
当时，唐德刚还仔细选修了旁系名课，颇为“沉迷”，如胡小石先生的《杜诗》与《甲骨》，赵少咸先生的《小学》和《音韵》，柳无忌先生的《英国散文选读》和《英国文学史》，俞大絪先生的《英国小说专书选读》等。
毕业后，他当过5年历史教员，1948年自费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欧洲史和美国史。当时，哥大也是名教授云集，唐德刚博士毕业论文《美国对华外交》的指导老师是大名鼎鼎的唐纳德教授( David Donald )。
做口述史，第一个对象是胡适
当时，哥大另一位教授艾伦·芮文斯（Allan Nevins）正在对各国难民以及革命后流亡美国的一些欧洲贵族作采访，录下他们所说，开创了一种后来被称为“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唐德刚毕业后留校，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的访问对象就是胡适。
胡适先生当时在纽约做寓公，有闲认真读后辈张爱玲的《秧歌》、姜贵的《今梼杌传》（即《旋风》）并回以长信；有闲到哥大图书馆里将《侨报》副刊也看个遍。夏志清后来评说，“胡先生有时间批阅这些，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
唐德刚帮胡适借书、查书、录音、整理回忆录，帮他处理杂事，也开车载他外出购物，时不时叫上一帮小兄弟陪师母打打麻将，体贴细心胜过今天的博士生。他年轻的胃口，常常一顿吃掉胡氏夫妇几天的食物。等到他后来成了家，但凡请客，也给胡先生打电话：“胡先生，今晚我们家里请客，菜很多，你有没有空？”先生会说：“有空！有空！”
做口述史时，唐德刚列了200个问题，吓胡适一跳，于是认真对待面前的小伙子和他提来的录音机，于是有了《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还细心留下日记，后来又写成《胡适杂忆》，让人们得见一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周策纵语）；疏疏几笔间，还让人看到了胡江冬秀女士的神韵：高大黑人贼子前来造访，正在做饭的胡夫人扬起手中锅铲，大喊一声“GO”，吓跑了专业人士；搬家，定要将雕花大床带回国，没有运输车，唐德刚等几位学生辈小伙子就扛着在纽约街头吭哧吭哧地走，汽车停他们停，汽车走他们走，终于把大床搬到码头。
那时的唐德刚，除了以助教身份被教授唤来唤去之外，还要面对个别西洋历史系教授–“他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
那时的唐德刚，一面花75美分学跳舞，一面内疚乱花了钱。他结识了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吴昭文，向她求婚，婚后以惧内闻名。一旦遭人取笑，先是默不做声，随即理直气壮：“我们安徽合肥人，自李鸿章、段祺瑞以下没有一个不怕太太！”
引人笑骂、引人泪下的夸张
有一阵，唐德刚用笔名给《明报月刊》写政论专栏，幽默活泼、气势磅礴，引得大家猜测作者。当时主编胡菊人与唐德刚本人都三缄其口，笑而不答。有一个人以法眼自居，以性命人头打赌，指唐道：“必是你写的！”此人是红学家周策纵。
早年与周策纵的交情，埋下日后因《海外读红楼》引发两位大老唐、夏（志清）论战的伏笔。
唐德刚的许多政论杂文，是在客栈中写成的，讲究一气呵成，不容打断去查资料核实。如学者杨奎松所言，唐先生也不是跑图书馆下死功夫的人，秘诀是“四两拨千斤”，抓住关节点放大渲染，再辅以心得，果然好听好看，颇合一班喜欢热闹的华人游子的心意——他们多半也有局内的牵挂，也是寂寞的。
治史加入文学笔法，倒不是唐德刚的独创。太史公写荆轲临诀一场，已用夸张。但唐德刚的独特在于性情，从他的笔尖流出来，成了“可爱的、引人笑骂、引人泪下的夸张”。他不动笔则已，一动笔必引动视听。在这种与读者互相试探后形成的风格里，唐德刚更多呈现的不是历史，而是他自己。
在他的行文中，常有“诸位”、“朋友”、“贤明的读者啊”之类的招呼，跟惊堂木“啪”一响之后那声“各位看官”神似。用今天的话讲，唐先生是有读者意识的。而今天他的隔代传人们活跃在各家讲坛，怀揣“四两拨千斤”的绝技，以飨看客。
他的《梅兰芳传稿》1952年在《天风月刊》亮相，1966年被《明报月刊》转载，后来又被台湾《艺海》杂志再用。他不仅写活了梅郎的手，还写出了家传的凝脂肌肤。胡菊人先生赞道：“写梅兰芳，没人写得比他再好了。”
与此同时，唐德刚的口述史范围已经扩大到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要注意的是，这是哥大的项目，是西方人认可的采访对象（唐德刚想做宋子文，就被否决），唐先生是领着美金做这些事的。而被访问者，根据西方人心目中的价值，也都一一定出价格，类似含蓄的受访费；访谈须整理成英文上交。所以，在中文本刊印之前，唐德刚亦是寂寞的。
根据台湾传记作家王丰的最新研究：
1965年春，唐德刚的传世之作《李宗仁回忆录》即将付梓，相关信息被国民党海外特务组织传到台北。
李宗仁要出传记了！台湾当局高度关切此事–从抗战胜利至败退台湾，李宗仁始终是蒋介石在党内的头号政敌。大陆解放，蒋介石乐得把内战惨败的全部责任诿诸“代总统”。李宗仁心知必须与蒋介石分道扬镳，远走美国，成为蒋介石政治前景的一枚未爆弹。
如今传来李宗仁写回忆录的情报，国民党特务机构担心他利用机会对蒋介石实施政治打击。为替“总裁”分忧，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主任陈建中，上了一份报告给蒋。可能因为当时唐德刚名气还不是很大，报回台湾的消息，称他为“唐德高”。在报告中，陈建中建议收买原稿版权，或“秘密将原稿拍照”，责成专人准备史料反驳其中不利蒋介石的言论。这固然属于消极手法，但对照日后蒋经国执政时期，特务单位派杀手狙杀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以惩治其撰写《蒋经国传》，显然高明许多。
因为这份机密报告，在唐德刚名满天下之前，蒋介石已对这位年轻历史学者留下深刻印象。
同样从西方人那里习得口述史方法的郭廷以先生，将此品种带回台湾，在“中研院”启动了一个浩大的口述史工程，后来采访对象延伸到普通人–黄克武先生在访问大陆时告诉记者，他们认为，记录普通人在战争流离中的经历、感受，与记录政要同等重要。而唐先生到晚年，依旧在津津乐道于那个不大肯对他说实话的张少帅及其身侧的醋坛子。
史学界有名望人士提起唐德刚，多半一笑：“妙趣横生。”史学界没正经认他是公开的事实。但唐德刚很可以自己博得的大众掌声、彩声，嘲笑那些自觉套上“学究枷”、皓首穷经默默无闻之人。可惜的是，唐先生的一些真知灼见，多半也在嬉笑怒骂和一本正经之间的鸿沟里淌过去了。
他穷究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除了《晚清七十年》，还有一部未完成的《民国通史》。
纽约的老先生们更冷清了
1960年代以降，纽约华人学者圈里有两位老顽童，一位唐德刚，另一位夏志清。只要饭局上有这二人，必是一唱一和，妙趣双倍横生。
夏公也是性情中人。当年他与王洞女士在纽约最豪华的旅馆Plaza Hotel（现已改名）举行婚礼。婚宴中夏志清对这家气派不凡的知名旅馆赞不绝口，兴奋之余，转过身来对唐德刚说，“下次结婚再到此地来。”
又有一次，在友人聚会上，一番拌嘴之后，夏志清对着出去打电话的唐德刚背影摇摇头，无可奈何地对朋友说：“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朋友，哪里还需要敌人？”
1986年，两人因为红楼梦、狄更斯、左派右派、中化西化拌起嘴来，动了真格。交手一个半回合，历时半年，双方都抨击了对方的治学方法及政治立场。唐德刚抨击夏志清“崇洋”、“极右”，而夏志清则还击唐德刚“胆大心粗”、“自不量力”，“唐德刚教授常在文章里开我的玩笑，我从不计较。二十四年的老友了，他要在笔上占我些小便宜，也就由他，反正不会有人相信那些并不可笑的笑话的……”到后来，你来我往的激烈言辞已涉及人身攻击，诸位看客心惊肉跳，生怕两位前辈扯下最后的帘子，将华人学者在西方立足之前的那点辛酸，将朋友玩笑亵谈间的那点帐帷私事也抖落出来。
半年后，在一次宴会上，20余位史学家、文学家、报人见证了两位老先生“激动地握手拥抱，眼中含着泪水”。热情扬溢的夏志清在熊抱唐德刚时，“在他的脸上作俄式亲吻”。
如今，88岁的夏志清先生少了拌嘴的对手，人在纽约的老先生们聚餐时，更冷清了。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 2009年45期
